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英使馆就新冠溯源连答十问#【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连答十问】7月30日至8月4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陆续发布了驻英国使馆发言人答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十问，全文如下：
（一）
问：什么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什么？
答：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及10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共同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联合研究。中方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协助，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3月30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认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调查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联合研究报告并提出了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科学建议，提出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
世界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媒体对这个报告都非常关注。报告发布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表明这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科学的，产生的过程也始终坚持科学原则。
（二）
问：7月15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由于缺乏疫情暴发初期原始数据，在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受到阻碍。要求中方在早期原始数据上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现在排除“实验室泄漏论”为时过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事实是，联合专家组在华考察期间，中方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考察期间，中方尽全力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完全满足联合专家组参访的要求，让专家组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等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康复的患者等等。联合专家组还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上述情况在今年3月世卫组织公布的联合溯源研究报告中均有明确、充分体现。
（三）
问：世卫组织向成员国提出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中方对此持什么立场？
答：首先，这份工作计划同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世卫大会决议明确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查找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这意味着，制定下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应同成员国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工作计划起草过程也应当是公开透明的。
其次，这份工作计划同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不符。联合研究报告是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和中国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共同完成的，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中国部分。报告得出的权威结论和科学建议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理应是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重要基础。
（四）
问：中方为什么不接受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答：这份工作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干扰，是一份丧失科学客观原则、缺乏合作精神的文件。今年3月世卫组织公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明确得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结论，国际科学界对此也有广泛共识。而这份工作计划仍坚持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作为研究重点，反而刻意忽略了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份工作计划是在呼应美国等个别国家鼓噪的“实验室泄漏论”。加上起草过程缺乏透明度，也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份工作计划是政治操弄的产物。
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希望世卫组织秉持科学、专业、客观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五）
问：中方对第二阶段溯源有何建议？
答：中方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第二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世卫大会有关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已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早期病例搜索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六）
问：为什么中方坚持应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下一阶段溯源工作？
答：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已有越来越多2019年下半年全球多点多地出现新冠病例的报道，仅在美国就有至少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早于美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间。这也再次说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
（七）
问：美国声称，对中方拒绝接受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深感失望，中方立场极不负责且危险。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美方一些人借疫情动辄对中方污蔑抹黑，完全是对常识的漠视，对科学的傲慢。中方对此绝不能接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国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本国疫情，而且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过3000亿只口罩、37亿件防护服、48亿人份检测试剂盒等大量防疫物资，对外提供超过6亿剂疫苗，为全球抗疫斗争持续作出重要贡献。
一个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他们公然漠视科学家们的合作成果，为一己私利，不惜背弃科学和真理。他们公开鼓吹情报溯源，打压、威胁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的专家学者，罔顾事实真相，不择手段污蔑抹黑中国，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了极大困难和障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对，注定不会得逞。
（八）
问：有多少国家支持中方立场，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答：截至目前，已有近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谭德塞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并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南。
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出压倒性的正义声音。这同个别国家搞政治操弄、反对科学、歪曲事实形成鲜明对照，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公义所在和人心向背，充分证明秉持公正客观、主持公道公理的国家还是占大多数的。
新冠病毒要溯源，政治病毒也要溯源。看来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心思并没有放在加入国际抗疫上，而是继续借台散布各种政治病毒。任何工作计划，如果不是一份真正找寻病毒的计划，而是设法抹黑中国的计划，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
中方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停止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利用溯源问题甩锅推责，停止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采取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健康福祉作出应有贡献。
（九）
问：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于2019年秋天患病。此前还有报道称，2012年云南省墨江县的矿洞中有矿工生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已多次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该所职工和研究生截至目前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关于云南省墨江县矿工生病，通过多次核酸、抗体、基因组测序等检测，没有在矿工血清样品中检测到蝙蝠冠状病毒，这表明有关病例和新冠病毒毫无关系。
（十）
问：近期，多国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批评美国将溯源政治化，表示应当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联署签名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的中国网民已经超过1300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这些理性声音不断增多，充分说明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在溯源问题上，美国一些人真的心里有鬼。今年6月《名利场》披露，美国政府内部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早期感染病例的时间线还在提前。对于国际社会针对“德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严重关切，美方始终三缄其口。
美方必须明白，对于历史上前科累累、因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昭著的“德堡”，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和交代。美方应尽快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卫专家赴美调查德堡实验室，还世界一个真相。这不仅是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为了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美方不给出合理解释，质疑就不会结束。
（一）
问：什么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什么？
答：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及10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共同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联合研究。中方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协助，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3月30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认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调查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联合研究报告并提出了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科学建议，提出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
世界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媒体对这个报告都非常关注。报告发布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表明这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科学的，产生的过程也始终坚持科学原则。
（二）
问：7月15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由于缺乏疫情暴发初期原始数据，在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受到阻碍。要求中方在早期原始数据上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现在排除“实验室泄漏论”为时过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事实是，联合专家组在华考察期间，中方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考察期间，中方尽全力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完全满足联合专家组参访的要求，让专家组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等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康复的患者等等。联合专家组还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上述情况在今年3月世卫组织公布的联合溯源研究报告中均有明确、充分体现。
（三）
问：世卫组织向成员国提出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中方对此持什么立场？
答：首先，这份工作计划同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世卫大会决议明确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查找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这意味着，制定下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应同成员国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工作计划起草过程也应当是公开透明的。
其次，这份工作计划同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不符。联合研究报告是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和中国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共同完成的，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中国部分。报告得出的权威结论和科学建议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理应是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重要基础。
（四）
问：中方为什么不接受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答：这份工作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干扰，是一份丧失科学客观原则、缺乏合作精神的文件。今年3月世卫组织公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明确得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结论，国际科学界对此也有广泛共识。而这份工作计划仍坚持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作为研究重点，反而刻意忽略了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份工作计划是在呼应美国等个别国家鼓噪的“实验室泄漏论”。加上起草过程缺乏透明度，也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份工作计划是政治操弄的产物。
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希望世卫组织秉持科学、专业、客观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五）
问：中方对第二阶段溯源有何建议？
答：中方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第二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世卫大会有关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已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早期病例搜索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六）
问：为什么中方坚持应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下一阶段溯源工作？
答：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已有越来越多2019年下半年全球多点多地出现新冠病例的报道，仅在美国就有至少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早于美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间。这也再次说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
（七）
问：美国声称，对中方拒绝接受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深感失望，中方立场极不负责且危险。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美方一些人借疫情动辄对中方污蔑抹黑，完全是对常识的漠视，对科学的傲慢。中方对此绝不能接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国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本国疫情，而且向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过3000亿只口罩、37亿件防护服、48亿人份检测试剂盒等大量防疫物资，对外提供超过6亿剂疫苗，为全球抗疫斗争持续作出重要贡献。
一个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他们公然漠视科学家们的合作成果，为一己私利，不惜背弃科学和真理。他们公开鼓吹情报溯源，打压、威胁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的专家学者，罔顾事实真相，不择手段污蔑抹黑中国，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了极大困难和障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对，注定不会得逞。
（八）
问：有多少国家支持中方立场，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答：截至目前，已有近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谭德塞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并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南。
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出压倒性的正义声音。这同个别国家搞政治操弄、反对科学、歪曲事实形成鲜明对照，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公义所在和人心向背，充分证明秉持公正客观、主持公道公理的国家还是占大多数的。
新冠病毒要溯源，政治病毒也要溯源。看来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心思并没有放在加入国际抗疫上，而是继续借台散布各种政治病毒。任何工作计划，如果不是一份真正找寻病毒的计划，而是设法抹黑中国的计划，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
中方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停止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利用溯源问题甩锅推责，停止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采取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健康福祉作出应有贡献。
（九）
问：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于2019年秋天患病。此前还有报道称，2012年云南省墨江县的矿洞中有矿工生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已多次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该所职工和研究生截至目前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关于云南省墨江县矿工生病，通过多次核酸、抗体、基因组测序等检测，没有在矿工血清样品中检测到蝙蝠冠状病毒，这表明有关病例和新冠病毒毫无关系。
（十）
问：近期，多国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批评美国将溯源政治化，表示应当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联署签名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的中国网民已经超过1300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这些理性声音不断增多，充分说明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在溯源问题上，美国一些人真的心里有鬼。今年6月《名利场》披露，美国政府内部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早期感染病例的时间线还在提前。对于国际社会针对“德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严重关切，美方始终三缄其口。
美方必须明白，对于历史上前科累累、因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昭著的“德堡”，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和交代。美方应尽快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卫专家赴美调查德堡实验室，还世界一个真相。这不仅是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为了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美方不给出合理解释，质疑就不会结束。
【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的故事】在空旷的矿山里，装满矿石、百余吨重的卡车流畅、精准、平稳地进行着倒车入位、停靠、倾卸、避障等动作，但驾驶室却空无一人。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灵异事件”，而是中国电信通过下沉式5G MEC部署，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实现的国内首个冶金露天矿山多台矿车无人驾驶与有人驾驶混编运行。
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技术的加速普及，数字化应用正加速改变着我们身处的社会，从前人们想象科幻世界中才有的场景已逐步变为现实。而中国电信，这家在云网服务领域具有丰厚积淀的运营商，又会怎样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产业数字化，一场重塑社会的技术革命
产业数字化，是一场通过新一代数字科技，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赋能行业应用，重塑产业生产要素的技术和社会革命。国家对产业数字化领域高度重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化战略进行了重要部署，强调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随着相关领域应用的加速落地，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将迎来巨大发展空间，据中国信通院研究，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从2020年的41.36万亿元提升到60万亿元，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40.2%提升到50.3%。
回首过去，中国的产业数字化行业从早期专注于实现OA、财务管理等单一功能的软件，发展至采用IaaS/PaaS/SaaS各类方式，应用云技术，为客户提供计算、存储及ERP等应用的综合服务。展望未来，随着5G、云、大数据、AI等技术的普及，产业数字化领域将进一步“蝶变”，预计呈现以下3大趋势：首先，云计算便捷、灵活、高弹性的特点将使其应用将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会将核心业务上云，因而会出现大量对云网融合、特别是“云、边、端”协同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其次，在网络威胁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客户对安全可靠愈加重视，因此安全能力将成为解决方案厂商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客户需求从单点走向综合，复杂性快速提升，专业的一体化交付服务面临全新挑战，因此解决方案厂商深入了解需求、统筹各方能力、搭建系统平台的作用和能力愈显重要。
云网融合，通向ICT综合运营之路
在政企客户业务全面上云的背景下，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运营商在开展产业数字化业务时，较传统的IT厂商有何不同？
事实上，政企客户上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期政企客户上云主要为传统IT基础设施上云，客户各类IT系统直接在IaaS上承载，场景较为单一，对网络性能的要求较低。当前，随着云技术应用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将核心业务上云，对网络的速率、时延、可靠性以及IT系统云化改造经验等要求明显提升，而运营商凭借自身网络优势及IT上云经验，融合网络、云及大数据、AI等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云网融合服务，打造全新的ICT综合运营模式。
依托行业领先的高质量云网基础设施及服务能力，结合自身BSS/OSS等核心业务系统上云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电信围绕客户需求，融合网络、边缘计算、AI等能力，提供IT基础设施上云和应用上云的综合解决方案，帮助政企客户加快自身云化、数字化转型。
在中兴通讯南京滨江工厂的生产线上，一个个通信产品正被快速加工、检测、流转。由于整个工厂采用柔性生产方式，同一生产线上生产多种类产品，因此对产品质检等生产环节也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通过的各类产品实现精准检测。过去，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是进口价值上千万元的设备，同时配备专门的质检团队，成本高昂且依赖人力较多、准确性难以保障。而中国电信发挥运营商“云、边、端”协同的优势，凭借自身在5G、云、MEC、AI等领域的丰厚积淀，以ICT综合运营的方式为中兴通讯打造安全可靠的5G智能车间。中国电信协助客户将质检模型部署在天翼云、并调动AI能力，利用5G+MEC“大带宽、低时延”的特点，实现百兆照片上传、模型判断、结果回传等步骤“秒完”，同时准确率高达97%、漏检率比人工降低80%，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
未来，随着企业上云进程加快，IT和CT的融合将更为紧密。中国电信凭借在“云网融合”领域的深厚积淀，由提供单纯的CT服务进入ICT综合运营领域，深入用户核心业务腹地，为客户提供云网融合独特的附加价值，增强用户黏性。
安全：数字化可靠性的底座
产业数字化为政企客户带来便利、提升效率，而各类与数字化相关的风险也随之而来、与日俱增。由于网络使用的深化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企业网络业务边界不断模糊，网络威胁持续升级，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任何导致业务暂停的网络安全事故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近期，美国燃油管道商科洛尼尔因遭受恶意勒索病毒影响，支付了高达500万美元的赎金，被迫关闭了一条每日运送250万桶燃料、长达5500英里、承担美国东海岸45%燃料供给的输油管道。当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亟需解决安全性问题，保障客户业务长期稳定开展。
对于中国电信这家在政企业务领域经验丰富的运营商，安全恰恰是其强项。中国电信以骨干网运营商独特的网络资源和能力优势为抓手，持续建设覆盖“云、网、边、端、应用”的融合安全技术能力，打造立体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特别的，中国电信自主研发的“云堤”平台是国内唯一有全网覆盖能力和全球触达能力的网络攻击防护平台，全球分布式部署36个DDoS攻击防护节点实现近源清洗，DNS域名解析具备全国监测能力和覆盖31省的DNS秒级同步修正能力。目前，中国电信云堤已服务于数千家政企客户，其中不乏重要政府单位、金融机构及互联网巨头，因其卓越的服务品质广受好评。
2020年1月，正值新冠疫情爆发，某重要网站连续被DDoS攻击，攻击峰值曾达13G bps，其中来自国外的攻击流量占比为60.87%。在发生首次攻击后，中国电信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了全流程、可视化的攻击行为监控，让“无形”的网络攻击“现身”。根据大部分攻击流量主要来自境外的特点，中国电信利用运营商的骨干网络防护能力，按照境外、境内两个维度，针对攻击源进行了分布式防护。凭借强大的网络安全能力，中国电信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网络空间守卫了国家安全，为中国的产业数字化事业筑牢了坚实的安全底座。
一体化服务：复杂场景下的专业价值
随着新兴技术应用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计划将业务系统全面数字化改造升级。受制于采购管理模式、建设理念等因素，过去政企客户多采用“烟囱式”模式建设IT系统，针对每个业务功能建设单独的IT系统，“孤岛效应”明显。“烟囱式”架构和核心业务IT系统全面升级之间的矛盾，给解决方案厂商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厂商在全面、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及IT系统现状的基础上，构建灵活、弹性的系统平台，打通、融合各相关方的产品、服务和能力，实现专业的一体化交付。
面对客户数字化转型中的新需求，中国电信依托现有覆盖全国的全触点售前支撑服务体系，基于自身云网融合优势能力，深耕垂直行业领域，面向细分市场需求提供从标准化到场景化到定制化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工业、应急、交通物流、住建等十几个行业BG，探索跨界混营新合作模式。进一步强化自研数字平台、原子能力等数字化供给，做深行业洞察，做厚能力中台。面向用户提供专业化运营服务，为用户数字化转型提供全周期保驾护航能力。同时，中国电信在现有服务体系基础上，打造了覆盖全国的属地化专业服务团队，拥有3.6万名具备产业数字化销售和服务能力的专家，其中包括1.6万名从事售中支撑和实施交付的技术型专家。凭借专业的服务能力，中国电信实现从单一网络交付到云网数字化服务整体交付的转变，客户交付满意度超过93%，全行业领先。
在甘肃，中国电信与省生态环境厅合作，打造覆盖全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管理平台。过去，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基本以单业务、单系统的模式进行，“数据孤岛”效应明显，严重制约环保工作的全局性、协同性与预见性。中国电信的技术专家深入客户一线，在充分了解需求后，决定采用微服务+容器的方式、在云端构建统一平台，以一体化交付方式打破各业务系统间的数据壁垒。该平台将自然资源、气象、农林、住建、公安等30个厅局级部门及生态环境厅内72套在用系统全面打通，实现全省2,342个监测站点的有效整合，构建省市县三级、天地空一体的综合大数据平台，帮助有关部门数清家底、为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打下坚实基础。基于云端海量数据，中国电信积极进行政产学研合作，依托大数据、AI等技术，上线预测分析模型，帮助全省环境治理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进行转变。目前，该模型在大气、水环境预警溯源方面准确率高达97.2%，位列全国先进水平。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帮助甘肃省实现生态治理数字化升级的同时，也为中国电信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61项软件著作权，4项专利、16项国产化产品互信认证，并借此参与11项国家大数据标准编制。目前在该领域，中国电信在全国已有27个项目签约，过去3年收入连续翻番。
5G、云、AI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催生一场社会生产领域无声的革命。无人矿山、智能工厂、智慧生态，一个个高科技应用从想象走向现实，赋予社会发展新动能。作为云网基础设施运营商，中国电信充分发挥自身在云网融合、安全与一体化服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政企客户提供全新的ICT综合运营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在建设数字中国之路上砥砺前行！
https://t.cn/A6fWMeQ0
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技术的加速普及，数字化应用正加速改变着我们身处的社会，从前人们想象科幻世界中才有的场景已逐步变为现实。而中国电信，这家在云网服务领域具有丰厚积淀的运营商，又会怎样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产业数字化，一场重塑社会的技术革命
产业数字化，是一场通过新一代数字科技，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赋能行业应用，重塑产业生产要素的技术和社会革命。国家对产业数字化领域高度重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化战略进行了重要部署，强调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随着相关领域应用的加速落地，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将迎来巨大发展空间，据中国信通院研究，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从2020年的41.36万亿元提升到60万亿元，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40.2%提升到50.3%。
回首过去，中国的产业数字化行业从早期专注于实现OA、财务管理等单一功能的软件，发展至采用IaaS/PaaS/SaaS各类方式，应用云技术，为客户提供计算、存储及ERP等应用的综合服务。展望未来，随着5G、云、大数据、AI等技术的普及，产业数字化领域将进一步“蝶变”，预计呈现以下3大趋势：首先，云计算便捷、灵活、高弹性的特点将使其应用将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会将核心业务上云，因而会出现大量对云网融合、特别是“云、边、端”协同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其次，在网络威胁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客户对安全可靠愈加重视，因此安全能力将成为解决方案厂商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客户需求从单点走向综合，复杂性快速提升，专业的一体化交付服务面临全新挑战，因此解决方案厂商深入了解需求、统筹各方能力、搭建系统平台的作用和能力愈显重要。
云网融合，通向ICT综合运营之路
在政企客户业务全面上云的背景下，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运营商在开展产业数字化业务时，较传统的IT厂商有何不同？
事实上，政企客户上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期政企客户上云主要为传统IT基础设施上云，客户各类IT系统直接在IaaS上承载，场景较为单一，对网络性能的要求较低。当前，随着云技术应用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将核心业务上云，对网络的速率、时延、可靠性以及IT系统云化改造经验等要求明显提升，而运营商凭借自身网络优势及IT上云经验，融合网络、云及大数据、AI等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云网融合服务，打造全新的ICT综合运营模式。
依托行业领先的高质量云网基础设施及服务能力，结合自身BSS/OSS等核心业务系统上云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电信围绕客户需求，融合网络、边缘计算、AI等能力，提供IT基础设施上云和应用上云的综合解决方案，帮助政企客户加快自身云化、数字化转型。
在中兴通讯南京滨江工厂的生产线上，一个个通信产品正被快速加工、检测、流转。由于整个工厂采用柔性生产方式，同一生产线上生产多种类产品，因此对产品质检等生产环节也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通过的各类产品实现精准检测。过去，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是进口价值上千万元的设备，同时配备专门的质检团队，成本高昂且依赖人力较多、准确性难以保障。而中国电信发挥运营商“云、边、端”协同的优势，凭借自身在5G、云、MEC、AI等领域的丰厚积淀，以ICT综合运营的方式为中兴通讯打造安全可靠的5G智能车间。中国电信协助客户将质检模型部署在天翼云、并调动AI能力，利用5G+MEC“大带宽、低时延”的特点，实现百兆照片上传、模型判断、结果回传等步骤“秒完”，同时准确率高达97%、漏检率比人工降低80%，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
未来，随着企业上云进程加快，IT和CT的融合将更为紧密。中国电信凭借在“云网融合”领域的深厚积淀，由提供单纯的CT服务进入ICT综合运营领域，深入用户核心业务腹地，为客户提供云网融合独特的附加价值，增强用户黏性。
安全：数字化可靠性的底座
产业数字化为政企客户带来便利、提升效率，而各类与数字化相关的风险也随之而来、与日俱增。由于网络使用的深化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企业网络业务边界不断模糊，网络威胁持续升级，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任何导致业务暂停的网络安全事故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近期，美国燃油管道商科洛尼尔因遭受恶意勒索病毒影响，支付了高达500万美元的赎金，被迫关闭了一条每日运送250万桶燃料、长达5500英里、承担美国东海岸45%燃料供给的输油管道。当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亟需解决安全性问题，保障客户业务长期稳定开展。
对于中国电信这家在政企业务领域经验丰富的运营商，安全恰恰是其强项。中国电信以骨干网运营商独特的网络资源和能力优势为抓手，持续建设覆盖“云、网、边、端、应用”的融合安全技术能力，打造立体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特别的，中国电信自主研发的“云堤”平台是国内唯一有全网覆盖能力和全球触达能力的网络攻击防护平台，全球分布式部署36个DDoS攻击防护节点实现近源清洗，DNS域名解析具备全国监测能力和覆盖31省的DNS秒级同步修正能力。目前，中国电信云堤已服务于数千家政企客户，其中不乏重要政府单位、金融机构及互联网巨头，因其卓越的服务品质广受好评。
2020年1月，正值新冠疫情爆发，某重要网站连续被DDoS攻击，攻击峰值曾达13G bps，其中来自国外的攻击流量占比为60.87%。在发生首次攻击后，中国电信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了全流程、可视化的攻击行为监控，让“无形”的网络攻击“现身”。根据大部分攻击流量主要来自境外的特点，中国电信利用运营商的骨干网络防护能力，按照境外、境内两个维度，针对攻击源进行了分布式防护。凭借强大的网络安全能力，中国电信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网络空间守卫了国家安全，为中国的产业数字化事业筑牢了坚实的安全底座。
一体化服务：复杂场景下的专业价值
随着新兴技术应用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政企客户计划将业务系统全面数字化改造升级。受制于采购管理模式、建设理念等因素，过去政企客户多采用“烟囱式”模式建设IT系统，针对每个业务功能建设单独的IT系统，“孤岛效应”明显。“烟囱式”架构和核心业务IT系统全面升级之间的矛盾，给解决方案厂商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厂商在全面、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及IT系统现状的基础上，构建灵活、弹性的系统平台，打通、融合各相关方的产品、服务和能力，实现专业的一体化交付。
面对客户数字化转型中的新需求，中国电信依托现有覆盖全国的全触点售前支撑服务体系，基于自身云网融合优势能力，深耕垂直行业领域，面向细分市场需求提供从标准化到场景化到定制化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工业、应急、交通物流、住建等十几个行业BG，探索跨界混营新合作模式。进一步强化自研数字平台、原子能力等数字化供给，做深行业洞察，做厚能力中台。面向用户提供专业化运营服务，为用户数字化转型提供全周期保驾护航能力。同时，中国电信在现有服务体系基础上，打造了覆盖全国的属地化专业服务团队，拥有3.6万名具备产业数字化销售和服务能力的专家，其中包括1.6万名从事售中支撑和实施交付的技术型专家。凭借专业的服务能力，中国电信实现从单一网络交付到云网数字化服务整体交付的转变，客户交付满意度超过93%，全行业领先。
在甘肃，中国电信与省生态环境厅合作，打造覆盖全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管理平台。过去，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基本以单业务、单系统的模式进行，“数据孤岛”效应明显，严重制约环保工作的全局性、协同性与预见性。中国电信的技术专家深入客户一线，在充分了解需求后，决定采用微服务+容器的方式、在云端构建统一平台，以一体化交付方式打破各业务系统间的数据壁垒。该平台将自然资源、气象、农林、住建、公安等30个厅局级部门及生态环境厅内72套在用系统全面打通，实现全省2,342个监测站点的有效整合，构建省市县三级、天地空一体的综合大数据平台，帮助有关部门数清家底、为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打下坚实基础。基于云端海量数据，中国电信积极进行政产学研合作，依托大数据、AI等技术，上线预测分析模型，帮助全省环境治理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进行转变。目前，该模型在大气、水环境预警溯源方面准确率高达97.2%，位列全国先进水平。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帮助甘肃省实现生态治理数字化升级的同时，也为中国电信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61项软件著作权，4项专利、16项国产化产品互信认证，并借此参与11项国家大数据标准编制。目前在该领域，中国电信在全国已有27个项目签约，过去3年收入连续翻番。
5G、云、AI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催生一场社会生产领域无声的革命。无人矿山、智能工厂、智慧生态，一个个高科技应用从想象走向现实，赋予社会发展新动能。作为云网基础设施运营商，中国电信充分发挥自身在云网融合、安全与一体化服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政企客户提供全新的ICT综合运营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在建设数字中国之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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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雄：幼儿园课程应走向简约化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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