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同世堂中医门诊部简称(济南同世堂中医门诊,济南同世堂中医,济南同世堂门诊,济南同世堂,同世堂门诊,同世堂中医,济南同世堂)是一家集医疗、预防、保建为一体,具有鲜明中医特色的综合性中医门诊部。
济南同世堂中医诊所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996号，是一家有着中医特色集、保健、医疗为一体的传统中医，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经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济南同世堂中医以不断临床经验不断创新，不断整合，不断完善治疗手段，以治本为目的，全心全意为患者诊治病情，以最热情、耐心的方式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就诊服务，为了保证就诊有序、快捷，患者可以预约挂号就诊，极大方便了病人的就诊，加快了看病的效率，解决了就诊秩序较乱的局面，缩短了病人排队等候时间，简化了就诊流程，从而减少了由于就诊秩序混乱造成的医患之间、患患之间的纠纷，提高了本所服务水平。
联系电话：15589943415
济南同世堂中医诊所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996号，是一家有着中医特色集、保健、医疗为一体的传统中医，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经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济南同世堂中医以不断临床经验不断创新，不断整合，不断完善治疗手段，以治本为目的，全心全意为患者诊治病情，以最热情、耐心的方式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就诊服务，为了保证就诊有序、快捷，患者可以预约挂号就诊，极大方便了病人的就诊，加快了看病的效率，解决了就诊秩序较乱的局面，缩短了病人排队等候时间，简化了就诊流程，从而减少了由于就诊秩序混乱造成的医患之间、患患之间的纠纷，提高了本所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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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1+1+2”新型医共体建设初见成效】
6月16日下午，由仪征市卫健委牵头，我院在大仪中心卫生院召开医共体推进会。我院院长殷仕宝主持，卫健委副主任赵厚良出席，卫健委、我院及陈集镇卫生院、大仪中心卫生院、刘集镇卫生院等相关人员参加。
市卫健委副主任赵厚良宣读了我院两名同志的挂职文件，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金冬林挂职陈集镇卫生院副院长，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金霞挂职刘集镇卫生院副院长，并明确了他们的工作职责，希望他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起好带头作用。
会上，殷仕宝总结了“1+1+2”新型医共体建设运行一个多月以来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为继续推进各项工作，共同讨论解决了一些问题，一是对相对集中的下派专家将实行班车接送；二是明确了专家下基层待遇；三是帮助三家卫生院明确了发展的优势学科，如何帮扶；四是如何进行医共体运行、学科建设、人员培训、上下流动及双向转诊等。
赵厚良希望我院与医共体单位要在“融合、做实、帮带、改变思想、资源共享、科室共享、文化共享、绩效共享”等方面下功夫，做好北部板块医共体建设，切实满足基层百姓就近就医需求。
北部板块医共体建设是以我院为龙头，与大仪中心卫生院组建医共体，继而以大仪中心卫生院为枢纽，牵头与刘集镇卫生院、陈集镇卫生院组建成北部板块医共体，构建“1+1+2”新型医共体建设。这也是仪征市卫健委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江苏省综合医改试点方案》“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实现县域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北部板块的医疗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连续、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非常巧的是，在会议进行中，一名高龄电锯伤患者到大仪中心卫生院就诊，因该院无缝合条件，急需上级专家会诊。我院副院长朱乐银恰好在参加医共体建设会议，接到紧急会诊电话后，立刻前往急诊中心会诊，并为患者止血、清创、肌腱缝合及石膏外固定等处理。
手术时，老爷子说，“我真幸运，在农村还有城里的专家给我手术。”朱乐银说，“大仪卫生院和仪征市人民医院是一家呢。”看老爷子有点紧张，朱乐银又说，“好好躺着，没事的，你看我手术也不紧张。”朴素的语言，立刻让老爷子安静了下来。手术结束后已是晚上9点多，朱乐银对大仪卫生院的医生交待好治疗、换药、护理等注意事项才离开。
6月17日上午，患者的儿子说，“其实治疗现场非常让人感动，外伤是电锯的，伤口较深，看着吓人，乡镇医院处理有压力，120急救车已经在来大仪的路上了，朱乐银院长是离开正在开会的现场去手术的，现场个别手术材料还不齐，是从陈集卫生院调来的，朱院长一点点做得很仔细。我半夜到家时，老爷子睡得踏踏实实。今早带老爷子去卫生院挂水消炎，目前老人身体状况非常好。真的非常感谢人民医院的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6月16日下午，由仪征市卫健委牵头，我院在大仪中心卫生院召开医共体推进会。我院院长殷仕宝主持，卫健委副主任赵厚良出席，卫健委、我院及陈集镇卫生院、大仪中心卫生院、刘集镇卫生院等相关人员参加。
市卫健委副主任赵厚良宣读了我院两名同志的挂职文件，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金冬林挂职陈集镇卫生院副院长，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金霞挂职刘集镇卫生院副院长，并明确了他们的工作职责，希望他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起好带头作用。
会上，殷仕宝总结了“1+1+2”新型医共体建设运行一个多月以来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为继续推进各项工作，共同讨论解决了一些问题，一是对相对集中的下派专家将实行班车接送；二是明确了专家下基层待遇；三是帮助三家卫生院明确了发展的优势学科，如何帮扶；四是如何进行医共体运行、学科建设、人员培训、上下流动及双向转诊等。
赵厚良希望我院与医共体单位要在“融合、做实、帮带、改变思想、资源共享、科室共享、文化共享、绩效共享”等方面下功夫，做好北部板块医共体建设，切实满足基层百姓就近就医需求。
北部板块医共体建设是以我院为龙头，与大仪中心卫生院组建医共体，继而以大仪中心卫生院为枢纽，牵头与刘集镇卫生院、陈集镇卫生院组建成北部板块医共体，构建“1+1+2”新型医共体建设。这也是仪征市卫健委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江苏省综合医改试点方案》“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实现县域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北部板块的医疗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连续、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非常巧的是，在会议进行中，一名高龄电锯伤患者到大仪中心卫生院就诊，因该院无缝合条件，急需上级专家会诊。我院副院长朱乐银恰好在参加医共体建设会议，接到紧急会诊电话后，立刻前往急诊中心会诊，并为患者止血、清创、肌腱缝合及石膏外固定等处理。
手术时，老爷子说，“我真幸运，在农村还有城里的专家给我手术。”朱乐银说，“大仪卫生院和仪征市人民医院是一家呢。”看老爷子有点紧张，朱乐银又说，“好好躺着，没事的，你看我手术也不紧张。”朴素的语言，立刻让老爷子安静了下来。手术结束后已是晚上9点多，朱乐银对大仪卫生院的医生交待好治疗、换药、护理等注意事项才离开。
6月17日上午，患者的儿子说，“其实治疗现场非常让人感动，外伤是电锯的，伤口较深，看着吓人，乡镇医院处理有压力，120急救车已经在来大仪的路上了，朱乐银院长是离开正在开会的现场去手术的，现场个别手术材料还不齐，是从陈集卫生院调来的，朱院长一点点做得很仔细。我半夜到家时，老爷子睡得踏踏实实。今早带老爷子去卫生院挂水消炎，目前老人身体状况非常好。真的非常感谢人民医院的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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