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
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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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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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现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3日第7版
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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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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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现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3日第7版
【人工合成淀粉：迷宫寻途2000天】2015年初，还在国外访问交流的蔡韬接到了马延和的电话：“未来所里计划做人工合成淀粉的项目，凭空制造。”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库克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这个让苹果市值过万亿的男人都做了些什么？】提到库克这个人，差友们应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作为接替乔布斯的苹果现任 CEO ，库克在大众的眼里是一个商业鬼才，是一个有自己微博的男人，也是一个被国内网友称呼为 “ 厨子 ” 的人 （ 名字 Cook 与厨师的英文相同 ） 。自从 2011 年库克上任以来，今年已经是他管理苹果的第十个年头。而当初他和苹果签下的有效期为十年的合同，今年要到期了。。。大家先别急着伤感，今天这篇文章并不是打情感牌，而是和大家聊聊库克这十年究竟为苹果做了什么，有哪些众所周知和不为人知的事情。在库克担任苹果 CEO 的这十年，尽管没有出现乔布斯时代那么惊人的产品，但他确实让苹果赚了不少钱，是个成功的商人。苹果 2009 年至 2019 年的收入 ▼这个说法确实不假，但你要是觉得库克只是个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咱们把时间调回到 1998 年，库克当年 37 岁，是一名康柏计算机公司的采购和供应链经理。康柏电脑于 2002 年被惠普收购 ▼乔布斯认识库克后，他觉得自己和库克特别聊得来，库克也认定乔布斯是一个创意天才，于是他决定从康柏辞职，加入苹果。熟悉乔帮主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暴脾气，而库克却完全相反，属于人狠话不多的那种类型，简直就是一个莫得感情的社畜。。。乔布斯之前在管理库存的时候，他把两个月的库存期缩短到了一个月，后来库克来到苹果，这个狠人直接把库存期缩到了两天。。。而压缩库存除了能够降低成本之外，也能保证每一台电脑安装了最新的配件。除了库存期，他还把苹果电脑的生产周期从四个月压缩到了两个月。就这样，库克的位置随着他对苹果的贡献增加而提高，并在 2005 年成为了苹果首席运营官。到了 2011 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成为 CEO 。然而库克的出现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接踵而至的是对于他的质疑。因为库克实在是太低调了，尽管在乔布斯住院期间，库克就已经成为了代理掌门人，但他还是尽可能减少在公众露面的次数，有种闷声干大事的感觉。这就造成了苹果内部和外界的一种信息差，苹果所信赖的库克，在 2011 年的众人眼里只是一个陌生人，怎么能和改变了世界的乔帮主所相提并论，他配吗？差评君先给大家讲几个库克上任后知名度较高的事情，比如 2012 年的发布会。这是库克在乔布斯逝世后第一次在发布会上展示新品 —— 第三代 iPad （ The New iPad ） ，但这场发布会的反响并不好。。。人们觉得库克根本没有乔布斯的魅力，介绍起产品来十分严肃，新款 iPad 也没什么创新之处，只有一些常规升级。不过当年的果粉可能没想到，十年之后的 iPad 外观变化其实也不大。。。反响一般就算了，又正好赶上三星等安卓手机的竞争，结果 iPhone 的销量也不咋地。。。三星 Galaxy S3 2012 年 8 月美国销量超过了 iPhone 4S ▼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不看好苹果的时候，iPhone 5 出现了。iPhone 5 是自 iPhone 诞生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代，不仅屏幕变得更大 （ 长 ） 了，还首次采用了全新的 Lightning 接口。这也是乔布斯逝世后发布的第一款 iPhone 。接下来的 iPhone 5s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64 位 A7 处理器、改变人们解锁方式的 Touch ID 指纹识别、金色机身、以及堪称万恶之源的 iOS 7 扁平化设计。。。结果这两代 iPhone 的销量岂止是好，简直就是卖爆，iPhone 5s 一周就卖了 900 万台。。。有人骂库克吃老本没创新，有人说扁平化设计丑的一笔，还有人调侃变长的屏幕，但销量不会说谎，时间也证明库克做出的改变是对的。如果你仍然觉得这是乔布斯留下来的财产的话，那么 Apple Watch 可以说是库克亲自走的一步好棋了。Apple Watch SE ▼2015 年发布的 Apple Watch 是第一款没有乔布斯参与的新产品线，这东西最开始被人戏称 “ 苹果表 ” ，而且被很多人都嘲讽了，结果。。。Apple Watch 2019 年的销量超过了所有瑞士手表的总和。这块表和 2016 年发布的 AirPods 纷纷成为了众多苹果用户的新宠，销量一路暴涨。而这样的产品能卖爆，也多亏了库克的决策。但当时 AirPods 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奇怪的产品，这不就是把有线耳机 EarPods 的线给剪掉了吗。。。所以有许多人觉得要是按照乔布斯那个固执的性格，还真不一定能让 AirPods 这样的产品面世。。。差评君上面提到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包括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全面屏手机 iPhone X ，也都是在库克时代诞生的。并且在库克上任八年后，苹果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公司。这个巨大数字的背后，是库克上任 CEO 以来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结果。但让苹果真正在全世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是下面这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改变。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乔布斯的公众形象是比较高冷的，似乎除了在发布会上展示新产品外，就不怎么露面了。乔帮主对慈善之类的事情更是相当不感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PRODUCT） RED 系列产品算是乔布斯时代为数不多的慈善了。。。现在则会用来帮助抗击新冠疫情 ▼而库克的公众形象则和乔布斯相反，在他的带领下，苹果开始逐渐进入慈善行列。其中的一笔慈善资金，就包括苹果向斯坦福大学的医院捐赠了 5000 万美元。库克担任 CEO 之后的苹果在不断捐赠 ▼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苹果都在库克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慈善事业，这些举动理所应当受到了欢迎。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库克的慈善事业只是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受益了，那些为苹果付出劳动力，在产品线上努力工作的人们却面临着问题。啥问题？他们说给苹果组装产品的富士康工人住宿条件差，待遇也不好。。。如果放在以前，苹果不一定会理这件事，但是库克却非常重视，不仅聘请了美国公平劳动协会 （ FLA ） 调查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还正面回应了这件事。但这还不是最顶的，库克干脆直接飞到郑州亲自考察了富士康工厂。。。这一名场面被拍了下来，迅速在社交媒体上面传播开了。要是在乔布斯时代，人们应该很难脑补乔布斯和流水线工人在一起的场景。。。而到了最近，再一次把苹果推到科技行业风口浪尖的话题，大家都应该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环保。其实苹果真正对环保采取行动，也是库克上任之后才开始的，乔布斯时代几乎不怎么考虑环保这件事儿，做产品都是怎么爽怎么来。。。库克对环保这事儿的态度还是挺明显的，但推广环保这件事远没有嘴上说说这么简单。比如 2015 年，苹果就花了足足 8.5 亿美元在加州建了一个太阳能农场。。。同时最近几年的苹果产品也已经开始使用可再生能源了，MacBook 等产品甚至由 100% 可再生能源制成。然而苹果的环保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前段时间的充电头事件就是一个意外，并且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对。尽管国内有魅族和小米等厂商跟进，但是大多数消费者仍然不买账，先别管环不环保这件事，反正我要充电头。。。对于充电头这件事，差评君觉得这可以算是苹果的一部分环保理念，但也很难让用户接受，硬是从包装盒里把配件去掉了，相当于强迫用户去参与环保。至于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就让时间来见证吧。。。说了这么多库克的经历和做出的改变，也只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小部分经历而已，这上面有很多事也是差评君从《 史蒂夫·乔布斯传 》和《 蒂姆·库克传 》上面知道的。差评君并不希望大家把乔布斯捧得像神一样高，也不希望大家一味地贬低库克。库克不仅帮助苹果做出了改变，在科技和商业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甚至改正了乔布斯犯下的一些错误，让苹果真正从一个科技巨头变成了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品牌。今年八月份左右，库克的十年任期就要到了，不知道库克会不会继续担任 CEO ，也不清楚下一任带领苹果的人是谁，但毫无疑问，库克确实带领苹果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当苹果的管理者不再是库克以后，也许苹果的观念和产品，还会再次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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