人生就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程,我奉行着:要快乐、要热爱、要尽可能多的去经历各种经历,接触、参与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从这些平淡平凡的环境、事务以及人际交往中,感知着世间百态、千人千面。看到了阴暗与狭隘,才更能珍惜坦荡与真诚,站在了不同的立场,才会在其他角度生出同理心,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遭遇挫折困境,但我们也一定会得到收获。所以我亲爱的男孩,去体验去经历去接触吧,希望你在这段旅程以及以后的每一段旅程里,都能收获到你应当收获的一切[心]
【望岳谈|孔子与托尔斯泰“尼山对话”:战争与和平,忧思和答案】9月26日至28日,2022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办。活动期间,驻华使节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相关活动,这其中“孔子与托尔斯泰:跨越时空的对话”——孔子与托尔斯泰思想对话会引人注目。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前天晚上在草原上喝酒,又谈论起基本哲学问题的事情。
我认为最根本或者说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世界本原,Tommy觉得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文婕认为是人际关系交往问题,感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关注点,就很有趣。Tommy认为我跟他的问题其实就是哲学史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向,但其实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的探索历程本身就包含了这种转移,世界意义在人的视域里显现,而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翻译为由主体性向客观性的超越。在此含义上,确实可以说这三个问题就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过渡。
可以说,是人类揭示了世界的主观性的方面,值得思考的是文婕的问题:假如没有人,世界本身是否就会失去其意义,仅仅是作为一个具有物理因果性的恒常宇宙持续存在着?如果是这样,世界本原的问题似乎也可以用物理因果性来解释,那么所谓的意义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初步的回答可以像Tommy那样用科学的时代性来解释,在这一点上我跟他还挺一致;更进一步,Krisis里关于主客观主义的基本观念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说明。然而这些似乎仍然无法解释意义之意义的问题——意义之意义本身,究竟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反思还是哲学立场上的无穷倒退呢?
留待下次喝酒再议。
我认为最根本或者说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世界本原,Tommy觉得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文婕认为是人际关系交往问题,感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关注点,就很有趣。Tommy认为我跟他的问题其实就是哲学史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向,但其实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的探索历程本身就包含了这种转移,世界意义在人的视域里显现,而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翻译为由主体性向客观性的超越。在此含义上,确实可以说这三个问题就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过渡。
可以说,是人类揭示了世界的主观性的方面,值得思考的是文婕的问题:假如没有人,世界本身是否就会失去其意义,仅仅是作为一个具有物理因果性的恒常宇宙持续存在着?如果是这样,世界本原的问题似乎也可以用物理因果性来解释,那么所谓的意义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初步的回答可以像Tommy那样用科学的时代性来解释,在这一点上我跟他还挺一致;更进一步,Krisis里关于主客观主义的基本观念似乎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说明。然而这些似乎仍然无法解释意义之意义的问题——意义之意义本身,究竟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反思还是哲学立场上的无穷倒退呢?
留待下次喝酒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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