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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24小时# 【成都万事好，心更思洛阳！诗圣杜甫与洛阳，究竟有怎样的渊源[围观]】在中国，杜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他以笔写史，人称“诗圣”，西方学者将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今年，是杜甫去世一千二百五十年。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们对他的身世却仍难下定论。其实，杜甫的根与魂就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下，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前事与身后名，不妨到偃师杜楼看一看。

　　
▶️浣花溪畔初建草堂

　　48岁那年，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流落到了陇右一带。短短数月，饥荒和战乱就把他逼到了绝境。

　　他想带着妻儿回土娄旧庄，可洛阳被安史叛军占领了，他有家不能归。无奈之下，他决定南下到蜀地避乱，一家人在那里投亲靠友，说不定能找到一条生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杜甫一家终于抵达成都，暂住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僧舍里。“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在安宁繁华的成都，他们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

　　次年春天，在众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起草堂，在成都西郊安了家。

　　在《卜居》一诗中，他说：“浣花溪(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这位帮他确定卜居之地的“主人”，一般被认为是时任成都尹的裴冕。

　　裴冕是唐肃宗身边的重臣，曾官至宰相，与杜甫也是旧相识。在入蜀途中，杜甫就向他投诗求助。裴冕对故人的到来表示欢迎，还让各县的官员对杜甫多加关照。

　　杜甫建草堂缺资金，很快，一个当司马的王姓表弟就“携钱过野桥”，给他送来了一笔。为美化环境，他还“以诗代札”，以戏谑的口吻向萧县令要桃树苗，向韦县尉要松树苗……就连家里雪白的大邑瓷碗，也是他从韦县尉那里要来的。

　　草堂建成后，杜甫过了一段难得的闲适日子。偶尔也有客人到访，他有《客至》一诗，写得轻松愉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夏天到了，杜甫带着妻子泛舟溪中，看孩子们捕鱼、采藕，尽情玩耍。他的妻子姓杨，出自弘农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两人生了三儿两女，幼子饿死在奉先县，如今跟在身边的是长子宗文、次子宗武及两个小女。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在《江村》一诗中，杜甫描绘了草堂生活的美好。然而，他对故乡洛阳的思念从未停止，内心也因此备受煎熬。

　　“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可是，回家又谈何容易？

　　
▶️故友情深高适救急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因裴冕被调离成都，杜甫一家的生活又难以为继了。

　　他在《狂夫》一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为了温饱，他只得向时任彭州刺史的故友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彭州距成都不到百里，杜甫一入蜀，就与高适有书信来往了。这年秋天，高适从彭州调任蜀州，杜甫又从成都赶去叙旧，称“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两人相谈甚欢。

　　见到高适，杜甫难免想到李白。想当年，三人同游梁、宋，一起饮酒赋诗，何等意气风发！然而，现在他们的命运已大不相同。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进入永王李璘幕府，想借机建功立业，高适则得到朝廷重用。不久，永王发动叛乱，高适奉命平叛，李白也被下狱。在浔阳狱中，李白曾托人带信给高适，后来他虽保住了性命，但晚景十分凄凉。

　　如今，高适已年近六旬，且公务繁忙，但只要杜甫说有“急难”，他不会坐视不管。次年正月初七，他还题诗寄到成都草堂，称“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感慨岁月易逝，表达对故友的思念之情。

　　有了高适的资助，杜甫暂时衣食无忧，有时也会外出访友。可好景不长，四月，蜀中大乱。先是段子璋造反，后是花敬定作乱，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因此被治罪，高适替代了他，奉命镇蜀。

　　花敬定即花卿，本是崔光远的部将。他为人骄横，常僭(jiàn)用天子礼乐，杜甫曾在《赠花卿》一诗中讥刺此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高适为平乱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杜甫，杜甫也不忍再去打扰故友。这年八月，家中要断炊了，他一边为“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而苦恼，一边怀念少年时在洛阳的美好时光。

　　秋风怒号中，草堂的茅屋也被吹破了。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呐喊，即使身处困境，他仍心系苍生。

▶️严武镇蜀杜甫思归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镇蜀，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

　　对杜甫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严武是名臣严挺之的儿子，严家久居洛阳，与杜家是世交。

　　果然，严武对年长自己十几岁的杜甫非常照顾。在他的资助下，杜甫对草堂进行了扩建，生活有所好转。可是，当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代宗继位，严武又被召回朝廷，主持修建皇陵事宜。

　　杜甫一直将严武送到绵州，两人才分手。他没想到，严武一离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草堂回不去了，他只好在梓州、阆州(即阆中)一带漂泊，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再次镇蜀，他才又回到成都。

　　在《草堂》一诗中，杜甫回顾了徐知道叛乱始末，希望严武能引以为戒。严武则聘他为节度参谋，并向朝廷奏请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杜甫也被称为杜工部。

　　只不过，此时的杜甫衰老多病，思归心切。去年听说官军已平定安史之乱，收复河南、河北，他就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动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并自注“余田园在东京”。当时因故未能成行，他惆怅不已，后又说“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因此，在严武幕府数月之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春，杜甫辞职。四月末，严武暴病身亡，年仅40岁。杜甫也携家人离开成都，欲从水路返回故乡。

　　杜甫离开后，成都战乱频仍，到唐末时，这里已是一片荒芜。诗人韦庄访得旧址，在浣花溪畔“结茅为一室”，重建草堂，纪念杜甫。后来，杜甫草堂又经过多次重修，才成为今天人们见到的模样。

　　在成都的草堂，杜甫住了近四年。他对这里虽有不舍，但难抵对故乡的刻骨思念。“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生还洛阳？（洛阳晚报记者 张广英 文/图）

【大禹治水开三门】
#三门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俞琳
大禹治水，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多年艰难困苦，终于降服水患，造福四方，受百姓尊崇，被后世传颂。大禹与三门峡的名称颇有渊源，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来到三门峡所在的黄河中游，看见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挥动神斧，将大山劈开三座门，即神门、鬼门、人门，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三门峡由此得名。晚唐诗人黄滔的“三门九曲，竞呈升没之源”，金代文学家王渥的“大河三门险，神禹万世功”，金元之际元好问的“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等都对此进行歌赋。那么，这三门是如何形成的？司马光在《谒三门禹祠》中写道：“信矣禹功美，独兼人鬼谋。”所以，要想知道三门的由来，还要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说起。

涛涛洪水 泛滥成灾

禹，名文命，字高密，其父鲧为帝颛顼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舜帝时，禹曾代其父为崇伯，故称“伯禹”，又因禹开创了夏王朝，也称“夏禹”。此外，由于治理滔天洪水，造福四方百姓，还被后世尊称为“大禹”，这也是其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号。大禹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重要阶段，尤其需要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但是这个时期却偏偏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洪水。据史料记载，在尧当政之时，肆虐横流的洪水就包围了山岭，漫上了丘陵，甚至将大地分割，导致生灵涂炭。到了舜听政三年，大雨连绵不绝，山地丘陵崩塌，河流峡谷堵塞，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爱类》中更是用“大溢逆流”“尽皆灭之”来形容洪水的凶猛。滔天的洪水顷刻淹没无数的良田和房屋，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治理洪水成为重中之重。

斧劈三门 破山通河

尧帝时，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治理洪水长达9年，最终“绩用弗成”。究其原因，主要是鲧一味采用堵塞的方法，只知道通过修筑堤坝来阻挡洪水，土堤坝难抵汹涌洪水，水灾愈演愈烈。《山海经·海内经》中写道：“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中也有“鲧堙洪水”的记载。“堙”，指的就是堵塞之法。《国语·周语下》更是称鲧犯了和共工一样的错，共工采用“壅防”（即堵塞）的方法来治理水患，但是洪水依然四溢，为害天下，而共工更是从“水师”沦为“水害”。

为了进一步解决水患，舜帝采纳大臣的建议，任用大禹为司空，以平水土。大禹在吸取先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探察实情，总结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疏导分流之法。对此，《淮南子·要略篇》中写道：“（禹）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国语·郑语下》有载：“（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合通四海。”大禹运用疏导分流等方法成功治理了各地的水患，而“斧劈三门”则是其中气势恢宏的一段佳话。

当时，三门峡所处位置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之一。《水经注·河水》中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环山而过。”相传，大禹在此处治理水患，一座大山挡住了水流，他便用巨斧劈出三门，谓之神门、鬼门、人门，并形成了神岛、鬼岛、人岛、炼丹炉、梳妆台和中流砥柱六岛，疏导了水流，平息了水患。大禹以疏导分流之法，将原本横流的洪水引入大海，水患平息，四方安宁，孟子称其“以四海为壑”。

大禹精神 千古传承

对于大禹治水的功绩，《荀子·成相》中这样记录：“禹有功，抑下鸿。”《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有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左传·昭公元年》中更是有“微禹，吾其鱼乎”的记载。一些史籍甚至用禹迹、禹甸、禹域来指代中华大地，由此可见人们对大禹的敬仰之情。而大禹治水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传承和弘扬价值。

传承和弘扬大禹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根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无方，被舜帝流放到羽山而死。因此，舜帝于大禹应是有杀父之仇。而当舜帝命大禹治理洪水时，大禹虽然感伤父亲之死，却明白治理水患是天下大义，自己绝不能因个人恩怨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毅然决定临危受命。为了不耽误治水进程，大禹辛日娶涂山女，甲日即返回治水。之后，他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自己的儿子启出生都没有返家。大禹在和舜帝、皋陶讨论时，曾说：“子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葵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尚书·益稷》）。”后来，人们就用“辛壬癸甲”形容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

传承和弘扬大禹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大禹为了治水，可谓是劳身焦思，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为了实地调查各地水情，大禹冒着风雨，顶着严寒，身执耒臿，日夜奔走。因为长期的奔波和劳累，他大腿上基本没有肉，小腿上的腿毛也磨光了，手上的指甲也都脱落了，甚至得了偏枯之疾，以至于走起路来一颠一跛。后来，这种走路步法被人们称之为“禹足”。即使这样，大禹也没有放弃治水大业。腿脚不便，他便拄着拐杖四处勘察测量，连烧饭时都来不及放下拐杖，雨水淋湿了衣裳也顾不上擦拭、更换，就连帽子被风吹跑，鞋子脱落，也顾不得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争分夺秒抢占治水的有利时机。此外，大禹还号召大家节约勤俭、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住着简陋低矮的宫室，穿着粗劣破旧的衣裳，吃着粗糙简单的食物，尽己所能将人力、物力充分运用到治水上去。

传承和弘扬大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这句话恰恰就是大禹为后世留下的告诫，是大禹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大禹治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对于百姓的困苦，他都能感同身受，就像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在大禹看来，百姓如果不能丰衣足食，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因此，他常常提醒自己要“近民”“敬民”“养民”。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民间疾苦，关心百姓生活。对于居住在低洼潮湿地区的百姓，他让益给他们发放适合在这些地区种植的稻种；对于穷苦潦倒、居无定所的百姓，他让后稷给他们分发救济的粮食。这些利民爱民的做法，让百姓即使在灾荒之年也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出现卖儿鬻女的现象。

传承和弘扬大禹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宋史·河渠三》中记载：“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可见，大禹治水不是逆水而行，而是顺应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实地调研、实践探索来总结规律、掌握规律。为此，大禹拿着水准绳墨和圆规方矩，带着可以测时定向的工具，一路上“随山刊木”“行山表木”，测量高山大川的地势状貌，足迹遍布九州的大川大河。

通过考察和分析，他发现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适宜的措施来治理水患。例如，针对当时豫州各地的不同情况，大禹选择在三门峡一带破山通河，劈出三门，以引水分流；而在郑州附近则挖通淤泥堵塞的水渠，将洪水顺利导入到畅通的河道之中，以平息当地水患。

大禹治水体现的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更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的血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