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精神灿烂的教师】金生鈜老师是我崇敬的教育哲学家。听他的报告，总被他独到、深邃的见解所吸引；读他的书，总觉得自己心灵里又开了一扇窗，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听后读后，心底里会升起一种神奇的感觉：金老师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他广阔的心灵里跳跃着的是他新的思考，装着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冲击他心灵的是像诗一样的思想，尽管他表达时总是显得那么沉静。
我和金老师的交往并不多，但他每次都给我留下十分美好、深刻的印象。大概两年前，我们一起参加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纪念儿童教育家斯霞的活动。走进会议室，金老师笑着对我说：成老师，你是一个精神灿烂的人。他说这句话绝不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他一脸的真诚。当时，我的心悸动了，而且这一悸动被深深地埋在心底，成为永远的激励。然后，金老师又对我说：教师发展不应只是专业的问题，教师的核心素养很重要，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是什么呢？他坚定地说：是教师的心灵，是教师的心灵美学。接着，他说了他学术研究的计划：写一本教师心灵诗学方面的书。现在想来，做精神灿烂的教师，正是金老师在教师心灵诗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
我一直盼望着这本书早点儿出版。收到书稿后，我一直沉浸在阅读中，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精神上得到了升华。用书中的话来说，我经历了一次“自觉的主体化实践”，这是一种“返回自身的实践”，即“美的塑造”，可以用“努力的意志”去对抗“精神的懈怠”，“创造心灵的福祉”，可以享用教育生活，成为一个具有美好心灵和心灵诗学的真正的教育者。
我以为，教育者是对教师概念的超越，而且更有哲思，它让苏格拉底在哲学中的追问——“谁是真正的教育者”在现代得到回应。同时，教育者要比教师的意蕴更显谦和与亲切。至于诗学，金老师在书中已阐释得非常清晰：“诗学”指“诗歌”和“诗艺”，蕴含着“塑造”与“创作”的含义，诗学就是创造美的艺术，其本质是“向着美创作”。诗学蕴含着美，指向心灵的诗性，也更具有中国文化、中国诗教的意蕴。
《教育者的心灵诗学》不容易读，却又很好读，读起来很美。说它不容易读，是因为这是本学术著作，它丰厚、深邃，好多表述需要反复咀嚼、琢磨、回味、深悟；说它好读，是因为它很优美，像是作者心灵深处流淌出的一股股清泉，读完后，会感到仿佛一股股清泉流向了自己的心灵，从而在浸润中慢慢沉静下来，产生美的想象。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实在是一次美的历程。这本优美的学术著作，带有古典之风，像与一位位智者穿越时空对话，又闪烁着时代的色彩，古代与现代完美融合在一起。金老师的这本著作，把我们的视野和兴奋点引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神秘之处，回到本源，聚焦本质，这是对教育改革、教师发展，对教育理论研究的贡献，繁荣了教育学术。阅读这本书，我有以下三方面感悟：
开辟了教师研究、发展的新领域
金老师提出了“教育者的心灵诗学”命题，开辟了教师研究、教师发展的新领域，直抵教师的心灵，具有批判性和原创性。金老师的研究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但最终要归结到主义。他面对的事实是：“专业主义、行为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的教师培养模式是当下教师教育的主流”，“培养的是教授课程的通用工具，而不去追问教师应当是怎样的人”，“这种模式试图忘却教师的精神本质，忽略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专业主义的、标准化的教师教育，看不见教师的精神面孔，不去理解教师这个人及其心灵。”显然，他不是批评、责怪教师，也不是否定教师的专业发展，更不是批判当下教师教育和培养的全部内容，而是对教师培养模式的专业主义、行为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展开猛烈抨击和尖锐批判，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误区展开深刻反思。
他强烈渴望教师教育跳出现有模式，去扎根教师心灵。他回溯了尼采所批判的“知识庸人”带来的教育创伤：“知识庸人以迎合庸俗的趣味为教育目标，反对对生命中最高贵的价值的追求……根本不关心人的心灵。”他反对“知识庸人”，提倡培养心灵卓越的教师，因此就要“寻找教育者真正的本质”。这是教师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属，也是教师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高境界。批判是为了进步，解构是为了建构，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教师发展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格局，形成新的格调。
诠释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
金老师对“教育者的心灵”做了学理上的阐释，诠释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具有整全性、深刻性和审美性。学者们总是关注心灵，蒙田关注“心灵融合”，提出要“捕捉心灵”，进而“拥有新的灵魂”；培根指出，最维护其精神自由者，才能断然砸碎束缚其心灵的锁链，并一劳永逸地免除烦忧；苏霍姆林斯基要“把整个心灵献给儿童”；陶行知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来！来！来！来到孩子们中间。但是事物包括意识、伦理总是存在“分叉”之处，如赵汀阳所言，“分叉”意味着一切都有新的可能性。金老师对心灵的阐释指向“分叉”，他概括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心灵是生成的；心灵是生命的实是，是生命现实化的形式；心灵与存在、世界建立整体的联系；心灵是潜在与实现的统一；心灵具有趋向或目的性，以及超越性、自反性、秩序性；等等。这些独特意旨具有整全性和提升性。
他特别指出，“心灵”不同于“素养”“能力”“技能”“专业性”等概念，从心灵角度理解教育者，将赋予教育者这一概念终极的、整体的、鲜活的存在意义。这样的阐释具有深刻性。金老师还着重点明，“心灵的成长是美德的提升与变革”，“心灵学是美德学的基础”。以上这些阐释，让我们知道，教育者的心灵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存在于教育者自己的生命的现实化中，存在于教育者自我运动的生成中，存在于教育者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存在于教育者与学生美好的交往中。
明确了教育者作为心灵主体的标志
金老师对“教育者的心灵”的内涵与实现模式做了鲜明而深刻的阐释与归纳。《教育者的心灵诗学》以“生命的风格”召唤我们，为我们明确了教育者作为心灵主体的标志。
我们都认同“教育者的心灵诗学”是一种理念和境界，但究竟什么是心灵诗学？又该怎么去实现？金老师在本书中给出了答案。第一，心灵诗学的实质是精神美学。“精神的美学是指人把自身作为艺术品建构，创作自我的美。生命主体或生活主体把自己作为艺术品进行雕琢或塑造……使生活与心灵变成一部带有特定审美风格的作品。”这一过程，说它是诗学的，是因为它是创制的技艺；说它是伦理的，是因为自我的技艺是心灵的艺术，是心灵向美的攀登，也是美的生活历程。第二，教育者美的心灵有整体构造。金老师从理智美德、情感美德、伦理美德、技艺美德等四个方面对美德进行了立体化的构建。可见，心灵诗学是以美德为核心的，“人性的伟大在于追求和培养心灵的优秀品质（美德）”，心灵生活是“以美德铺垫人生的生活”，“美德是帮助人充分地实现生命价值的品质”，美德滋养着心灵。四个方面的美德让教育者站立起来，挺起了脊梁，让心灵诗学成为一个发光体，这样的教育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灿烂的教育者。第三，“教育者的心灵诗学”的实现模式当是“自觉的主体化”。所谓主体化，是指“通过伦理性的实践，把自身作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伦理主体去塑造”，“主体化即创作自己”，“主体化也是一种精神实践”。教育者要“与真理生活在一起”，要新奇、好奇地研究教育。第四，“教育者的心灵诗学”的核心要素是教育者要回归童心，让自己在精神上成为儿童。只有变成儿童的教育者才能成为拥有“高贵心灵的教育家”。只有教育者回归童心，教育者的诗学才会是儿童所喜欢的诗学。（作者：成尚荣 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和金老师的交往并不多，但他每次都给我留下十分美好、深刻的印象。大概两年前，我们一起参加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纪念儿童教育家斯霞的活动。走进会议室，金老师笑着对我说：成老师，你是一个精神灿烂的人。他说这句话绝不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他一脸的真诚。当时，我的心悸动了，而且这一悸动被深深地埋在心底，成为永远的激励。然后，金老师又对我说：教师发展不应只是专业的问题，教师的核心素养很重要，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是什么呢？他坚定地说：是教师的心灵，是教师的心灵美学。接着，他说了他学术研究的计划：写一本教师心灵诗学方面的书。现在想来，做精神灿烂的教师，正是金老师在教师心灵诗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
我一直盼望着这本书早点儿出版。收到书稿后，我一直沉浸在阅读中，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精神上得到了升华。用书中的话来说，我经历了一次“自觉的主体化实践”，这是一种“返回自身的实践”，即“美的塑造”，可以用“努力的意志”去对抗“精神的懈怠”，“创造心灵的福祉”，可以享用教育生活，成为一个具有美好心灵和心灵诗学的真正的教育者。
我以为，教育者是对教师概念的超越，而且更有哲思，它让苏格拉底在哲学中的追问——“谁是真正的教育者”在现代得到回应。同时，教育者要比教师的意蕴更显谦和与亲切。至于诗学，金老师在书中已阐释得非常清晰：“诗学”指“诗歌”和“诗艺”，蕴含着“塑造”与“创作”的含义，诗学就是创造美的艺术，其本质是“向着美创作”。诗学蕴含着美，指向心灵的诗性，也更具有中国文化、中国诗教的意蕴。
《教育者的心灵诗学》不容易读，却又很好读，读起来很美。说它不容易读，是因为这是本学术著作，它丰厚、深邃，好多表述需要反复咀嚼、琢磨、回味、深悟；说它好读，是因为它很优美，像是作者心灵深处流淌出的一股股清泉，读完后，会感到仿佛一股股清泉流向了自己的心灵，从而在浸润中慢慢沉静下来，产生美的想象。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实在是一次美的历程。这本优美的学术著作，带有古典之风，像与一位位智者穿越时空对话，又闪烁着时代的色彩，古代与现代完美融合在一起。金老师的这本著作，把我们的视野和兴奋点引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神秘之处，回到本源，聚焦本质，这是对教育改革、教师发展，对教育理论研究的贡献，繁荣了教育学术。阅读这本书，我有以下三方面感悟：
开辟了教师研究、发展的新领域
金老师提出了“教育者的心灵诗学”命题，开辟了教师研究、教师发展的新领域，直抵教师的心灵，具有批判性和原创性。金老师的研究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但最终要归结到主义。他面对的事实是：“专业主义、行为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的教师培养模式是当下教师教育的主流”，“培养的是教授课程的通用工具，而不去追问教师应当是怎样的人”，“这种模式试图忘却教师的精神本质，忽略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专业主义的、标准化的教师教育，看不见教师的精神面孔，不去理解教师这个人及其心灵。”显然，他不是批评、责怪教师，也不是否定教师的专业发展，更不是批判当下教师教育和培养的全部内容，而是对教师培养模式的专业主义、行为主义、技术主义、效能主义展开猛烈抨击和尖锐批判，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误区展开深刻反思。
他强烈渴望教师教育跳出现有模式，去扎根教师心灵。他回溯了尼采所批判的“知识庸人”带来的教育创伤：“知识庸人以迎合庸俗的趣味为教育目标，反对对生命中最高贵的价值的追求……根本不关心人的心灵。”他反对“知识庸人”，提倡培养心灵卓越的教师，因此就要“寻找教育者真正的本质”。这是教师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属，也是教师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高境界。批判是为了进步，解构是为了建构，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教师发展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格局，形成新的格调。
诠释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
金老师对“教育者的心灵”做了学理上的阐释，诠释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具有整全性、深刻性和审美性。学者们总是关注心灵，蒙田关注“心灵融合”，提出要“捕捉心灵”，进而“拥有新的灵魂”；培根指出，最维护其精神自由者，才能断然砸碎束缚其心灵的锁链，并一劳永逸地免除烦忧；苏霍姆林斯基要“把整个心灵献给儿童”；陶行知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来！来！来！来到孩子们中间。但是事物包括意识、伦理总是存在“分叉”之处，如赵汀阳所言，“分叉”意味着一切都有新的可能性。金老师对心灵的阐释指向“分叉”，他概括了“教育者的心灵”的独特意旨：心灵是生成的；心灵是生命的实是，是生命现实化的形式；心灵与存在、世界建立整体的联系；心灵是潜在与实现的统一；心灵具有趋向或目的性，以及超越性、自反性、秩序性；等等。这些独特意旨具有整全性和提升性。
他特别指出，“心灵”不同于“素养”“能力”“技能”“专业性”等概念，从心灵角度理解教育者，将赋予教育者这一概念终极的、整体的、鲜活的存在意义。这样的阐释具有深刻性。金老师还着重点明，“心灵的成长是美德的提升与变革”，“心灵学是美德学的基础”。以上这些阐释，让我们知道，教育者的心灵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存在于教育者自己的生命的现实化中，存在于教育者自我运动的生成中，存在于教育者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存在于教育者与学生美好的交往中。
明确了教育者作为心灵主体的标志
金老师对“教育者的心灵”的内涵与实现模式做了鲜明而深刻的阐释与归纳。《教育者的心灵诗学》以“生命的风格”召唤我们，为我们明确了教育者作为心灵主体的标志。
我们都认同“教育者的心灵诗学”是一种理念和境界，但究竟什么是心灵诗学？又该怎么去实现？金老师在本书中给出了答案。第一，心灵诗学的实质是精神美学。“精神的美学是指人把自身作为艺术品建构，创作自我的美。生命主体或生活主体把自己作为艺术品进行雕琢或塑造……使生活与心灵变成一部带有特定审美风格的作品。”这一过程，说它是诗学的，是因为它是创制的技艺；说它是伦理的，是因为自我的技艺是心灵的艺术，是心灵向美的攀登，也是美的生活历程。第二，教育者美的心灵有整体构造。金老师从理智美德、情感美德、伦理美德、技艺美德等四个方面对美德进行了立体化的构建。可见，心灵诗学是以美德为核心的，“人性的伟大在于追求和培养心灵的优秀品质（美德）”，心灵生活是“以美德铺垫人生的生活”，“美德是帮助人充分地实现生命价值的品质”，美德滋养着心灵。四个方面的美德让教育者站立起来，挺起了脊梁，让心灵诗学成为一个发光体，这样的教育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灿烂的教育者。第三，“教育者的心灵诗学”的实现模式当是“自觉的主体化”。所谓主体化，是指“通过伦理性的实践，把自身作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伦理主体去塑造”，“主体化即创作自己”，“主体化也是一种精神实践”。教育者要“与真理生活在一起”，要新奇、好奇地研究教育。第四，“教育者的心灵诗学”的核心要素是教育者要回归童心，让自己在精神上成为儿童。只有变成儿童的教育者才能成为拥有“高贵心灵的教育家”。只有教育者回归童心，教育者的诗学才会是儿童所喜欢的诗学。（作者：成尚荣 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
1923年，梁思成出车祸，一个月内做了5次手术。19岁的林徽因前去照顾，用毛巾帮他擦洗身子。梁思成母亲看见后，当场怒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怎可如此？” 林徽因觉得委屈，便向梁思成提出分手。
梁思成的母亲叫李蕙仙，23岁那年嫁给19岁的梁启超。
虽然年长四岁，但她爱慕强启超的才华，为他操持家务，孝敬公婆，贤惠之名传遍乡里。
她无怨无悔地付出，却还是阻止不了梁启超的出.轨。
1899年，梁启超在美国认识了20岁的女翻译——何蕙珍。
何蕙珍接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放，且对梁启超十分仰慕，明里暗里展开追求。
梁启超也被她的见识和能力所吸引，渐渐对她产生了感情。
他不愿瞒着妻子，于是写了一封家书，把自己和何蕙珍的事情和盘托出。
李蕙仙看完信后大发雷霆，想了很久才写了回信：
“男人爱慕淑女，自古皆有，你既然喜欢那个女子，就带回家吧。不过这种大事，你还是要问征询一下父亲的意见。”
李蕙仙这封信看似平平无奇，言语间充满大度和包容，却让梁启超感到后背发凉。
当时梁启超的父亲正病重，如果这时告诉父亲自己要娶妾，很可能会惹怒他，从而加重病情。
因为梁思超的父亲很满意李蕙仙这个儿媳，自然会站在她这边。李蕙仙深知这一点，才会搬出公公来“治”丈夫。
为了不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梁启超断绝了和何蕙珍的感情。
虽然李蕙仙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婚姻，但她从此讨厌那些插足别人家庭的女子。
因此，她讨厌林徽因。在她看来，那场著名的“康桥之恋”，不过是林徽因插足了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
1920年春天，16岁的林徽因赴英国留学，遇见了23岁的徐志摩。
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徐志摩是浙江海宁人，他乡遇故知，两人颇有亲近之感。
他们经常一起漫步在康桥，谈论文学，吟诵诗歌……渐渐地，徐志摩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林徽因。
那时候，徐志摩结婚6年，而且是两岁孩子的父亲。
但他不爱妻子张幼仪，娶她不过是遵从家人的意愿。他心中追求的，是林徽因这般典雅高贵的女子。
于是，他不顾世俗眼光，对林徽因展开热烈追求。
可林徽因怕了，她不愿背负任何污名，于是不告而别，回国去了。
徐志摩以为只要自己离婚恢复自由，就有机会重新追求林徽因，便向刚生下次子的张幼仪提出离婚。
他如愿以偿恢复单身，急匆匆赶到国内，却发现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一起了。
徐志摩仍不肯死心，不顾尊严频繁出入梁府，跟随林徽因和梁思成。
他对林徽因说：“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吧。”
梁思成和梁启超都不曾说什么，唯独李蕙仙把对林徽因的厌恶写在脸上。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她对林徽因忍无可忍。
1923年，梁思成不幸遭遇车祸，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林徽因每天都到医院看望。
当时恰逢初夏时节，梁思成经常汗水沾身，自己又不方便擦洗，林徽因便时常用毛巾帮他擦拭。
当时他们已经恋爱了挺长一段时间，彼此早已亲密，并不需要避讳什么。
然而，传统守旧的李蕙仙却气得发抖，当场怒斥林徽因：“未出阁的姑娘，岂可如此！”
林徽因委屈至极，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位未来的婆婆。
好在，梁思成出院后，他们决定一同赴美国深造，可以暂时避开李蕙仙的“刁难”。
出国不久后，李蕙仙病重，病榻上说出至死不接受林徽因的话语。
骄傲的林徽因怎能忍受这般侮辱？她向梁思成提出分手。
此后，林徽因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梁思成则不离不弃照顾她。
最终，林徽因深受感动，同意继续在一起。
1924年9月，李蕙仙病逝。也许，这位与林徽因“八字不合”的老太天的离世，是对他们爱情的成全。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后来的故事证明了，李蕙仙的偏见，是完全错误的。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一起走遍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相扶相持，相濡以沫。
尽管他们结婚后，徐志摩仍经常出现在林徽因身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夫妻情深。
结婚之前，梁思成曾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
她微微一笑，说道：“答案很长，我需要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了吗？
林徽因说到做到，她用一生最美的光阴，与梁思成相伴同行，直到51岁时病逝。
在世人眼中，也许诗情温婉的林徽因，和浪漫洒脱的徐志摩更加般配。
可林徽因为什么选择的是梁思成？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世间女子所追求的，终究还是安稳的烟火幸福，不浓郁，但经久。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也不例外。
徐志摩浪漫风流，却给不了烟火幸福。梁思成儒雅稳重，则能保林徽因一生安稳。
事实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她和梁思成携手婚姻27年，相濡以沫，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爱情佳话。
如果李惠仙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后悔当初的坚持。
梁思成的母亲叫李蕙仙，23岁那年嫁给19岁的梁启超。
虽然年长四岁，但她爱慕强启超的才华，为他操持家务，孝敬公婆，贤惠之名传遍乡里。
她无怨无悔地付出，却还是阻止不了梁启超的出.轨。
1899年，梁启超在美国认识了20岁的女翻译——何蕙珍。
何蕙珍接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放，且对梁启超十分仰慕，明里暗里展开追求。
梁启超也被她的见识和能力所吸引，渐渐对她产生了感情。
他不愿瞒着妻子，于是写了一封家书，把自己和何蕙珍的事情和盘托出。
李蕙仙看完信后大发雷霆，想了很久才写了回信：
“男人爱慕淑女，自古皆有，你既然喜欢那个女子，就带回家吧。不过这种大事，你还是要问征询一下父亲的意见。”
李蕙仙这封信看似平平无奇，言语间充满大度和包容，却让梁启超感到后背发凉。
当时梁启超的父亲正病重，如果这时告诉父亲自己要娶妾，很可能会惹怒他，从而加重病情。
因为梁思超的父亲很满意李蕙仙这个儿媳，自然会站在她这边。李蕙仙深知这一点，才会搬出公公来“治”丈夫。
为了不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梁启超断绝了和何蕙珍的感情。
虽然李蕙仙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婚姻，但她从此讨厌那些插足别人家庭的女子。
因此，她讨厌林徽因。在她看来，那场著名的“康桥之恋”，不过是林徽因插足了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
1920年春天，16岁的林徽因赴英国留学，遇见了23岁的徐志摩。
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徐志摩是浙江海宁人，他乡遇故知，两人颇有亲近之感。
他们经常一起漫步在康桥，谈论文学，吟诵诗歌……渐渐地，徐志摩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林徽因。
那时候，徐志摩结婚6年，而且是两岁孩子的父亲。
但他不爱妻子张幼仪，娶她不过是遵从家人的意愿。他心中追求的，是林徽因这般典雅高贵的女子。
于是，他不顾世俗眼光，对林徽因展开热烈追求。
可林徽因怕了，她不愿背负任何污名，于是不告而别，回国去了。
徐志摩以为只要自己离婚恢复自由，就有机会重新追求林徽因，便向刚生下次子的张幼仪提出离婚。
他如愿以偿恢复单身，急匆匆赶到国内，却发现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一起了。
徐志摩仍不肯死心，不顾尊严频繁出入梁府，跟随林徽因和梁思成。
他对林徽因说：“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吧。”
梁思成和梁启超都不曾说什么，唯独李蕙仙把对林徽因的厌恶写在脸上。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她对林徽因忍无可忍。
1923年，梁思成不幸遭遇车祸，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林徽因每天都到医院看望。
当时恰逢初夏时节，梁思成经常汗水沾身，自己又不方便擦洗，林徽因便时常用毛巾帮他擦拭。
当时他们已经恋爱了挺长一段时间，彼此早已亲密，并不需要避讳什么。
然而，传统守旧的李蕙仙却气得发抖，当场怒斥林徽因：“未出阁的姑娘，岂可如此！”
林徽因委屈至极，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位未来的婆婆。
好在，梁思成出院后，他们决定一同赴美国深造，可以暂时避开李蕙仙的“刁难”。
出国不久后，李蕙仙病重，病榻上说出至死不接受林徽因的话语。
骄傲的林徽因怎能忍受这般侮辱？她向梁思成提出分手。
此后，林徽因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梁思成则不离不弃照顾她。
最终，林徽因深受感动，同意继续在一起。
1924年9月，李蕙仙病逝。也许，这位与林徽因“八字不合”的老太天的离世，是对他们爱情的成全。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后来的故事证明了，李蕙仙的偏见，是完全错误的。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一起走遍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相扶相持，相濡以沫。
尽管他们结婚后，徐志摩仍经常出现在林徽因身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夫妻情深。
结婚之前，梁思成曾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
她微微一笑，说道：“答案很长，我需要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了吗？
林徽因说到做到，她用一生最美的光阴，与梁思成相伴同行，直到51岁时病逝。
在世人眼中，也许诗情温婉的林徽因，和浪漫洒脱的徐志摩更加般配。
可林徽因为什么选择的是梁思成？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世间女子所追求的，终究还是安稳的烟火幸福，不浓郁，但经久。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也不例外。
徐志摩浪漫风流，却给不了烟火幸福。梁思成儒雅稳重，则能保林徽因一生安稳。
事实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她和梁思成携手婚姻27年，相濡以沫，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爱情佳话。
如果李惠仙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后悔当初的坚持。
#银河汉宗# 耀华，叔昭，景珊和其他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信，在枯鱼身上洒一些清水总比整天在烈日下暴晒好得多。我本应当早就写信给你们，因为我也明白看着人家受苦的人的心理，有时会比当事人更难受，但是我几次没有写成。脚骨开刀后终天躺着，虽然不很痛，可是也怕惊动它，静躺着已有一星期了……
你们说同惠是没有死，我也是这样想。因为她的死亡来得太突然，使我永远不能相信是一件真的事实。至少她现在已经脱离了痛苦了，假如有上帝的话，她亦已与自然同化。做人本来不能太奢求的，若是爱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没有白活，因为我们临别时，她对我说：“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若是事业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已留下了一本在中国民族学上开创性的著作，若是我们所认定“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的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
同惠是离开我们了。剩下的我，怎么安置，真是令我踌躇。同惠早就见此，所以临别时，她还说：“倒是你使我不放心罢了。”我愿意体悉她的意思来做人，使她，也许真有重聚的一天，能使她用着微笑来迎接我。可是这话说来是很好听，很容易的，做时，我还怕有一天我不能做使她满意的事。她对我的希望太高了。有她在旁我们的希望是不难达到的，没有了她，我真踌躇。在去广西之前，就有一位朋友说，孝通这次去能有结果么？另一位朋友却说，不怕，有同惠，她能说，也能做——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没有人懂，可是同惠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必然是要毫无结果。这不过是一端罢了。我在她面前常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不怯弱，因为我以为她会永远帮助我的，谁知道天会把我们拆散！
我们本已说好瑶山出来，我们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因为，该书所有材料都是现存的。我不知为什么常觉得这计划不易实现！结果真的，叫我如何着手呢？！她在临死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相对向着火，还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能够出版呢，那时，我们相对抽一会烟是多么有意思。”我说：“再等二十年总有一些把握了。”耀华，同惠的野心你们也知道的，但是她的能力是出了燕京才使我发觉的。我不但为我自己悲痛丧失了我的同工，也为我们队伍发愁，要再得到像同惠一样的战士，真是件没有把握的事。
在六巷有一段时间，我又要到附近村落里去测量人体，所以常放她一人在那里，每次我回来她总微笑对我说：“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于是我总有一两天听她讲她所搜得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在古陈时已经整理了一下，所以我都有底子，等我一能起身就可以写成出版。因为这些都是她辛勤的收获，我不能不珍视它，但愿同惠的灵能帮我把它写成一部值得流传的作品——《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也是我们所说《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中的第一部。
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世界上。更希望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最近才听到燕京有向民族学方面发展的计划——若是同惠迟死一月，她要多么快活呢！但是一样的，我相信是知道的，而且她会用灵感来促成这种工作。我在广州读到布朗氏的演说，这不就是同惠在一月前烤着火和我说的一样话吗？她更同我说：我们不要去做政治活动，除非我们明了中国的社会。
呀！耀华你是知道我是一个意志太活动的人。虽则我还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太没用的人，但是我这个船已经把罗盘针掉到海里了。我的确是这样相信，同惠的死在我自己，在我们的队伍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天意何在？这是永远不能使我明白的。
我和同惠一起到江口。我抛下她，一个人到梧州，又到广州，离她日远，在一两个月内我的脚还不能自由行动，所以不能安葬她。我这浮泊的生涯，本已泊住了港，狂风又把我吹入深海。不知又要吹到何处。所以我决定要把同惠葬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我明知这漂泊的生涯不会允许我的骨灰将来也附着她葬在一起，在她寂寞的孤坟上，只能让后世的同情者来凭吊了。省政府已下令让同惠葬在广西大学并立碑记事以示永久。若是朋友中有过梧州的，总望大家能去看看她。我总觉得她是没有死，不过睡着罢了，寂寞冷落的睡着罢了。
孝通于广州柔济医院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感谢你们给我的信，在枯鱼身上洒一些清水总比整天在烈日下暴晒好得多。我本应当早就写信给你们，因为我也明白看着人家受苦的人的心理，有时会比当事人更难受，但是我几次没有写成。脚骨开刀后终天躺着，虽然不很痛，可是也怕惊动它，静躺着已有一星期了……
你们说同惠是没有死，我也是这样想。因为她的死亡来得太突然，使我永远不能相信是一件真的事实。至少她现在已经脱离了痛苦了，假如有上帝的话，她亦已与自然同化。做人本来不能太奢求的，若是爱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没有白活，因为我们临别时，她对我说：“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若是事业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么同惠已留下了一本在中国民族学上开创性的著作，若是我们所认定“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的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
同惠是离开我们了。剩下的我，怎么安置，真是令我踌躇。同惠早就见此，所以临别时，她还说：“倒是你使我不放心罢了。”我愿意体悉她的意思来做人，使她，也许真有重聚的一天，能使她用着微笑来迎接我。可是这话说来是很好听，很容易的，做时，我还怕有一天我不能做使她满意的事。她对我的希望太高了。有她在旁我们的希望是不难达到的，没有了她，我真踌躇。在去广西之前，就有一位朋友说，孝通这次去能有结果么？另一位朋友却说，不怕，有同惠，她能说，也能做——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没有人懂，可是同惠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必然是要毫无结果。这不过是一端罢了。我在她面前常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不怯弱，因为我以为她会永远帮助我的，谁知道天会把我们拆散！
我们本已说好瑶山出来，我们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因为，该书所有材料都是现存的。我不知为什么常觉得这计划不易实现！结果真的，叫我如何着手呢？！她在临死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人相对向着火，还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能够出版呢，那时，我们相对抽一会烟是多么有意思。”我说：“再等二十年总有一些把握了。”耀华，同惠的野心你们也知道的，但是她的能力是出了燕京才使我发觉的。我不但为我自己悲痛丧失了我的同工，也为我们队伍发愁，要再得到像同惠一样的战士，真是件没有把握的事。
在六巷有一段时间，我又要到附近村落里去测量人体，所以常放她一人在那里，每次我回来她总微笑对我说：“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于是我总有一两天听她讲她所搜得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在古陈时已经整理了一下，所以我都有底子，等我一能起身就可以写成出版。因为这些都是她辛勤的收获，我不能不珍视它，但愿同惠的灵能帮我把它写成一部值得流传的作品——《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也是我们所说《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中的第一部。
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世界上。更希望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最近才听到燕京有向民族学方面发展的计划——若是同惠迟死一月，她要多么快活呢！但是一样的，我相信是知道的，而且她会用灵感来促成这种工作。我在广州读到布朗氏的演说，这不就是同惠在一月前烤着火和我说的一样话吗？她更同我说：我们不要去做政治活动，除非我们明了中国的社会。
呀！耀华你是知道我是一个意志太活动的人。虽则我还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太没用的人，但是我这个船已经把罗盘针掉到海里了。我的确是这样相信，同惠的死在我自己，在我们的队伍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天意何在？这是永远不能使我明白的。
我和同惠一起到江口。我抛下她，一个人到梧州，又到广州，离她日远，在一两个月内我的脚还不能自由行动，所以不能安葬她。我这浮泊的生涯，本已泊住了港，狂风又把我吹入深海。不知又要吹到何处。所以我决定要把同惠葬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我明知这漂泊的生涯不会允许我的骨灰将来也附着她葬在一起，在她寂寞的孤坟上，只能让后世的同情者来凭吊了。省政府已下令让同惠葬在广西大学并立碑记事以示永久。若是朋友中有过梧州的，总望大家能去看看她。我总觉得她是没有死，不过睡着罢了，寂寞冷落的睡着罢了。
孝通于广州柔济医院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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