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丨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传统文化##国学知识#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荀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
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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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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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人间四月天，走在五月的时光里。我们拈花微笑，一路向前。告别四月的沉重， 迎来五月的希望，不忘初心，辛勤耕种。努力是你给岁月的最好回报。愿这个五月，依心而行，不忘初衷，收获满满。
初夏书感（宋.陆游）
春与人俱老，
花随梦已空。
游蜂黏落蕊，
轻燕接飞虫。
桑悴知蚕起，
牲肥赛麦丰。
为农当自力，
相戒勿匆匆。
初夏书感（宋.陆游）
春与人俱老，
花随梦已空。
游蜂黏落蕊，
轻燕接飞虫。
桑悴知蚕起，
牲肥赛麦丰。
为农当自力，
相戒勿匆匆。
#963夜读# |忙迫与从容(李霖灿)
读者
作者：李霖灿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马和之的《闲忙图》，画一个老渔翁在河滨树下织草履，一派闲适景色。命名典雅异常，取忙迫之中，心神安适从容之意，对当今的生活情趣，真是有无穷的启发。
现在的生活情趣，只剩一个“忙”字。大家见面，第一句话总是近来“忙”得如何。我去参加一个宴会，一位老友不到终席便要离去。他向大家一抱拳，说：“对不起，我还有三个场子得去应酬一下！”他匆匆离去之后，我不禁想：真的忙到这种地步了吗？人生趣味尚存几许？
有人说在美国的人更忙，忙到先生开车，太太要向他口中塞三明治。真的急迫到这种程度了吗？真是“分秒必争”。看电视时，我从篮球比赛中学到一个术语：紧逼盯人！
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大家天天在“读秒”。试想一桌最好的满汉全席，却限你于三分钟内吃完，那还有什么味道？因此我不禁喟然叹曰：忙是20世纪最可怕的疾病，我们若不能消灭它，它就要来消灭我们。
中国文化中有隐逸闲适的一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周臣的《闲看儿童捉柳花》和仇英的《松亭试泉图》，都充分传达出一份闲适。即使宋代理学家程明道，也有“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诗句。在他的心理气象上也一直是云淡风轻，他说：“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可知他不但闲适异常，而且在闲适之上，还有更高一层的乐的境界！
他养小鱼数尾，时时往观，人问其故，他答道：“欲见无入而不自得之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范安仁的《鱼藻图卷》，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想到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乐：“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西湖是我旧游之地，最有名的玉泉观鱼，那池阁之上便写着“鱼乐园”三个大字！我常想，人为万物之灵，而自我忙迫如此，何以人而不如鱼乎？
试拈起《鱼藻图》来一消人世的忙迫尘劳：在忙迫不堪的美利坚合众国中，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北宋赵克敻的一开册页，那几条倏忽来去的白条鱼画得动态宛然，人若能如此来去自如，便是大自在菩萨了！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中的《落花游鱼图卷》，可称为现今传世鱼藻图中之顶尖绝品，是北宋刘寀的杰作，且见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之著录。我曾特意拜观：水面落花，水中游鱼，一一描绘如神……而且他匠心独运，画的是在水里活生生的鱼，一片雍容大雅、乐得平生的模样，和我在欧美其他美术馆所见到的鱼市图大不相同，那些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名满天下的齐白石也画了三条小鱼，即《三余图》，这是中国的谐音妙用，“鱼”“余”同音，便假借通用。他在上面题字云：“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余，寿者劫之余，此白石之三余也”——一派闲适从容的气象。
齐白石原本是木匠，木匠应该做工，但是工作之余，也来挥洒几笔水墨丹青。他原来并不想做诗，但是“睡觉东窗日已红”之后，兴犹未尽，也偶尔来歌颂一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四时佳兴与人同”，不亦充满生之乐乎？至于“寿者劫之余”，那是对高年长寿的歌颂，在兵荒马乱中还能活到九十几岁的高龄，不是也可以来浮一大白吗？
若推究一下，这种“三余图”由来已久矣，益发能显示出中国人的生活从容，因为原来的“三余”是：“夜者日之余”——日出而作，所以晚上是我悠闲的时刻；“雨者晴之余”——不能出外耕田，便是我读书作画的机会；“闰者岁之余”——这就是《千字文》中的闰余成岁，古代历法为了调整太阳年与太阴月的关系，常于不含“中气”的月份，或只有一个节气的朔望月处置一闰月，在古代中国人的想法中这是一笔意外的收获，又可以从容自在地闲散几天了。拿古代的自在有余和现在的忙迫不堪一比，我们不禁大为怀疑起来，这其中的得失消长如何调剂，才能治愈当今的忙迫症，使其化为一片从容祥和，庶几能切问近思，乐我平生？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画收藏里有一幅《坐石看云》的册页精品，画着两位高士溯溪而上，踞石而止，面前瀑水高悬、白云蔚起……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自得。对画论诗，深念唐宋巨匠胸怀洒脱，真是在三伏天饮清凉散，于忙迫中得安乐窝了。
我常常有些遗憾，在世间名画收藏之中，《桃花源记》倒是俯拾皆是，《安乐窝图》却迄今未得过目，有没有宅心仁厚的大艺术家为救世态炎凉而大笔一挥？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美丽的《橙黄橘绿图》，团扇设色，画橘柚满树、野水平远之景，也是应苏东坡的诗意：“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位画家有深意，他把自然、闲适、丰收的情愫都交付于画面，使人一见，忙迫顿消。四时转运，秋收冬藏，四时行焉，百物成焉，着急何用，忙迫不得，何用速成恶补，污我美丽人生？
在这里深深一想，不禁对东坡先生会心一笑：你真会骗人！一年好景就只在橙黄橘绿时吗？春花如锦时如何？夏浅胜春时如何？白雪纷飞时又如何？
无门禅师曾有名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禅家所谓的闲事，却正是我们现世如忙迫症这般的不治之疾。试改读之为“若无忙迫在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聪明的人于此会心，世纪病就不药而愈，对紧逼盯人者亦可喊一声“暂停”。
日日忙，月月忙，年年忙，自是一奇！其实分出一段时间彻底休息、自我轻松一番，亦不至于影响大局也。人人都觉自己重要无比，亦正可一笑释之。
“不疾而速”是我国文化上的一项哲学高标，对于当今忙迫症可以说是特效良药。你以忙碌困我，我从容以对，不疾不徐，一派闲适风采。试想想诸葛武侯坐小车、挥白羽扇，指挥三军的从容不迫；杜工部一生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试读一读他“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名句，中华文化之高贵，就在于此！
李太白的《山中问答》说得好：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聪明的朋友不再多言，敬祝您“空山无人，水流花放”，拍拍满怀都是春，一派自在从容。
（摘自中信出版社《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
读者
作者：李霖灿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马和之的《闲忙图》，画一个老渔翁在河滨树下织草履，一派闲适景色。命名典雅异常，取忙迫之中，心神安适从容之意，对当今的生活情趣，真是有无穷的启发。
现在的生活情趣，只剩一个“忙”字。大家见面，第一句话总是近来“忙”得如何。我去参加一个宴会，一位老友不到终席便要离去。他向大家一抱拳，说：“对不起，我还有三个场子得去应酬一下！”他匆匆离去之后，我不禁想：真的忙到这种地步了吗？人生趣味尚存几许？
有人说在美国的人更忙，忙到先生开车，太太要向他口中塞三明治。真的急迫到这种程度了吗？真是“分秒必争”。看电视时，我从篮球比赛中学到一个术语：紧逼盯人！
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大家天天在“读秒”。试想一桌最好的满汉全席，却限你于三分钟内吃完，那还有什么味道？因此我不禁喟然叹曰：忙是20世纪最可怕的疾病，我们若不能消灭它，它就要来消灭我们。
中国文化中有隐逸闲适的一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周臣的《闲看儿童捉柳花》和仇英的《松亭试泉图》，都充分传达出一份闲适。即使宋代理学家程明道，也有“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诗句。在他的心理气象上也一直是云淡风轻，他说：“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可知他不但闲适异常，而且在闲适之上，还有更高一层的乐的境界！
他养小鱼数尾，时时往观，人问其故，他答道：“欲见无入而不自得之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范安仁的《鱼藻图卷》，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想到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乐：“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西湖是我旧游之地，最有名的玉泉观鱼，那池阁之上便写着“鱼乐园”三个大字！我常想，人为万物之灵，而自我忙迫如此，何以人而不如鱼乎？
试拈起《鱼藻图》来一消人世的忙迫尘劳：在忙迫不堪的美利坚合众国中，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北宋赵克敻的一开册页，那几条倏忽来去的白条鱼画得动态宛然，人若能如此来去自如，便是大自在菩萨了！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中的《落花游鱼图卷》，可称为现今传世鱼藻图中之顶尖绝品，是北宋刘寀的杰作，且见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之著录。我曾特意拜观：水面落花，水中游鱼，一一描绘如神……而且他匠心独运，画的是在水里活生生的鱼，一片雍容大雅、乐得平生的模样，和我在欧美其他美术馆所见到的鱼市图大不相同，那些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名满天下的齐白石也画了三条小鱼，即《三余图》，这是中国的谐音妙用，“鱼”“余”同音，便假借通用。他在上面题字云：“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余，寿者劫之余，此白石之三余也”——一派闲适从容的气象。
齐白石原本是木匠，木匠应该做工，但是工作之余，也来挥洒几笔水墨丹青。他原来并不想做诗，但是“睡觉东窗日已红”之后，兴犹未尽，也偶尔来歌颂一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四时佳兴与人同”，不亦充满生之乐乎？至于“寿者劫之余”，那是对高年长寿的歌颂，在兵荒马乱中还能活到九十几岁的高龄，不是也可以来浮一大白吗？
若推究一下，这种“三余图”由来已久矣，益发能显示出中国人的生活从容，因为原来的“三余”是：“夜者日之余”——日出而作，所以晚上是我悠闲的时刻；“雨者晴之余”——不能出外耕田，便是我读书作画的机会；“闰者岁之余”——这就是《千字文》中的闰余成岁，古代历法为了调整太阳年与太阴月的关系，常于不含“中气”的月份，或只有一个节气的朔望月处置一闰月，在古代中国人的想法中这是一笔意外的收获，又可以从容自在地闲散几天了。拿古代的自在有余和现在的忙迫不堪一比，我们不禁大为怀疑起来，这其中的得失消长如何调剂，才能治愈当今的忙迫症，使其化为一片从容祥和，庶几能切问近思，乐我平生？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画收藏里有一幅《坐石看云》的册页精品，画着两位高士溯溪而上，踞石而止，面前瀑水高悬、白云蔚起……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自得。对画论诗，深念唐宋巨匠胸怀洒脱，真是在三伏天饮清凉散，于忙迫中得安乐窝了。
我常常有些遗憾，在世间名画收藏之中，《桃花源记》倒是俯拾皆是，《安乐窝图》却迄今未得过目，有没有宅心仁厚的大艺术家为救世态炎凉而大笔一挥？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美丽的《橙黄橘绿图》，团扇设色，画橘柚满树、野水平远之景，也是应苏东坡的诗意：“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位画家有深意，他把自然、闲适、丰收的情愫都交付于画面，使人一见，忙迫顿消。四时转运，秋收冬藏，四时行焉，百物成焉，着急何用，忙迫不得，何用速成恶补，污我美丽人生？
在这里深深一想，不禁对东坡先生会心一笑：你真会骗人！一年好景就只在橙黄橘绿时吗？春花如锦时如何？夏浅胜春时如何？白雪纷飞时又如何？
无门禅师曾有名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禅家所谓的闲事，却正是我们现世如忙迫症这般的不治之疾。试改读之为“若无忙迫在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聪明的人于此会心，世纪病就不药而愈，对紧逼盯人者亦可喊一声“暂停”。
日日忙，月月忙，年年忙，自是一奇！其实分出一段时间彻底休息、自我轻松一番，亦不至于影响大局也。人人都觉自己重要无比，亦正可一笑释之。
“不疾而速”是我国文化上的一项哲学高标，对于当今忙迫症可以说是特效良药。你以忙碌困我，我从容以对，不疾不徐，一派闲适风采。试想想诸葛武侯坐小车、挥白羽扇，指挥三军的从容不迫；杜工部一生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试读一读他“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名句，中华文化之高贵，就在于此！
李太白的《山中问答》说得好：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聪明的朋友不再多言，敬祝您“空山无人，水流花放”，拍拍满怀都是春，一派自在从容。
（摘自中信出版社《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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