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民航局：#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人员工作期间集中住宿#】今天（8月4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表示，对于涉及国际航班的工作人员要加强防疫要求，做好健康监测，如机场保洁、搬运、地服等人员，严格落实每日健康监测，严格落实一线工作人员自身防护。
对于直接进入航空器或接触航空器表面的保洁、维修、加油等人员要严格执行个人保护要求，要按规定使用口罩、手套、防护服。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采取一定工作周期的轮班制，工作期间要集中住宿，避免与家庭成员和社区人员接触，在工作期间不得从事国内业务保障，避免交叉作业。同时，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并加强对第三方外包单位的监管。（新京报记者 裴剑飞）
对于直接进入航空器或接触航空器表面的保洁、维修、加油等人员要严格执行个人保护要求，要按规定使用口罩、手套、防护服。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采取一定工作周期的轮班制，工作期间要集中住宿，避免与家庭成员和社区人员接触，在工作期间不得从事国内业务保障，避免交叉作业。同时，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并加强对第三方外包单位的监管。（新京报记者 裴剑飞）
民航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民航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8月3日，民航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民航疫情防控相关工作。40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和行业媒体在线上参加新闻发布会。
针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的处置工作情况，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介绍，7月20日，民航局接到报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现保洁人员核酸检测阳性，立即响应，迅速行动，按照民航局的职责，开展相应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协调，了解核酸检测阳性的具体人员、服务岗位、接触范围、对机场安全运行的影响等以及地方政府与东部机场集团采取的措施，并立即派出2名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民航流调工作。
针对疫情发展情况，民航局连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疫情防控工作。7月22日，民航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对一线全部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确保人员健康安全。严肃重申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中，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的规定和要求。国际客运保障人员必须严格做到“四指定”（指定服务人员、指定服务区域、指定休息区域、指定场内交通车），国际货运保障人员必须做到“四固定”（作业人员固定、作业场地固定、生产设备固定、休息区域固定）。涉高风险航班保障的机场还要做到“两集中”（相关工作区域集中、相关作业人员居住集中）。7月26日，民航局专门针对国内航班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分别对旅客管理、机组防护和配合信息排查工作提出严格要求。7月31日，民航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点提出了强化制度落实、夯实防控基础、压实各方责任等三个方面的16条具体措施。8月2日，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特点和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民航局再次升级航班和机场运行防控措施，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增加核酸检测频次，入境口岸直接从事国际旅客、进口货物和航空器相关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作为高风险人员每隔1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根据情况轮流安排，尽可能做到每天都有人员接受检测；国内航班机组人员、国内航班各类保障人员，接触上述高风险人员的各类生活后勤服务及管理人员等，按照每周检测２次，每次间隔2天以上开展核酸检测。在对一线员工关心关爱和防疫能力提升方面，民航局始终高度重视，要求各单位强化监督检查，落实一线人员关心关爱各项具体措施，防止因高温天气引起人员中暑衍生各类安全事故和疫情防控漏洞，同时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人员培训，切实保证疫情防控的规范性和自觉性。此外，民航局还加大了对各单位落实疫情防控制度和工作要求的监督检查力度，截至目前已先后开展了两轮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工作。
韩光祖介绍，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地方政府以及民航局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疫情防控制度，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其中，民航局及时研判疫情发展情况，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并持续更新了对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疫情防控要求，前后发布7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一线人员个人防护、旅客和机组防疫管理、机组隔离政策、航空器和机场环境、货物消杀等各重点环节提出具体要求和详细规定。疫情发生后，各航空公司、机场严格执行相应规定，截至6月底，民航共保障了1.4万余个国际客运航班，25万余个国际货运航班，532万余个国内航班，没有出现一名机组人员在机上感染的情况，服务保障国际客运航班的高风险一线人员也实现“零感染”。国际航班方面，在巨大的外防输入压力下，民航局严格执行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自熔断措施实施起至2021年8月2日，民航已先后对302班疫情输入风险高且触发熔断机制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采取熔断措施，累计减少入境航班621班，预计减少输入病例2300余例，最大限度防“境外输入”。
围绕下一步防控工作安排，韩光祖表示，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总体要求，民航局按照更加“精准、科学、有效”的原则，制定了“空中防控力度不减、地面防控措施更严”的防控策略。他介绍，目前已完成第八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近期即将发布。指南具体在如下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细化机场一线工作人员封闭管理措施；二是加密民航服务保障各类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三是调整优化机组人员入境隔离和健康监测措施；四是根据不同工种作业特点，强化员工劳动保护。民航各级行政机关将加大对各运输航空公司和各运输机场执行指南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相关单位把指南中相关要求落实到各单位运行手册中严格执行。此外，民航局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针对境外输入风险，继续坚决执行严格的航班熔断政策。积极配合、会同有关部门对入境航空器检疫消杀标准、消杀效果进行评估，为入境后航空运行保障后端的保洁、机务维修、搬运工人等各环节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确保风险可控。
韩光祖最后表示，疫情防控时时刻刻不能松懈，各项防控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民航人将尽最大努力，守好空中疫情防控线。民航局将加强各项民航疫情防控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工作，对发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立整立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针对民航运行管理主体多、工作链条长、专业分类细、从业人员多的特点，配合地方政府建立齐抓共管机制，做到协同共防、联动群防。（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8月3日，民航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民航疫情防控相关工作。40余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和行业媒体在线上参加新闻发布会。
针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的处置工作情况，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介绍，7月20日，民航局接到报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现保洁人员核酸检测阳性，立即响应，迅速行动，按照民航局的职责，开展相应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协调，了解核酸检测阳性的具体人员、服务岗位、接触范围、对机场安全运行的影响等以及地方政府与东部机场集团采取的措施，并立即派出2名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民航流调工作。
针对疫情发展情况，民航局连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疫情防控工作。7月22日，民航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对一线全部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确保人员健康安全。严肃重申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中，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的规定和要求。国际客运保障人员必须严格做到“四指定”（指定服务人员、指定服务区域、指定休息区域、指定场内交通车），国际货运保障人员必须做到“四固定”（作业人员固定、作业场地固定、生产设备固定、休息区域固定）。涉高风险航班保障的机场还要做到“两集中”（相关工作区域集中、相关作业人员居住集中）。7月26日，民航局专门针对国内航班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分别对旅客管理、机组防护和配合信息排查工作提出严格要求。7月31日，民航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点提出了强化制度落实、夯实防控基础、压实各方责任等三个方面的16条具体措施。8月2日，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特点和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民航局再次升级航班和机场运行防控措施，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增加核酸检测频次，入境口岸直接从事国际旅客、进口货物和航空器相关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作为高风险人员每隔1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根据情况轮流安排，尽可能做到每天都有人员接受检测；国内航班机组人员、国内航班各类保障人员，接触上述高风险人员的各类生活后勤服务及管理人员等，按照每周检测２次，每次间隔2天以上开展核酸检测。在对一线员工关心关爱和防疫能力提升方面，民航局始终高度重视，要求各单位强化监督检查，落实一线人员关心关爱各项具体措施，防止因高温天气引起人员中暑衍生各类安全事故和疫情防控漏洞，同时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人员培训，切实保证疫情防控的规范性和自觉性。此外，民航局还加大了对各单位落实疫情防控制度和工作要求的监督检查力度，截至目前已先后开展了两轮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工作。
韩光祖介绍，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地方政府以及民航局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疫情防控制度，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其中，民航局及时研判疫情发展情况，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并持续更新了对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疫情防控要求，前后发布7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一线人员个人防护、旅客和机组防疫管理、机组隔离政策、航空器和机场环境、货物消杀等各重点环节提出具体要求和详细规定。疫情发生后，各航空公司、机场严格执行相应规定，截至6月底，民航共保障了1.4万余个国际客运航班，25万余个国际货运航班，532万余个国内航班，没有出现一名机组人员在机上感染的情况，服务保障国际客运航班的高风险一线人员也实现“零感染”。国际航班方面，在巨大的外防输入压力下，民航局严格执行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自熔断措施实施起至2021年8月2日，民航已先后对302班疫情输入风险高且触发熔断机制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采取熔断措施，累计减少入境航班621班，预计减少输入病例2300余例，最大限度防“境外输入”。
围绕下一步防控工作安排，韩光祖表示，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总体要求，民航局按照更加“精准、科学、有效”的原则，制定了“空中防控力度不减、地面防控措施更严”的防控策略。他介绍，目前已完成第八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近期即将发布。指南具体在如下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细化机场一线工作人员封闭管理措施；二是加密民航服务保障各类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三是调整优化机组人员入境隔离和健康监测措施；四是根据不同工种作业特点，强化员工劳动保护。民航各级行政机关将加大对各运输航空公司和各运输机场执行指南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相关单位把指南中相关要求落实到各单位运行手册中严格执行。此外，民航局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针对境外输入风险，继续坚决执行严格的航班熔断政策。积极配合、会同有关部门对入境航空器检疫消杀标准、消杀效果进行评估，为入境后航空运行保障后端的保洁、机务维修、搬运工人等各环节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确保风险可控。
韩光祖最后表示，疫情防控时时刻刻不能松懈，各项防控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民航人将尽最大努力，守好空中疫情防控线。民航局将加强各项民航疫情防控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工作，对发现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立整立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针对民航运行管理主体多、工作链条长、专业分类细、从业人员多的特点，配合地方政府建立齐抓共管机制，做到协同共防、联动群防。（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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