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号即北斗号，手机卡即北斗卡：国防科大瞄准低轨报文通信】
地震救援、出海遇险、户外徒步……你有没有想过，在生活如此依赖手机的今天，一旦我们进入没有移动信号的区域，该如何与外界联络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高大上的卫星通信。如今，卫星通信可能很快就将“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9月6日，华为发布Mate 50系列手机，被形容为“向上捅破天”的技术也露出“真容”。
官方消息显示，Mate 50是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在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环境下，Mate 50能将文字和位置信息发出求助，并支持多条位置生成轨迹地图。
记者了解到，Mate 50应用的是北斗短报文系统。北斗短报文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研制的RDSS（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地面系统接收的。他们进行了十余年的深入研究，于2019年首次提出大众手机直连北斗卫星短报文的完整可行方案，推动北斗短报文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后，电信设施损坏，移动信号基站受毁，短报文救援信息也正是通过我们的RDSS系统进行收发的。”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短报文技术负责人李井源说。
十余年自主创新，实现移动通信和短报文通信融合
很多人或许记得，汶川大地震中，北斗手持用户机在地震灾区中成功应用的画面。
然而，这一幕却曾让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喜忧参半。
“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二号，RDSS系统均由我们团队独立承担建设。我们喜的是团队科研成果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忧的是受灾群众不能使用手机通过短报文及时发出灾情，否则一定能救出更多的人。”李井源回忆道。
2009年，我国启动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随即开始探索新一代北斗RDSS体制设计验证工作，力求让北斗用户端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直至融入大众手机。
系统容量、终端体积和成本是制约北斗短报文更加广泛应用的关键要素。
然而，北斗一号、二号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能力均为每次最多传送120个汉字，尚不能满足各类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同时，短报文广泛应用必有海量用户，这意味着北斗三号地面中心站设备规模也将急剧扩张。
“数量级的扩张以及未来可持续扩展的需求，意味着不能直接继承北斗二号信号处理架构，唯有从信号体制上实现跨越，短报文通信能力方可实现量变质变。”李井源介绍。
创新是唯一出路，但是创新又要从哪里开始呢？
几个月里，就短报文通信能力提升的问题，他们就讨论和推翻了数十个方案，创新提出了“射频前端+全数字关交换+基带后端处理”的技术架构。这项名为“全光交换集中分布式架构”的技术，可实现射频前端通用化、小型化，基带后端数字化、去时频。
基于该技术，该团队成功研制出北斗三号主控站RDSS系统。其短报文通信能力可实现每次最高传送1000个汉字，并可传输语音、照片。相较于北斗二号，短报文通信服务容量提升10倍，同时支撑移动通信和北斗短报文通信的融合使用。
融入大众手机，构建未来低轨报文通信系统
短报文通信服务是北斗系统区别于美国GPS等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大特色。北斗三号主控站RDSS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能力虽然可以满足大部分行业应用需求，但距离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却还要跨越几道坎儿。
第一个坎儿就是要将北斗用户端的发射功率降低到可以安装在大众手机上。
2018年，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就此进一步开展信号体制创新研究，试验表明可以将北斗用户端发射功率降到0.5W（瓦），与4G/5G手机发射功率相当。这意味着将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融入大众手机，已经有了实现的技术基础。
北斗短报文只有融于最高效的商用手机产业链，成为手机预置模块，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成本，进而获得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基于这个创新理念，2019年他们设计了专门针对低功耗手机业务的信号体制ICD文件，最终实现了用户端发射功率从2W降至0.5W。同时依托天津“北斗民用短消息增强服务系统”进行低功耗信号体制收发试验验证，实现了与电信公网的互联互通。
至此，在不改变手机结构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把北斗短报文发射功率降至0.5W，“手机到哪里，短报文就到哪里”成为可能。
为突破工程实现上的难题，团队经反复论证后创新提出信号算法极致优化的技术方案，提升了北斗系统主控站灵敏度，成功解决了手机与卫星实现短报文通信的最大工程技术难题。
与国内移动运营商讨论后，他们进一步提出“手机号即北斗号，手机卡即北斗卡”的技术和运营方案，实现用户极简体验，推动北斗短报文进入了大众消费领域。
“不过，由于北斗短报文采用高轨卫星进行信号收发，手机与3.6万千米外的北斗卫星进行通信，信号有点微弱，通常作为搜救等应急通信手段。”李井源介绍，目前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正在加速建设，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手机用户可以通过低轨卫星实现更高速率、更大容量的报文及语音图像通信。
（来自：科技日报；原标题：《把卫星通信接入百姓家 ——国防科大北斗团队探寻手机与卫星短报文通信的创新故事》）https://t.cn/A6SRhUUo
https://t.cn/A6STuxed
地震救援、出海遇险、户外徒步……你有没有想过，在生活如此依赖手机的今天，一旦我们进入没有移动信号的区域，该如何与外界联络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高大上的卫星通信。如今，卫星通信可能很快就将“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9月6日，华为发布Mate 50系列手机，被形容为“向上捅破天”的技术也露出“真容”。
官方消息显示，Mate 50是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在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环境下，Mate 50能将文字和位置信息发出求助，并支持多条位置生成轨迹地图。
记者了解到，Mate 50应用的是北斗短报文系统。北斗短报文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研制的RDSS（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地面系统接收的。他们进行了十余年的深入研究，于2019年首次提出大众手机直连北斗卫星短报文的完整可行方案，推动北斗短报文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后，电信设施损坏，移动信号基站受毁，短报文救援信息也正是通过我们的RDSS系统进行收发的。”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短报文技术负责人李井源说。
十余年自主创新，实现移动通信和短报文通信融合
很多人或许记得，汶川大地震中，北斗手持用户机在地震灾区中成功应用的画面。
然而，这一幕却曾让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喜忧参半。
“从北斗一号到北斗二号，RDSS系统均由我们团队独立承担建设。我们喜的是团队科研成果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忧的是受灾群众不能使用手机通过短报文及时发出灾情，否则一定能救出更多的人。”李井源回忆道。
2009年，我国启动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随即开始探索新一代北斗RDSS体制设计验证工作，力求让北斗用户端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直至融入大众手机。
系统容量、终端体积和成本是制约北斗短报文更加广泛应用的关键要素。
然而，北斗一号、二号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能力均为每次最多传送120个汉字，尚不能满足各类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同时，短报文广泛应用必有海量用户，这意味着北斗三号地面中心站设备规模也将急剧扩张。
“数量级的扩张以及未来可持续扩展的需求，意味着不能直接继承北斗二号信号处理架构，唯有从信号体制上实现跨越，短报文通信能力方可实现量变质变。”李井源介绍。
创新是唯一出路，但是创新又要从哪里开始呢？
几个月里，就短报文通信能力提升的问题，他们就讨论和推翻了数十个方案，创新提出了“射频前端+全数字关交换+基带后端处理”的技术架构。这项名为“全光交换集中分布式架构”的技术，可实现射频前端通用化、小型化，基带后端数字化、去时频。
基于该技术，该团队成功研制出北斗三号主控站RDSS系统。其短报文通信能力可实现每次最高传送1000个汉字，并可传输语音、照片。相较于北斗二号，短报文通信服务容量提升10倍，同时支撑移动通信和北斗短报文通信的融合使用。
融入大众手机，构建未来低轨报文通信系统
短报文通信服务是北斗系统区别于美国GPS等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大特色。北斗三号主控站RDSS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能力虽然可以满足大部分行业应用需求，但距离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却还要跨越几道坎儿。
第一个坎儿就是要将北斗用户端的发射功率降低到可以安装在大众手机上。
2018年，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就此进一步开展信号体制创新研究，试验表明可以将北斗用户端发射功率降到0.5W（瓦），与4G/5G手机发射功率相当。这意味着将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融入大众手机，已经有了实现的技术基础。
北斗短报文只有融于最高效的商用手机产业链，成为手机预置模块，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成本，进而获得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基于这个创新理念，2019年他们设计了专门针对低功耗手机业务的信号体制ICD文件，最终实现了用户端发射功率从2W降至0.5W。同时依托天津“北斗民用短消息增强服务系统”进行低功耗信号体制收发试验验证，实现了与电信公网的互联互通。
至此，在不改变手机结构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把北斗短报文发射功率降至0.5W，“手机到哪里，短报文就到哪里”成为可能。
为突破工程实现上的难题，团队经反复论证后创新提出信号算法极致优化的技术方案，提升了北斗系统主控站灵敏度，成功解决了手机与卫星实现短报文通信的最大工程技术难题。
与国内移动运营商讨论后，他们进一步提出“手机号即北斗号，手机卡即北斗卡”的技术和运营方案，实现用户极简体验，推动北斗短报文进入了大众消费领域。
“不过，由于北斗短报文采用高轨卫星进行信号收发，手机与3.6万千米外的北斗卫星进行通信，信号有点微弱，通常作为搜救等应急通信手段。”李井源介绍，目前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正在加速建设，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手机用户可以通过低轨卫星实现更高速率、更大容量的报文及语音图像通信。
（来自：科技日报；原标题：《把卫星通信接入百姓家 ——国防科大北斗团队探寻手机与卫星短报文通信的创新故事》）https://t.cn/A6SRhUUo
https://t.cn/A6STuxed
最近感觉自己天天在玩[doge]难道是开学前的狂欢，呜呜呜呜呜呜不想开学，开学又要封一学期，可能年龄真的大了，这个暑假也就喝了几次奶茶，最近三次都没有喝完，三分糖真的好甜啊，果然我可能过了喝奶茶的年纪[单身狗]等开学走了之后，真的要2023年才能回来嘛[泪]唉，疫情，总归改变了很多生活的轨迹，好喜欢可以天天见面的日子，和朋友[单身狗]不想这么多啦，开心一点[太开心]
【林义杰：#张庭# 案查封冻结引争议，法院该做什么？】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