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丝博会西安代表团成果丰硕 签约产业类合同项目449个总投资6161.88亿元】8月18日，以“互联互通互融·共进共享共赢”为主题的第六届丝博会完成各项任务在西安落下帷幕。作为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联动发展、深化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丝博会已经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重要平台。
奏响产业合作发展新乐章 西安“签约本”里收获“多”
“推动产业发展”“洽谈交流合作”“促进项目签约”……一系列高频词汇出现在丝博会西安代表团的各个会场。为持续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做好“家门口”的招商，丝博会期间，西安代表团统筹举办了“1+N”场市级重点招商引资活动，开展以“新西安、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2022年西安市产业投资合作年会，持续扩大西安招商引资品牌影响力，组织了西安市秦创原产业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绿色乳业“链”接未来——西安市乳制品产业链推介会、2022第八届国际商协会贸易与投资洽谈会等多场市级投资促进活动。各区县开发区围绕各自的产业定位,举办形式多样的座谈推介及招商活动61场,营造了大抓招商、抢抓机遇的新热潮，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局面，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届丝博会，西安市共签约产业类合同项目（含成果）449个，总投资6161.88亿元，总投资同比增长13.3%。其中，外资合同项目17个、总投资22.59亿美元。
在2022年西安市产业投资合作年会上，发布了《西安市产业投资环境》报告，从机遇之城、活力之都、产业地标、开放高地四个方面详述了西安市产业投资环境的优势。大会现场签约联东U谷医工科技/智能制造创新港项目、碳化硅陶瓷复合新材料项目、华芯微半导体先进封装产业化升级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科技中心总部项目、综合电子装备研发与智能制造平台建设项目等合同项目71个、总投资1277.40亿元，其中，10亿元及以上项目40个、50亿元及以上项目9个、100亿元及以上项目2个；工业项目30个、总投资424.57亿元。签约项目聚焦西安市六大支柱产业，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各个领域。
以19条重点产业链为主线 展览台上高精尖产品特色“新”
产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链不断提升，西安现代产业体系在发展中成势见效。
东方空间引力1号火箭模型、陕汽德龙X6000重卡、LQ-218大载重长航时垂直起降无人机、Smart精灵#1纯电动汽车、光伏组件产品、ACR-1B防爆巡检机器人、“浓缩版”古建筑、无人驾驶观光车……以19条重点产业链为主线，在3480平方米的西安展区里，以先进制造业前沿技术和优势产品为重点，集中展示重卡产业链、乘用车（新能源）产业链、轨道交通产业链、钛及钛合金产业链、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乳制品（消费品）产业链、航空产业链、陶瓷基复合材料产业链等西安市链主企业发展成果，浓缩着西安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蕴藏着历史文化焕新“国潮”的秘密。
特别是由吉利工厂制造的Smart精灵#1纯电动汽车，首次在西安地区公开亮相，一出场就引起市民围观。“该车于今年4月8日发布，在西安吉利制造基地生产，是Smart品牌向电气化转型后推出的首款量产车型，采用后置单电机驱动，搭载容量为6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60公里，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6.7秒。”西安智沣行汽车有限公司成晗告诉记者，“目前，该车型自6月6日上市以来，陕西地区已经有1000多个订单，9月1日将正式交付用户。”
盛会盛景，交汇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更是技术与理念。
除了参展的产品琳琅满目，来自西安的20余家企业也各自在展区设置了产品发布区，现场发布新产品、新技术，多渠道、多路径、全方位展示我市的优秀企业、创新技术和亮点产品，推动西安创新成果在本届丝博会上大放异彩，推动西安“智”造走向世界。一次丝博会，观众和客商可以遍揽西安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清晰脉络。
乘丝博会发展之风 西安开放合作成果“丰”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丝博会是西安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更是世界的故事。
作为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多领域、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本届丝博会上，西安代表团广邀天下客商，汇聚各方共识。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德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柬埔寨、泰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17个国家和地区共计740余客商，齐聚西安，洽谈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合力开发、合作双赢的理念，促进中国西安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业投资、双边贸易、友好交流和企业国际化合作，谋求双边共同发展。
参会客商热情高涨、洽谈合作成果高于预期……随着西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凭借“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门户城市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西安得到了国内外政府和客商的广泛肯定，西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依托丝博会平台，西安市招商系统以招引高质量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先后引进了创维智能电子产业园项目、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二期)、三一西部智能制造中心系列项目等重大项目。随着一大批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项目签约，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获得了不竭动力，这进一步彰显了西安经济发展的后劲与活力。
作为东道主城市，丝博会的举办让西安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动能被进一步激发。丝博会使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西安交汇。立足这一交汇点，热情的西安敞开怀抱，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既助力西安企业走向世界，也助力世界企业走进西安。
六届丝博会，古城正青春。
记者 黄晓巍
奏响产业合作发展新乐章 西安“签约本”里收获“多”
“推动产业发展”“洽谈交流合作”“促进项目签约”……一系列高频词汇出现在丝博会西安代表团的各个会场。为持续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做好“家门口”的招商，丝博会期间，西安代表团统筹举办了“1+N”场市级重点招商引资活动，开展以“新西安、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2022年西安市产业投资合作年会，持续扩大西安招商引资品牌影响力，组织了西安市秦创原产业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绿色乳业“链”接未来——西安市乳制品产业链推介会、2022第八届国际商协会贸易与投资洽谈会等多场市级投资促进活动。各区县开发区围绕各自的产业定位,举办形式多样的座谈推介及招商活动61场,营造了大抓招商、抢抓机遇的新热潮，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局面，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届丝博会，西安市共签约产业类合同项目（含成果）449个，总投资6161.88亿元，总投资同比增长13.3%。其中，外资合同项目17个、总投资22.59亿美元。
在2022年西安市产业投资合作年会上，发布了《西安市产业投资环境》报告，从机遇之城、活力之都、产业地标、开放高地四个方面详述了西安市产业投资环境的优势。大会现场签约联东U谷医工科技/智能制造创新港项目、碳化硅陶瓷复合新材料项目、华芯微半导体先进封装产业化升级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科技中心总部项目、综合电子装备研发与智能制造平台建设项目等合同项目71个、总投资1277.40亿元，其中，10亿元及以上项目40个、50亿元及以上项目9个、100亿元及以上项目2个；工业项目30个、总投资424.57亿元。签约项目聚焦西安市六大支柱产业，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各个领域。
以19条重点产业链为主线 展览台上高精尖产品特色“新”
产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链不断提升，西安现代产业体系在发展中成势见效。
东方空间引力1号火箭模型、陕汽德龙X6000重卡、LQ-218大载重长航时垂直起降无人机、Smart精灵#1纯电动汽车、光伏组件产品、ACR-1B防爆巡检机器人、“浓缩版”古建筑、无人驾驶观光车……以19条重点产业链为主线，在3480平方米的西安展区里，以先进制造业前沿技术和优势产品为重点，集中展示重卡产业链、乘用车（新能源）产业链、轨道交通产业链、钛及钛合金产业链、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乳制品（消费品）产业链、航空产业链、陶瓷基复合材料产业链等西安市链主企业发展成果，浓缩着西安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蕴藏着历史文化焕新“国潮”的秘密。
特别是由吉利工厂制造的Smart精灵#1纯电动汽车，首次在西安地区公开亮相，一出场就引起市民围观。“该车于今年4月8日发布，在西安吉利制造基地生产，是Smart品牌向电气化转型后推出的首款量产车型，采用后置单电机驱动，搭载容量为6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60公里，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6.7秒。”西安智沣行汽车有限公司成晗告诉记者，“目前，该车型自6月6日上市以来，陕西地区已经有1000多个订单，9月1日将正式交付用户。”
盛会盛景，交汇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更是技术与理念。
除了参展的产品琳琅满目，来自西安的20余家企业也各自在展区设置了产品发布区，现场发布新产品、新技术，多渠道、多路径、全方位展示我市的优秀企业、创新技术和亮点产品，推动西安创新成果在本届丝博会上大放异彩，推动西安“智”造走向世界。一次丝博会，观众和客商可以遍揽西安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清晰脉络。
乘丝博会发展之风 西安开放合作成果“丰”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丝博会是西安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更是世界的故事。
作为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多领域、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本届丝博会上，西安代表团广邀天下客商，汇聚各方共识。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德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柬埔寨、泰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17个国家和地区共计740余客商，齐聚西安，洽谈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合力开发、合作双赢的理念，促进中国西安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业投资、双边贸易、友好交流和企业国际化合作，谋求双边共同发展。
参会客商热情高涨、洽谈合作成果高于预期……随着西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凭借“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门户城市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西安得到了国内外政府和客商的广泛肯定，西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依托丝博会平台，西安市招商系统以招引高质量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先后引进了创维智能电子产业园项目、奕斯伟硅产业基地项目(二期)、三一西部智能制造中心系列项目等重大项目。随着一大批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项目签约，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获得了不竭动力，这进一步彰显了西安经济发展的后劲与活力。
作为东道主城市，丝博会的举办让西安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动能被进一步激发。丝博会使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西安交汇。立足这一交汇点，热情的西安敞开怀抱，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既助力西安企业走向世界，也助力世界企业走进西安。
六届丝博会，古城正青春。
记者 黄晓巍
今天下午，我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通电话。
7月1日，贺特首亲身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虽然大家只是匆匆一见，但我衷心感谢他的亲临，并期望我们两地能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
香港和澳门情同手足，早在我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时，我已和贺特首就国家安全等议题进行交流。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在抗疫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可互相借鑑。期望在疫情缓和后，我们尽早见面，深化交流，并让彼此在大湾区发展合作上更加紧密。
7月1日，贺特首亲身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虽然大家只是匆匆一见，但我衷心感谢他的亲临，并期望我们两地能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
香港和澳门情同手足，早在我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时，我已和贺特首就国家安全等议题进行交流。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在抗疫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可互相借鑑。期望在疫情缓和后，我们尽早见面，深化交流，并让彼此在大湾区发展合作上更加紧密。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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