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缩短故乡与他乡的距离】

每到节日，总有一种想回老家走一趟的冲动，倒不是因为太久没有回去，而是又一次怀念起家乡那一股清香的竹笋味道。

除生物钟之外，我们体内还俨然挂着一盏食物钟。

十八岁离开故乡，三十年的时间里，尽管回家变得越来越便捷，然而内心深处却已然刻下了人与故乡的距离。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年中不管回去还是没回去，都会在固定的时节出现固定的家乡的情景。

看到北方的花开了，就想到南国的家乡对门山上扑面的映山红；连下两天雨，一出太阳就念叨着，要是在家里准能跑山上采一大堆鲜蘑菇。清明时节念叨竹笋，一到立夏就又想那诱人的糯米团子。端午采粽叶，中秋摘柑橘，没到腊月就慌神，心里梦里都是糍粑、米酒和杀猪菜……

对于久在异乡的人来说，这种条件反射几乎已经是到了病态的地步。这倒让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是否在人的身体和脑部结构中，除存在着生物钟之外，还俨然挂着一盏食物钟，调节着他乡与故乡的节奏。

旅人的行囊，一米一豆总关情。

“吃饱不想家”，在中国人的情感字典里，食物和故乡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北方人讲究“出门饺子回家面”，只要相聚，无论是面对分离还是庆贺回归，食物总是情感的绝佳调节。这或许就是印证了那句“中国人总是善于用食物来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

的确，食物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我的老家江西，打我北去上大学时，家乡的人就有南下广东打工谋生的传统。十几二十年前，对于家乡的村子而言，农耕文化还是主流，外出打工是一件大事，而这种大事的告别就更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或者说，还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仪式感。

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只是知道每次村里人要出去打工，家里老人就要煮一大锅鸡蛋。从我五六岁记事开始，我就有了煮鸡蛋的记忆；到后来我十五六岁第一次离开村子去县城上学，还带着妈妈和奶奶煮的鸡蛋，后来没吃完，在寝室里都臭掉了，可记忆却因此定格。至今我还是特别喜食各种做法的鸡蛋。

故乡的食物，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你的心。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远门的人已经开始不带煮鸡蛋了。属于一个年代特有的旅行必备食品被更加丰富的速食产品替代。今天的人们行走在路上，有汉堡、方便面、面包抑或是餐车里的盒饭等各种快餐饮食。

或许是因为物质品类的丰盛，或许因为出远门的机会变得更为频繁，承载着几代人离愁别绪的煮鸡蛋早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旅人的行囊却仍然固执，似乎这里永远装不下高贵，有的只是属于家乡的一把辣椒，一块熏得乌黑的腊肉，一罐霉豆腐。

或许人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动物，吃什么饭长大，就会被刻上什么样的味觉基因，远行并没有阻断这种基因的表达，而是更加强烈地将距离、时节、记忆嵌入表达程序中，总在时节更替的某一刻敲打着你的内心。

天南地北，数不尽的地域风味塑造了当地人的味觉基因，人们在食物里与曾经熟悉的时光相逢。 

无论脚步走多远，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

记忆深处，一碗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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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胡同》是萧乾写的“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冰心对于萧乾写的文章的评价里这么说：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

我想 我也是实实在在的乡下人吧，依旧喜欢着这么平实、简单的生活。无论多喜欢，但我也确实写不出像他如此了解着老北京小胡同的日常。毕竟我是异乡人。一个漂泊在他乡，遐想着美好生活的旅人。

对老北京胡同也有一种莫名的喜欢，能看到的那一种慢生活、且不被外面的喧嚣世界所打扰。好像在我们看来，无论靠得多近这个胡同里的人与环境，始终有一种胡同里的世界是画里的世界，而我们一直在画外看着，虚幻且唯美。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在书中，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