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服饰##少数民族##藏族服饰辨识#
得到来自@关照人心 所发的一组图片，配文为他的家乡，并未标注出来自哪里？
从图1-6 妇女们的着装来看，可以看出是德格服饰圈相邻的几个县有这种，但我更好奇的是这一大片黄色的保暖帽出自哪里。
从蜜蜡球的造型来看，符合德格和江达地区，找了一下江达的并没有找到，且江达女子发辫末端为彩线线穗，盛装时的耳饰为宝瓶状大耳饰，整个昌都地区都流行这种大耳饰如图13、14所示，图片里女子竟无一人佩戴该类型耳饰，且佩戴耳饰较为素雅。而德格女子会佩戴各种精致小巧的耳饰，如图15所示，风格接近德格
而在找德格的时候，其中德格中部区域最为符合，德格南部麦宿地区，珊瑚球倒着的，小巧一些；北部阿须地区靠近石渠比较粗狂，多珊瑚枝；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珊瑚珠顶在蜜蜡球的上，两前额两侧串红珊瑚珠。
根据图7-9中背景建筑，可以得知活动是在一个寺庙进行的，且声势浩大，参考了德格的几个较出名的寺院，从图7背景的佛塔金顶造型识别出为竹庆寺的建筑金顶，并对比竹庆寺建筑图10与之相似；根据图8找到了图11竹庆寺对面的建筑群；对比图9建筑部分为图12竹庆寺主体建筑群。
因此可以识别出该族图片中的服饰甘孜州德格竹庆镇的藏族服饰
得到来自@关照人心 所发的一组图片，配文为他的家乡，并未标注出来自哪里？
从图1-6 妇女们的着装来看，可以看出是德格服饰圈相邻的几个县有这种，但我更好奇的是这一大片黄色的保暖帽出自哪里。
从蜜蜡球的造型来看，符合德格和江达地区，找了一下江达的并没有找到，且江达女子发辫末端为彩线线穗，盛装时的耳饰为宝瓶状大耳饰，整个昌都地区都流行这种大耳饰如图13、14所示，图片里女子竟无一人佩戴该类型耳饰，且佩戴耳饰较为素雅。而德格女子会佩戴各种精致小巧的耳饰，如图15所示，风格接近德格
而在找德格的时候，其中德格中部区域最为符合，德格南部麦宿地区，珊瑚球倒着的，小巧一些；北部阿须地区靠近石渠比较粗狂，多珊瑚枝；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珊瑚珠顶在蜜蜡球的上，两前额两侧串红珊瑚珠。
根据图7-9中背景建筑，可以得知活动是在一个寺庙进行的，且声势浩大，参考了德格的几个较出名的寺院，从图7背景的佛塔金顶造型识别出为竹庆寺的建筑金顶，并对比竹庆寺建筑图10与之相似；根据图8找到了图11竹庆寺对面的建筑群；对比图9建筑部分为图12竹庆寺主体建筑群。
因此可以识别出该族图片中的服饰甘孜州德格竹庆镇的藏族服饰
【“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丨淮安区法院努力打造道交纠纷化解“一站式”机制】为深化道路交通纠纷的源头治理和综合化解，淮安区人民法院通过打造“调、联、快、便”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助力道交纠纷化解驶入“快车道”。
“调”字当头，强化诉调精准对接
“你们双方是否同意刚才的调解方案，如同意，请签订调解协议书，确认一下效力。”“我们同意刚才你的调解方案。”“同意。”这一幕每天都在淮安区法院人民调解室上演。
为促进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有效开展，淮安区人民法院成立人民调解室，协助完成诉前调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区每年交通事故约1200-1800件，通过诉前调解，最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约为600-700件，减少诉讼案件达50%以上，推进实现诉源治理。”该院速裁庭副庭长丁迅介绍道。
近年来，淮安区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充分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先行调解，在法院的指导下，引进人民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多元解纷力量，根据案件呈现的纠纷特点在线做好诉前案件分流指派。
“以前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一般是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他们面临着治疗、康复等一系列问题，赔偿金是否及时到位是最大的难题。”常年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该院法官助理刘威说道，“现在我们通过调动保险行业参与化解纠纷的主动性，确保保险公司及时赔付，快速解纷。
收案后，我们在诉前司法鉴定前就及时将相关材料发送给保险公司，如保险公司依据原告伤情出具调解方案得到原告的认可，则直接出具司法确认书或调解协议。调解未成功则立即进行司法鉴定，防止审限空转，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
推行诉前司法鉴定常态化机制，将司法鉴定由“诉中”提至“诉前”，实现“弯道超车”。自实施该鉴定机制以来，所有需要鉴定案件通过诉前调解导入司法鉴定前置程序。
“联”字提效，构建协调联动机制
“以前交通事故案件中的当事人一方对在交警大队所做的调解方案反悔，这就导致需要双方再到法院进行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等一系列诉讼程序，时间会比较长。现在我们在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服务中心派驻一名特聘调解员，发生交通事故后，调解员第一时间进入调解。
双方若能达成一致协议，便能现场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调解书。让原本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结的案子，在道交一体化平台半天就可以完成，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提高了办事效率。” 该院裁速庭法官助理任志凤说道。
为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该院加强同公安、司法、保险行业等单位的联动，大力推广“道交一体化”平台的运用，打通信息壁垒，打造信息共享、成果共享的协同工作格局，逐步实现道交纠纷事故责任认定、理赔、调解、诉讼等流程一体化在线处理。
在此基础上，还探索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即试行“两固一同轨”机制，将固定的相关赔偿项目和标准张贴在交警部门调解场所，固定每周三法官到现场会同调解人员、交警队调解员同轨调解。对调解成功的案件，当场予以司法确认。一方不履行时，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在开展交通事故诉前调解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保险公司不接受调解的难题，因为他们认为诉前调解会损失他们的利益，希望通过法院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判决。为打消他们的顾虑，该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同保险行业的诉调对接。
“快”字为先，“要素式”审判快调快审快结
“一开始，我有些紧张，不知所措。在看到原告提交的要素表后，我明白了原告起诉请求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计算的依据，垫付款的性质等，理清了思路。案件也得到了快速、妥善的调解，非常省心。”一名被告在庭审结束后对法院要素式审判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为提高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化解效率，该院专门设计了《赔偿明细清单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庭审要素表》等系列要素表用于交通事故案件审理。
立案前，由原告填写《赔偿明细清单表》，让原告做“填空题，明确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具体数额。让保险公司、驾驶员或者车主等被告做“选择题”，明确表示对原告主张的项目及金额有无异议，预防诉讼中原告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被告要求给予答辩期等情况发生。
在案件诉前鉴定结束后或立案时，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庭审要素表》发放给原告，原告需要填写各项赔偿项目的数额及计算方式等，开庭前提交。
被告需要填写对赔偿项目的意见等，通过比对“要素表”，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分歧和争议一目了然。固定无争议要素，总结争议焦点，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则及时开庭。开庭时，法官重点围绕有争议的要素进行审理，大幅缩短了庭审时间。
关于举证也有相应的表格——《交通事故案件提交材料格式参考》，细化原告举证需要提供的身份、事故、医疗、误工等材料，提高原告举证的完整性与有效性，降低二次开庭率。
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与证据材料的同时送达《交通事故案件要素式答辩状》，引导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金额、举证材料阐释意见，提高被告答辩的针对性。
同时建立快审快结机制。立案后统一排期开庭提高排期开庭效率，缩短开庭周期。开庭后十日内完成文书初稿、校对工作，调解撤诉的案件当天撰写文书并结案将交通事故案件的查明事实部分归类为事故发生及认定情况、诊疗情况、投保情况、鉴定情况，简化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
创新设计送达地址确认书与银行账户确认书相结合的新式“二合一”确认书，对必填的项目进行优化整合，对当事人易漏易错的项目重点标注提醒，提高当事人填写准确率，减少当事人书写时间和提交次数，提高审判效率。
对于赔偿款不能及时到账问题，要求保险公司将应赔款项尽可能直接打入原告账户中，减少当事人领取赔偿款时间。将侵权方垫付的款项在应赔项目内直接抵扣，将垫付的款项直接由保险公司返还到其账户中。对打入法院账户的赔偿款在案件生效后七日内主动与当事人联系，通知其领取，确保案结事了，实现司法便民。
供稿：淮安区法院 刘威 华蓉
“调”字当头，强化诉调精准对接
“你们双方是否同意刚才的调解方案，如同意，请签订调解协议书，确认一下效力。”“我们同意刚才你的调解方案。”“同意。”这一幕每天都在淮安区法院人民调解室上演。
为促进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有效开展，淮安区人民法院成立人民调解室，协助完成诉前调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区每年交通事故约1200-1800件，通过诉前调解，最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约为600-700件，减少诉讼案件达50%以上，推进实现诉源治理。”该院速裁庭副庭长丁迅介绍道。
近年来，淮安区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充分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先行调解，在法院的指导下，引进人民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多元解纷力量，根据案件呈现的纠纷特点在线做好诉前案件分流指派。
“以前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一般是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他们面临着治疗、康复等一系列问题，赔偿金是否及时到位是最大的难题。”常年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该院法官助理刘威说道，“现在我们通过调动保险行业参与化解纠纷的主动性，确保保险公司及时赔付，快速解纷。
收案后，我们在诉前司法鉴定前就及时将相关材料发送给保险公司，如保险公司依据原告伤情出具调解方案得到原告的认可，则直接出具司法确认书或调解协议。调解未成功则立即进行司法鉴定，防止审限空转，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
推行诉前司法鉴定常态化机制，将司法鉴定由“诉中”提至“诉前”，实现“弯道超车”。自实施该鉴定机制以来，所有需要鉴定案件通过诉前调解导入司法鉴定前置程序。
“联”字提效，构建协调联动机制
“以前交通事故案件中的当事人一方对在交警大队所做的调解方案反悔，这就导致需要双方再到法院进行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等一系列诉讼程序，时间会比较长。现在我们在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服务中心派驻一名特聘调解员，发生交通事故后，调解员第一时间进入调解。
双方若能达成一致协议，便能现场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调解书。让原本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结的案子，在道交一体化平台半天就可以完成，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提高了办事效率。” 该院裁速庭法官助理任志凤说道。
为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该院加强同公安、司法、保险行业等单位的联动，大力推广“道交一体化”平台的运用，打通信息壁垒，打造信息共享、成果共享的协同工作格局，逐步实现道交纠纷事故责任认定、理赔、调解、诉讼等流程一体化在线处理。
在此基础上，还探索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即试行“两固一同轨”机制，将固定的相关赔偿项目和标准张贴在交警部门调解场所，固定每周三法官到现场会同调解人员、交警队调解员同轨调解。对调解成功的案件，当场予以司法确认。一方不履行时，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在开展交通事故诉前调解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保险公司不接受调解的难题，因为他们认为诉前调解会损失他们的利益，希望通过法院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判决。为打消他们的顾虑，该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同保险行业的诉调对接。
“快”字为先，“要素式”审判快调快审快结
“一开始，我有些紧张，不知所措。在看到原告提交的要素表后，我明白了原告起诉请求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计算的依据，垫付款的性质等，理清了思路。案件也得到了快速、妥善的调解，非常省心。”一名被告在庭审结束后对法院要素式审判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为提高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化解效率，该院专门设计了《赔偿明细清单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庭审要素表》等系列要素表用于交通事故案件审理。
立案前，由原告填写《赔偿明细清单表》，让原告做“填空题，明确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具体数额。让保险公司、驾驶员或者车主等被告做“选择题”，明确表示对原告主张的项目及金额有无异议，预防诉讼中原告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被告要求给予答辩期等情况发生。
在案件诉前鉴定结束后或立案时，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庭审要素表》发放给原告，原告需要填写各项赔偿项目的数额及计算方式等，开庭前提交。
被告需要填写对赔偿项目的意见等，通过比对“要素表”，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分歧和争议一目了然。固定无争议要素，总结争议焦点，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则及时开庭。开庭时，法官重点围绕有争议的要素进行审理，大幅缩短了庭审时间。
关于举证也有相应的表格——《交通事故案件提交材料格式参考》，细化原告举证需要提供的身份、事故、医疗、误工等材料，提高原告举证的完整性与有效性，降低二次开庭率。
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与证据材料的同时送达《交通事故案件要素式答辩状》，引导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金额、举证材料阐释意见，提高被告答辩的针对性。
同时建立快审快结机制。立案后统一排期开庭提高排期开庭效率，缩短开庭周期。开庭后十日内完成文书初稿、校对工作，调解撤诉的案件当天撰写文书并结案将交通事故案件的查明事实部分归类为事故发生及认定情况、诊疗情况、投保情况、鉴定情况，简化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
创新设计送达地址确认书与银行账户确认书相结合的新式“二合一”确认书，对必填的项目进行优化整合，对当事人易漏易错的项目重点标注提醒，提高当事人填写准确率，减少当事人书写时间和提交次数，提高审判效率。
对于赔偿款不能及时到账问题，要求保险公司将应赔款项尽可能直接打入原告账户中，减少当事人领取赔偿款时间。将侵权方垫付的款项在应赔项目内直接抵扣，将垫付的款项直接由保险公司返还到其账户中。对打入法院账户的赔偿款在案件生效后七日内主动与当事人联系，通知其领取，确保案结事了，实现司法便民。
供稿：淮安区法院 刘威 华蓉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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