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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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昕手机壳是杨迪表情包#
墙裂安利这个节目《打卡吧吃货团2》，光是一个先导片就贼有意思，我昨晚看的时候甚至笑出了眼泪[喵喵]
节目以美食为纽带，去往各个城市打卡美食，也有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文化，旨在告诉大家要好好吃饭。看了第一季，我就通过节目学到了很多，了解了好多美食（馋[馋嘴]）。这节目超级下饭，看一下导演就知道了[喵喵]
节目每周六晚9:30在山东卫视、咪咕视频、芒果TV播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送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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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每周六晚9:30在山东卫视、咪咕视频、芒果TV播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送花花]
检察日报：袭击辅警同样可构成袭警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实施以来新增了袭警罪这个罪名。但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辅警不是警察”，认为只有打了警察才构成袭警罪。否则，打了辅警只要达不到轻伤，就没事，不用负刑事责任。请看一下这个案例2021年6月的某天早上，交警部门在某条主干道一红绿灯处附近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遇刘某未佩戴头盔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逆行经过该路段，遂要求刘某下车接受检查。刘某拒不配合，被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某、辅警人员王某截停。为防止刘某驾车逃跑，交警陈某在查验刘某身份同时，指挥辅警王某将刘某的摩托车钥匙拔出。刘某见王某并非警察，只是一个辅警时，顿时嚣张跋扈起来，对王某破口大骂，质问王某有何权力拔其车钥匙，让其熄火。交警陈某和辅警王某与其理论，并告知其未佩戴头盔、驾车逆行等行为违法时，刘某突然从摩托车上跳下掌掴王某，并用脚踢踹王某，致王某受轻微伤。现场执勤的交警及辅警人员见状，遂上前将刘某制服。随后，刘某涉嫌袭警罪被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某辩解称，自己不敢打警察，也没有打警察，只是打了辅警而已，不构成袭警罪。说到这里，这里要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辅警虽是警察辅助人员，但他们是在公安民警指挥下实施的行为亦属执法行为，应视同民警执法。民警、辅警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整体性，不可分割。事发时，交警陈某、辅警王某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属于执法行为，应当将两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执法行为。刘某对辅警王某的殴打，实际上也是侵害了警察的执法行为，此时，王某在法律上等同于警察，所以，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刘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最终，刘某被以“袭警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也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来源：黄埔检察）
检察日报：暴力袭击辅警也可构成袭警罪
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12月21日第7版。作者：李建超、刘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摘录】
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
【全文】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以来，囿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对刑法条文理解的多重性，司法实践中对袭警罪保护对象、暴力程度、处断标准等存有分歧，亟须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规范，以便更加精准打击袭警犯罪，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巩固和谐警民关系。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
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种类较多，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的文职辅警和勤务辅警外，个别地方还招录有协勤等临时用工人员。这些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开展工作或者协助人民警察一同执行任务比较常见，单独或者与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存有困惑，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根据刑法学一般原理，袭警罪规定的“人民警察”应与作为前置法的人民警察法保持一致，结合《意见》，警务辅助人员是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警察身份人员，不具有独立从事执法执勤工作的资格。对于警务辅助人员单独工作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但是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一同执法时，无论是单独遭受侵害还是共同遭受侵害均构成袭警罪。警务辅助人员在警察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是警察执法行为的依附，应当以“执法共同体”的概念实质性判断“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范畴，不应机械地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在外。通常情况下，袭警犯罪具有随机性、偶发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击时并未理性区分，导致警察与警务辅助人员处于同等危险境地。如果仅因缺乏特定身份或者编制而在法律保护上区别对待，将执法整体性人为分割为因身份而异的执法个体，与袭警罪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不相符。
“暴力袭击”的标准认定
刑法条文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等缺乏具体描述。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警罪系行为犯，与警察“动手”即构罪；有的办案人员认为“袭击”具有主动性、攻击性，一般的反抗行为以及轻微的肢体冲突不构成袭警罪。
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原则性，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作出合理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袭击”即乘其不备、突然打击，本身即带有暴力攻击性。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当理解为主动与警察对抗、以暴力方式攻击警察。对于那些为摆脱警察强行控制实施的挣扎性反抗性行为，虽然与民警有肢体冲突甚至轻微抓伤、咬伤民警，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犯罪，这也符合刑法期待可能性原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立法机关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放在一个条文中规范，作出“暴力袭击”与“暴力阻碍”两种不同表述，体现了两罪对暴力性质与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袭警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攻击，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性质侧重于阻碍，袭警罪的暴力程度明显大于妨害公务罪的暴力程度，否则也无需将原本属于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形升级为独立罪名。
从目的解释和执法效果来看，刑法增设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营造敬畏法律的良好氛围。但司法实践中将推搡、撕扯等轻微肢体冲突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判处拘役、缓刑等轻缓刑罚，不仅惩治教育效果不好，还影响警察执法形象和良好警民关系。因此，从执法效果上考虑，对于一些暴力程度不高、情节显著轻微、悔改态度明显的袭警行为，应当运用刑法总则“但书”条款作出罪处理，不宜泛化打击。
职务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查
警察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职务，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文明不规范执法激化矛盾、引发行为人反抗，如警察履职时不当使用强制措施，行为人使用轻微暴力抵抗的，能否认定为袭警罪存在分歧。有的观点认为执法态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者言语不文明，不影响职务行为合法性以及袭警罪的认定；有的观点认为因瑕疵或不当执法激化矛盾的，对于是否构成袭警罪需要综合评估主观过错的大小。
检察机关在办理因不当执法引发的袭警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谨慎入罪。
第一，审查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既要符合实体规范，具备抽象的法律规范授权和具体的职务权限，又要符合程序规范，履行相应的审批、告知程序。如果实施人民警察法及有关禁令禁止实施的行为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审查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人民警察法及相关制度明确了执法执勤时适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等。一般不得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措施属于执法不当甚至违法。办案中不能单纯以警察个人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判断是否属于超范围采取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执法现场情况、矛盾冲突激化因素、罪过程度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刑罚处断严与宽的适用
检察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政策正确处理严与宽的关系，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罪名的选择上凸显体系化保护，暴力袭击警察并非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故意杀人或伤害等罪名构成了对人民警察执法的体系化保护。对于使用间接暴力、以威胁等方式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对于打击报复、故意杀害警察的，可以适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处罚。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特别是对于执法不规范等事出有因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把握入罪标准，合理提出量刑建议。如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前科劣迹、主动道歉获得谅解、尚未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等情形的案件，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于主观恶性较大、采取严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袭警犯罪，依法提出从重量刑建议，并监督法院从严适用缓刑，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推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阻碍警察执法执勤的具体情形及相应处罚措施，做好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对袭警行为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惩罚体系。通过法律保护的严密化、犯罪处断的精细化，推动形成尊重警察执法权威、巩固警民和谐关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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