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寻他千百度——评雷建德先生《西厢记》研究坚守与突破
当你在中国搜索、百度、360、谷歌等国内外搜索网站键入“雷建德西厢记”几个字后，与之相关的新闻信息马上就会涌现多条。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心里还有个“王国”，这个王国里“有部被誉为‘花间美人’的经典名著和‘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千年古刹，其隐藏着使他迷恋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钥，他整整花费了47年的时间。”
开启从其家乡普救寺出发的写作，还属于少年派的雷建德，《西厢记》便是他久久思考的向度，于是西厢就成了他每天萦绕在脑际的命题。他与这古典爱情名著通心通神，缘由是因他就出生在西厢故事的发生地。他带着文学的长焦，去审视西厢文学长河中的“元稹”“董解元”和“王实甫”；他埋首于浩瀚的书山文海，低回慢转地体会故事中人的千年背景；他围绕古老禅院，踏步附近村落，寻访那从未消失的“崔张”爱情故事。今时他还能记起坐在门洞里的乡亲们讲诉粉墙、玉人、相思和红娘传书的情景，他再通过转动的录音机，把这情动千年的故事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他觉得地域的力量是由人的力量形成的，那古老故事仍然活着，活在百姓们的心里。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在他对丰厚资料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时，他悟到了好的文学是体恤时光的，开掘生命生机的。
“西厢”有惊醒生命生机的力量。缘分使然，他插队和第一份在电力企业工作时的均在峨嵋塬头上——山西永济普救寺附近，雷先生把这里当成他文学地理空间，写作的原乡。他笔墨酣畅，如一条不断拓宽的写作河流，有着蓬勃的生气和烂漫的意趣。他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审美效应，自己生命不能承受西厢之轻，《西厢记》的美学与他生命的瑰丽是相关的。”于是他打通时空的阻隔，写作应该是他隐含着时间、命运与记忆的框架。《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话西厢记·后传》《西厢记·民族交响叙事曲》《普救寺与西厢记·旅游风光电视专题片》《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等《西厢记》十二部曲，后又集中推出了《圆梦西厢》《西厢新红娘》《西厢记网展新品》《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集锦》《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首展普救寺》等系列画册以及《西厢记珍品2020挂历-2021台历》，亦出雷先生其手。欣赏他这些系列“杰作”时，不禁感怀他是个西厢的感受者和文化承接者。国内外主要媒体第一时间纷纷报道。熟悉他的人都能想起在1989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醒目位置，刊载他唱响西厢记三部曲时的一篇人物专访《业余“西学”家》后，从此人们誉他为“雷西厢”。正如那古诗中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西厢”艺术的情感如醇醪般浓烈。2013年，“互联网+”正悄然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转机时，他检视怎样让中国传统文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熠熠生辉形象？他的思考理出了一些头绪，找到一个轮廓，文化工程+互联网思维是传统与新兴领域融合的新路径。互联网将既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颠扑不灭的文明载体，又是一个充满活性、弹性的开放体，还是文化延伸、吸纳和嬗变的主线。于是，他建立了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并拓展了民间文化创意发展空间。在他拥抱互联网时代，通过系列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及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卡通动漫等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西厢记》珍品。开辟了体现“内容为王”的用户体验的品牌网站。人们后称之为：“网络展览馆映西厢，形塑名著与艺术的多元共声。”
刻在“邮票”上的文化历史景点。雷先生把“望得见莺莺塔、看得见普救寺”这些地理标志，凝结成地域艺术的符号和强大的精神文化标记。2017年是“中法建交53周年”，雷先生深感西厢故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于是他催生出让西厢作为“国际符号景观”邮票的想法，远赴法国巴黎，通过了相关邮政部门对发行的邮票图案严格审核后，把一组六件西厢记作品，以中法两种文字入选《法国邮票印象——中国殿堂级艺术家篇章》；2019年，中国邮政一组9枚的西厢邮票，既有民间剪纸，也有法国馆藏古画·西厢记，还有清道光·西厢记白泥长方壶，当代著名书法家田树苌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的题词等。为西厢文化的时光链条上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印痕。
“西厢”精思在国际学术界新风蔚起。雷先生有着敏感的学术知觉，在他发掘《西厢记》本源、接通现实时，叠加形成了新的坐标。2018年8月，马来西亚主办的“2018国际儒商论坛”暨孔子学堂挂牌仪式，南方大学学院云集世界各路学术大咖，雷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西厢记轶闻趣事——儒商的成功与否与其后院文化息息相关》的专题讲座，并展开参与式的文化意蕴解读和对话，受到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好评。这是西厢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沁润一方水土的注脚，是西厢印刻在他精神向度后对世界的言说。
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有神奇的共性。雷先生的文字中不断发掘出新的宝藏，表现故乡的冲动经过了破土、升腾和飞翔，他的乡土情结是跨国化、多元化和集大成的。这种以文化“反哺故乡”的方式，唤醒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人们对当年搜阅原生话语的雷建德，守候精神原乡而礼赞。雷先生研究、再创作、传播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是文人理想，他从追风少年开始，借着客观的顺势，带着本土情感，钩沉西厢这段史实，其虔诚之举为之动容、震撼不已。2017年1月1日，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聘请雷建德为“西厢记文化顾问”，并授予其“功勋旅游员工”称号。之后，他相继被选为“运城市优秀新乡贤”和“永济市十大新乡贤”；受聘为首届五台山全球微电影大赛文化顾问；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向其颁发“中国艺术名家”荣誉证书，并正式挂牌“中国艺术名家——雷建德工作室”；还出任中国旅游新闻网理事、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西厢”在世间是带着“深意”的。业界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他非常认同这句话。他觉得《西厢记》跨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一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处于旅行的状态。他怀着对西厢的情感凝成时间视角，不惧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且行且歌，怀着虔敬远涉重洋，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足踏59个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记》评价的探寻考察，面对世界文学激流中的西厢，以文化在场的形式不断追问，当他看到一页页有外国文字的西厢内容时，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他做的是“传出到回归，然后再传出”汩汩而出的态势。他被誉为“行走文学作家”，去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这大概就是他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指向。
对雷先生的各类新闻报道如“井喷”一般，在与雷先生相聚时，总能收到他满挂墨香的西厢报道，据介绍：“有290多种报刊、网站、视频、广播，报道过他不同阶段对西厢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城市报》《大公报》《中国新闻日报》《中华儿女》等报刊更是如此！
“何人不起故园情。”雷建德先生在研究《西厢记》领域兀立潮头，是才华的燃烧，是生命的绽放，西厢研究与他生命生机的长度是成正比的。他仍方兴未艾，目前一方面着手出版，汇编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中对西厢记的记载；另一方面抱有把普救寺融汇成“三位一体”赫赫文化重镇的野心（普救寺——旅游点、《西厢记》——文化点、普救寺里西厢记故事——文物点），他正为这丰厚深广、别有深意的向往，矻矻孜孜地挖掘而踽踽独行。（作者卢丰系三晋传记文学作家）
来源：科学导报
当你在中国搜索、百度、360、谷歌等国内外搜索网站键入“雷建德西厢记”几个字后，与之相关的新闻信息马上就会涌现多条。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心里还有个“王国”，这个王国里“有部被誉为‘花间美人’的经典名著和‘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千年古刹，其隐藏着使他迷恋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钥，他整整花费了47年的时间。”
开启从其家乡普救寺出发的写作，还属于少年派的雷建德，《西厢记》便是他久久思考的向度，于是西厢就成了他每天萦绕在脑际的命题。他与这古典爱情名著通心通神，缘由是因他就出生在西厢故事的发生地。他带着文学的长焦，去审视西厢文学长河中的“元稹”“董解元”和“王实甫”；他埋首于浩瀚的书山文海，低回慢转地体会故事中人的千年背景；他围绕古老禅院，踏步附近村落，寻访那从未消失的“崔张”爱情故事。今时他还能记起坐在门洞里的乡亲们讲诉粉墙、玉人、相思和红娘传书的情景，他再通过转动的录音机，把这情动千年的故事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他觉得地域的力量是由人的力量形成的，那古老故事仍然活着，活在百姓们的心里。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在他对丰厚资料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时，他悟到了好的文学是体恤时光的，开掘生命生机的。
“西厢”有惊醒生命生机的力量。缘分使然，他插队和第一份在电力企业工作时的均在峨嵋塬头上——山西永济普救寺附近，雷先生把这里当成他文学地理空间，写作的原乡。他笔墨酣畅，如一条不断拓宽的写作河流，有着蓬勃的生气和烂漫的意趣。他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审美效应，自己生命不能承受西厢之轻，《西厢记》的美学与他生命的瑰丽是相关的。”于是他打通时空的阻隔，写作应该是他隐含着时间、命运与记忆的框架。《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话西厢记·后传》《西厢记·民族交响叙事曲》《普救寺与西厢记·旅游风光电视专题片》《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等《西厢记》十二部曲，后又集中推出了《圆梦西厢》《西厢新红娘》《西厢记网展新品》《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集锦》《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首展普救寺》等系列画册以及《西厢记珍品2020挂历-2021台历》，亦出雷先生其手。欣赏他这些系列“杰作”时，不禁感怀他是个西厢的感受者和文化承接者。国内外主要媒体第一时间纷纷报道。熟悉他的人都能想起在1989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醒目位置，刊载他唱响西厢记三部曲时的一篇人物专访《业余“西学”家》后，从此人们誉他为“雷西厢”。正如那古诗中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西厢”艺术的情感如醇醪般浓烈。2013年，“互联网+”正悄然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转机时，他检视怎样让中国传统文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熠熠生辉形象？他的思考理出了一些头绪，找到一个轮廓，文化工程+互联网思维是传统与新兴领域融合的新路径。互联网将既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颠扑不灭的文明载体，又是一个充满活性、弹性的开放体，还是文化延伸、吸纳和嬗变的主线。于是，他建立了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并拓展了民间文化创意发展空间。在他拥抱互联网时代，通过系列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及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卡通动漫等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西厢记》珍品。开辟了体现“内容为王”的用户体验的品牌网站。人们后称之为：“网络展览馆映西厢，形塑名著与艺术的多元共声。”
刻在“邮票”上的文化历史景点。雷先生把“望得见莺莺塔、看得见普救寺”这些地理标志，凝结成地域艺术的符号和强大的精神文化标记。2017年是“中法建交53周年”，雷先生深感西厢故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于是他催生出让西厢作为“国际符号景观”邮票的想法，远赴法国巴黎，通过了相关邮政部门对发行的邮票图案严格审核后，把一组六件西厢记作品，以中法两种文字入选《法国邮票印象——中国殿堂级艺术家篇章》；2019年，中国邮政一组9枚的西厢邮票，既有民间剪纸，也有法国馆藏古画·西厢记，还有清道光·西厢记白泥长方壶，当代著名书法家田树苌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的题词等。为西厢文化的时光链条上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印痕。
“西厢”精思在国际学术界新风蔚起。雷先生有着敏感的学术知觉，在他发掘《西厢记》本源、接通现实时，叠加形成了新的坐标。2018年8月，马来西亚主办的“2018国际儒商论坛”暨孔子学堂挂牌仪式，南方大学学院云集世界各路学术大咖，雷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西厢记轶闻趣事——儒商的成功与否与其后院文化息息相关》的专题讲座，并展开参与式的文化意蕴解读和对话，受到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好评。这是西厢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沁润一方水土的注脚，是西厢印刻在他精神向度后对世界的言说。
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有神奇的共性。雷先生的文字中不断发掘出新的宝藏，表现故乡的冲动经过了破土、升腾和飞翔，他的乡土情结是跨国化、多元化和集大成的。这种以文化“反哺故乡”的方式，唤醒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人们对当年搜阅原生话语的雷建德，守候精神原乡而礼赞。雷先生研究、再创作、传播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是文人理想，他从追风少年开始，借着客观的顺势，带着本土情感，钩沉西厢这段史实，其虔诚之举为之动容、震撼不已。2017年1月1日，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聘请雷建德为“西厢记文化顾问”，并授予其“功勋旅游员工”称号。之后，他相继被选为“运城市优秀新乡贤”和“永济市十大新乡贤”；受聘为首届五台山全球微电影大赛文化顾问；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向其颁发“中国艺术名家”荣誉证书，并正式挂牌“中国艺术名家——雷建德工作室”；还出任中国旅游新闻网理事、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西厢”在世间是带着“深意”的。业界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他非常认同这句话。他觉得《西厢记》跨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一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处于旅行的状态。他怀着对西厢的情感凝成时间视角，不惧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且行且歌，怀着虔敬远涉重洋，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足踏59个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记》评价的探寻考察，面对世界文学激流中的西厢，以文化在场的形式不断追问，当他看到一页页有外国文字的西厢内容时，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他做的是“传出到回归，然后再传出”汩汩而出的态势。他被誉为“行走文学作家”，去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这大概就是他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指向。
对雷先生的各类新闻报道如“井喷”一般，在与雷先生相聚时，总能收到他满挂墨香的西厢报道，据介绍：“有290多种报刊、网站、视频、广播，报道过他不同阶段对西厢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城市报》《大公报》《中国新闻日报》《中华儿女》等报刊更是如此！
“何人不起故园情。”雷建德先生在研究《西厢记》领域兀立潮头，是才华的燃烧，是生命的绽放，西厢研究与他生命生机的长度是成正比的。他仍方兴未艾，目前一方面着手出版，汇编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中对西厢记的记载；另一方面抱有把普救寺融汇成“三位一体”赫赫文化重镇的野心（普救寺——旅游点、《西厢记》——文化点、普救寺里西厢记故事——文物点），他正为这丰厚深广、别有深意的向往，矻矻孜孜地挖掘而踽踽独行。（作者卢丰系三晋传记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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