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365# 【普玉忠：用实干彰显基层共产党员的平凡力量】“我从没想过会得这些荣誉，我做这些事情时也没有想过回报。”今年9月，56岁的普玉忠荣登“中国好人榜”，在谈及获得荣誉的感想时他朴实地说到。今年9月，他还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两项沉甸甸的荣誉。早在1988年7月，年仅24岁、担任民兵班长的普玉忠就立下了二等功；1990年11月，他又被中共红河州委、州人民政府评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支前先进个人”。
作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镇金水河村隔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外事界务员，普玉忠十几年如一日地行走在中越边境巡边之路。在坚守国门、疫情防控以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普玉忠用一心为党为民的信念和踏实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祖国，党员就要冲在前面”
隔界村位于中越边境，与越南隔河相望，国土面积仅有6.33平方公里，边境线却长达7公里。与越南村寨隔着的小河趟着便可以渡过，隔界村疫情防控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隔界村至今持续保持无人越界、无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佳绩，离不开普玉忠的努力和他对全村党员同志、群众的带领。
2020年春节前夕，在刚办完岳母丧事的第二天，普玉忠的儿子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一周之内接连发生两场变故，普玉忠一家的年也没有过成。但与此同时，全国疫情防控的号角已然吹响。由于接壤越南，加上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返乡，隔界村的人员流动较大，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当时心里是很痛苦，但我不能因为自己家出事就不干了。疫情危险来了，我必须扛起事来。”普玉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牵头做好工作，也必须冲在前面。”
于是，强忍着失子悲痛的普玉忠料理好儿子的丧事后，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疫情防控的战线中，带领全村党员日夜坚持战斗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在普玉忠的组织下，村里推选出了60余名由党员和群众共同组成的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工作组被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党员担任小组长，带领群众24小时不间断轮流值守，守住村子进出路口设立的卡点同时，也加强对边境线的巡逻，严防“三非人员”进入隔界村，全面防范堵塞境外疫情。
“不仅是疫情防控期间，日常的巡边工作对于维护边境安全来说也至关重要。”今年是普玉忠作为外事界务员守边巡边的第14个年头，从2007年开始，普玉忠就担负着60号至63号界碑段约13公里的守护使命。在两年前通路以前，巡边只能依靠徒步行走，来回要花费四五个小时。这条巡边的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靠着摸索才能走的小道。蚊虫叮咬、荆棘密布都是常态，若是遇到山体垮塌或是泥石流便会无路可走，只得重新摸索。普玉忠平均每月全线巡查1次，每次来回26公里，完成检查界碑、为界碑涂上红漆、检查南列河（中越边境河流）沿河情况等工作。虽然辛苦，但在他眼里，这是作为一名边民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名党员所肩负的使命。现在，普玉忠每个月都会骑上摩托车，继续行驶在守边巡边的道路上。
“脱贫不能等，遇到困难就想办法干”
现在的隔界村橡胶环绕、香蕉成片，杉木、甘蔗、木薯、黑姜等经济作物茂盛长青，村民生活日趋富裕。但在几年前，隔界村远不是这样的景象。
1979年，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原因，紧邻中越边境的隔界村因安全需要经历了一次搬迁。但其所在的区域种植条件有限，村落本身也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加之发展底子薄弱，人们生活一穷二白。1996年被群众选为村民小组组长的普玉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时起他就开始探索异地搬迁这一解决方案，决心带领村民改变生活贫困的境况。动员村民搬迁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面对不理解的村民，普玉忠始终秉持着“一户也不能落下”的原则，挨家挨户地耐心劝说，跑前跑后地协调对接，直到2003年，终于完成了全村易地搬迁。
“脱贫要解决，但不能依赖‘等靠要’。关键是要自己干，用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普玉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搬迁后，他通过考察、走访、检测，探索适合当地种植的经济作物，最终锁定了西贡蕉。为避免群众产生损失，他带领几位党员同志率先在自家田地种植试验，成功后再进行全村推广。一开始对种植香蕉抱有怀疑态度的村民看到普玉忠试验成功后，纷纷种植，村民的人均纯收入提高了，日子也变得更好了。
然而从2013年开始，当地黄叶病开始蔓延，普玉忠明白香蕉是不能再种植了。要在一片“生病”的土地上找到适合的作物，普玉忠又一次奔走在路上。“人没有不遇到困难的，但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想到就去干，有困难就接着干。”通过多方考察，他一边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新的作物进行示范，一边协调种植公司的专业人员到村培训，苦口婆心地劝说村民尝试转型。如今隔界村木薯、黑姜等作物的种植已逐渐形成规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全村实现脱贫。与此同时，普玉忠还动员村民利用村里每12天举行一次的“赶集天”做起小生意，多元化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从2007年担任外事界务员、2012年起担任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至今，普玉忠一直坚守在村里日常工作和巡边守边任务的一线。在被问及累不累时，普玉忠笑着说：“累是累，但是人民群众每次都选我、信任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群众的这份信任。”
“不为别的，党和人民需要那我就去干。”普玉忠的回答铿锵有力，他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尽管平凡，但这份平凡的力量却交上了一份不平凡的答卷。“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很严峻，守边工作还得加强。”普玉忠继续踏上了巡边的道路。
作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镇金水河村隔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外事界务员，普玉忠十几年如一日地行走在中越边境巡边之路。在坚守国门、疫情防控以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普玉忠用一心为党为民的信念和踏实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祖国，党员就要冲在前面”
隔界村位于中越边境，与越南隔河相望，国土面积仅有6.33平方公里，边境线却长达7公里。与越南村寨隔着的小河趟着便可以渡过，隔界村疫情防控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隔界村至今持续保持无人越界、无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佳绩，离不开普玉忠的努力和他对全村党员同志、群众的带领。
2020年春节前夕，在刚办完岳母丧事的第二天，普玉忠的儿子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一周之内接连发生两场变故，普玉忠一家的年也没有过成。但与此同时，全国疫情防控的号角已然吹响。由于接壤越南，加上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返乡，隔界村的人员流动较大，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当时心里是很痛苦，但我不能因为自己家出事就不干了。疫情危险来了，我必须扛起事来。”普玉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牵头做好工作，也必须冲在前面。”
于是，强忍着失子悲痛的普玉忠料理好儿子的丧事后，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疫情防控的战线中，带领全村党员日夜坚持战斗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在普玉忠的组织下，村里推选出了60余名由党员和群众共同组成的疫情防控工作组成员。工作组被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党员担任小组长，带领群众24小时不间断轮流值守，守住村子进出路口设立的卡点同时，也加强对边境线的巡逻，严防“三非人员”进入隔界村，全面防范堵塞境外疫情。
“不仅是疫情防控期间，日常的巡边工作对于维护边境安全来说也至关重要。”今年是普玉忠作为外事界务员守边巡边的第14个年头，从2007年开始，普玉忠就担负着60号至63号界碑段约13公里的守护使命。在两年前通路以前，巡边只能依靠徒步行走，来回要花费四五个小时。这条巡边的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靠着摸索才能走的小道。蚊虫叮咬、荆棘密布都是常态，若是遇到山体垮塌或是泥石流便会无路可走，只得重新摸索。普玉忠平均每月全线巡查1次，每次来回26公里，完成检查界碑、为界碑涂上红漆、检查南列河（中越边境河流）沿河情况等工作。虽然辛苦，但在他眼里，这是作为一名边民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名党员所肩负的使命。现在，普玉忠每个月都会骑上摩托车，继续行驶在守边巡边的道路上。
“脱贫不能等，遇到困难就想办法干”
现在的隔界村橡胶环绕、香蕉成片，杉木、甘蔗、木薯、黑姜等经济作物茂盛长青，村民生活日趋富裕。但在几年前，隔界村远不是这样的景象。
1979年，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原因，紧邻中越边境的隔界村因安全需要经历了一次搬迁。但其所在的区域种植条件有限，村落本身也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加之发展底子薄弱，人们生活一穷二白。1996年被群众选为村民小组组长的普玉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时起他就开始探索异地搬迁这一解决方案，决心带领村民改变生活贫困的境况。动员村民搬迁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面对不理解的村民，普玉忠始终秉持着“一户也不能落下”的原则，挨家挨户地耐心劝说，跑前跑后地协调对接，直到2003年，终于完成了全村易地搬迁。
“脱贫要解决，但不能依赖‘等靠要’。关键是要自己干，用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普玉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搬迁后，他通过考察、走访、检测，探索适合当地种植的经济作物，最终锁定了西贡蕉。为避免群众产生损失，他带领几位党员同志率先在自家田地种植试验，成功后再进行全村推广。一开始对种植香蕉抱有怀疑态度的村民看到普玉忠试验成功后，纷纷种植，村民的人均纯收入提高了，日子也变得更好了。
然而从2013年开始，当地黄叶病开始蔓延，普玉忠明白香蕉是不能再种植了。要在一片“生病”的土地上找到适合的作物，普玉忠又一次奔走在路上。“人没有不遇到困难的，但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想到就去干，有困难就接着干。”通过多方考察，他一边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新的作物进行示范，一边协调种植公司的专业人员到村培训，苦口婆心地劝说村民尝试转型。如今隔界村木薯、黑姜等作物的种植已逐渐形成规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全村实现脱贫。与此同时，普玉忠还动员村民利用村里每12天举行一次的“赶集天”做起小生意，多元化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从2007年担任外事界务员、2012年起担任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至今，普玉忠一直坚守在村里日常工作和巡边守边任务的一线。在被问及累不累时，普玉忠笑着说：“累是累，但是人民群众每次都选我、信任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群众的这份信任。”
“不为别的，党和人民需要那我就去干。”普玉忠的回答铿锵有力，他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尽管平凡，但这份平凡的力量却交上了一份不平凡的答卷。“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很严峻，守边工作还得加强。”普玉忠继续踏上了巡边的道路。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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