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线现场 | 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团、姐妹花……他们在这里同框抗“疫”】#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哈尔滨身边事# 王继梅 记者 陈悦
在近期这场全民战‘疫’中，哈尔滨市气象局 " 冰城红云 " 志愿服务队中的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团、姐妹花同框出现，他们因为担当，选择逆行，甘于奉献，也成了战 " 疫 " 中的 " 黄金搭档 "。
抗 " 疫 " 好家风 ，父子齐 " 上阵 "
10 月 3 日，哈尔滨市气象局下沉社区抗疫一线的工作群里，一组父子 " 同框 " 照看上去格外温暖，在 " 朋友圈 " 里收获了一大波点赞。
父子两代都在市气象部门工作。父亲王伟东是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总工，儿子王一达在市气象台工作。9 月 25 日，市气象局发布紧急通知号召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父亲第一个报名，几天后，父子俩被同时安排到社区抗疫一线，一大早，父子二人在小区入口处组织居民有序扫码、测温，提醒居民合理佩戴口罩和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现场，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儿子督促居民自觉扫码测温，而更为严谨的父亲主要负责核验扫码结果。他们用行动守护着居民的抗疫安全防线。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气象工作，严谨认真，而在面对未知风险的 " 疫 " 线上，父亲王伟东仍用每一个认真的动作，在儿子心中高高扬起旗帜，指引他前行，" 多看一下，多问一句，认真仔细才是对老百姓安全负责。" 父亲王伟东的话很简单质朴，他认为，只有 " 老同志们 " 成为一面旗帜，才能让年轻人在旗帜的引领下，成为新的 " 扛旗人 "。
儿子小时候总因为父亲值夜班而抱怨，每到这时，王伟东微笑着告诉儿子，" 这是爸爸的工作，要是不提前预报告诉大家，又打雷又下雨的，有时候还有大风和冰雹，他们不提前跑回家那不都成‘落汤鸡’了？" 父亲常用风趣幽默的话语安抚着年幼的儿子。王一达告诉记者，他从小就被父亲对工作的担当尽责感染着。
王一达小时候想当天气预报员，是出于对爸爸的崇拜；而青春期想当预报员，是因为身边的同学常常问 " 明天穿啥衣服 "，王一达每次一回答都能收获同学们信赖的目光；在长大后他依然想当预报员，更多因为父亲常冲在一线做气象服务的担当传承。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是家风传承，这是时代接力棒的传递，更是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 向上力量 " 的一种方式。
以爱之名，夫妻 " 同框 " 并肩作战
" 单位群里发通知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我报名了，你报吗？" 吃过晚饭，王芡一边整理餐桌，一边询问老公乔树亮的意见。
" 我报吧，你还要加班还要带孩子呢，孩子，放爸妈家照看。白天去社区晚上回来再加班。"
" 好，那安顿好孩子准备一下个人防护用品！" 王芡点了点头，拿起电话打给了父母。做好一切准备后，两个人开始了家、单位上班、社区值守之间的 " 三点一线 "。
10 月 4 日，哈市开展第六次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参加第四次、五次全员核酸检测的王芡和做预报员工作的乔树亮，都穿上了厚厚的绒衣绒裤，早早到达值守社区。按照队长安排，两个人协助核酸检测点为居民进行信息录入、维持秩序等工作，同时，进行日常消杀和劝解疏导。夫妻二人站在各自岗位上，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只有在午饭休息时间才能说上几句话，给彼此打气。
夜色渐浓，结束了一天的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夫妻二人坐在沙发上，来不及好好休息，就赶紧掏出手机，与年迈的父母和 4 岁的儿子视频聊天。望着视频里儿子欢喜的笑脸，他们也开心地笑了。
都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在工作中，乔树亮是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业务骨干，预报服务值夜班是他的日常工作，王芡是单位结算中心的一名会计，下班后一个人带孩子成了常态，几年来两个人就是这样配合着彼此。在同事们眼中，这对夫妻是单位的模范夫妻，他们用 " 爱 " 平衡着责任担当的 " 丈夫气 " 和家长里短的 " 儿女情 "。
" 我想，真正的爱，应该是既享得了风景，也经得起风雨，就像我们携手战疫情，终将迎来最后的风和日丽。" 夫妻二人微笑着说道。
抗 " 疫 " 兄弟团，上阵显 " 同心 "
在哈尔滨市气象局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 " 冰城红云 " 志愿服务队里，有 59 岁的老同志也有 28 岁的年轻人。其中 92 年的刘泽恩格外引人注意，他今年刚被提任通河县气象局副局长，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从通河阻隔在哈尔滨的家中。
身为党员的刘泽恩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加入自家社区防疫志愿队，同时，他也支援由市气象局组建的下沉社区志愿服务队，他在两个队伍中来回 " 穿梭 "，不管哪支队伍缺人手了，他都会不顾休息顶上去，" 我年轻，身体壮，‘抗造’，连班没问题，需要人手，我就顶上去。"。
截至 10 月 4 日，刘泽恩已进行连续 10 天的志愿服务，协助社区在核酸检测现场为等候的居民维持秩序，录入身份信息，帮助老幼和行动不便的人群，耐心解答居民的询问，大家也亲切地给他起了 " 暖心大白 " 的昵称。
同刘泽恩一样忙碌的还有 "90 后 " 刘艺博。" 你咋又来值班了？" 一位同事问他。"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刚结束社区工作，出现在气象局应急值班岗位的刘艺博憨憨地答着。
在社区防疫一线总能看到这两个年龄相仿、身形相似的小伙子，一会儿帮老大娘拎秋菜，一会儿给害怕做核酸的小朋友讲故事，一会儿又跑去搬运大件的防疫物资 ……" 咱们志愿服务队的这俩小伙子，重活不在话下，细活绝不马虎，老给力了！" 他们收获了来自社区书记任学杰的肯定。
两位好哥们告诉记者，在疫情防控最关键时期，作为青年党员干部，必须迎难而上，用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也希望通过行动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同心抗疫，共克时艰，为打赢这场战 " 疫 " 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疫姐妹花，巾帼在 " 疫 " 线
有这样一对好姐妹，她们因工作结识。杜静在市气象防灾减灾中心工作，而张鑫在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工作。
" 明天早上下班，我直接去社区，一起走啊？" 张鑫向同在单位值班的好姐妹杜静问道。
" 明天气温持续偏低，我下班先回家给咱俩一人取一件儿厚衣服，要不值守你穿这么少指定不行。" 家住单位附近的杜静略带姐姐的 " 权威 "，对张鑫 " 霸道 " 说道。
到岗后的两姐妹熟练地带上防护用品穿戴上工作服和袖标，迅速来到核酸检测点组织居民有序排队，一人忙着疏导居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一人拿起消杀用品进行场地及时消杀。
午饭时，杜静夹起几块肉放在张鑫的盒饭里，" 我最近减肥，你的工作量大，多吃点儿。" 张鑫笑着拒绝说，" 我比你还胖呢，你还给我肉，你快吃了吧！"" 我带了两盒牛奶给你一盒，还有一下午的工作，喝水麻烦，咱喝牛奶管饱还解渴。" 张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牛奶递给杜静。
在防疫一线，像这对 " 姐妹花 " 一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放弃休息时间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和青年志愿者还有很多。她们平日里的角色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她们也是父母的心头肉、孩子的依靠、家庭的支柱，但她们更是气象人、是党员、是志愿者。
当疫情来袭，她们安顿好家中的孩子，穿上志愿者红马甲、戴上红袖标，变身为防疫一线的 " 疏导员 "、" 守门员 " 和 " 劝解员 "，舍小家，为大家；她们放下柔弱，不怕苦和累，敢于扛起肩上的责任，敢于正视未知的风险，用自己的默默坚守和身体力行，筑牢百姓安全防线，成为了令人骄傲的绽放在抗疫一线的铿锵玫瑰。
在近期这场全民战‘疫’中，哈尔滨市气象局 " 冰城红云 " 志愿服务队中的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团、姐妹花同框出现，他们因为担当，选择逆行，甘于奉献，也成了战 " 疫 " 中的 " 黄金搭档 "。
抗 " 疫 " 好家风 ，父子齐 " 上阵 "
10 月 3 日，哈尔滨市气象局下沉社区抗疫一线的工作群里，一组父子 " 同框 " 照看上去格外温暖，在 " 朋友圈 " 里收获了一大波点赞。
父子两代都在市气象部门工作。父亲王伟东是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总工，儿子王一达在市气象台工作。9 月 25 日，市气象局发布紧急通知号召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父亲第一个报名，几天后，父子俩被同时安排到社区抗疫一线，一大早，父子二人在小区入口处组织居民有序扫码、测温，提醒居民合理佩戴口罩和保持一米线安全距离。现场，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儿子督促居民自觉扫码测温，而更为严谨的父亲主要负责核验扫码结果。他们用行动守护着居民的抗疫安全防线。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气象工作，严谨认真，而在面对未知风险的 " 疫 " 线上，父亲王伟东仍用每一个认真的动作，在儿子心中高高扬起旗帜，指引他前行，" 多看一下，多问一句，认真仔细才是对老百姓安全负责。" 父亲王伟东的话很简单质朴，他认为，只有 " 老同志们 " 成为一面旗帜，才能让年轻人在旗帜的引领下，成为新的 " 扛旗人 "。
儿子小时候总因为父亲值夜班而抱怨，每到这时，王伟东微笑着告诉儿子，" 这是爸爸的工作，要是不提前预报告诉大家，又打雷又下雨的，有时候还有大风和冰雹，他们不提前跑回家那不都成‘落汤鸡’了？" 父亲常用风趣幽默的话语安抚着年幼的儿子。王一达告诉记者，他从小就被父亲对工作的担当尽责感染着。
王一达小时候想当天气预报员，是出于对爸爸的崇拜；而青春期想当预报员，是因为身边的同学常常问 " 明天穿啥衣服 "，王一达每次一回答都能收获同学们信赖的目光；在长大后他依然想当预报员，更多因为父亲常冲在一线做气象服务的担当传承。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是家风传承，这是时代接力棒的传递，更是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 向上力量 " 的一种方式。
以爱之名，夫妻 " 同框 " 并肩作战
" 单位群里发通知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我报名了，你报吗？" 吃过晚饭，王芡一边整理餐桌，一边询问老公乔树亮的意见。
" 我报吧，你还要加班还要带孩子呢，孩子，放爸妈家照看。白天去社区晚上回来再加班。"
" 好，那安顿好孩子准备一下个人防护用品！" 王芡点了点头，拿起电话打给了父母。做好一切准备后，两个人开始了家、单位上班、社区值守之间的 " 三点一线 "。
10 月 4 日，哈市开展第六次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参加第四次、五次全员核酸检测的王芡和做预报员工作的乔树亮，都穿上了厚厚的绒衣绒裤，早早到达值守社区。按照队长安排，两个人协助核酸检测点为居民进行信息录入、维持秩序等工作，同时，进行日常消杀和劝解疏导。夫妻二人站在各自岗位上，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只有在午饭休息时间才能说上几句话，给彼此打气。
夜色渐浓，结束了一天的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夫妻二人坐在沙发上，来不及好好休息，就赶紧掏出手机，与年迈的父母和 4 岁的儿子视频聊天。望着视频里儿子欢喜的笑脸，他们也开心地笑了。
都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在工作中，乔树亮是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业务骨干，预报服务值夜班是他的日常工作，王芡是单位结算中心的一名会计，下班后一个人带孩子成了常态，几年来两个人就是这样配合着彼此。在同事们眼中，这对夫妻是单位的模范夫妻，他们用 " 爱 " 平衡着责任担当的 " 丈夫气 " 和家长里短的 " 儿女情 "。
" 我想，真正的爱，应该是既享得了风景，也经得起风雨，就像我们携手战疫情，终将迎来最后的风和日丽。" 夫妻二人微笑着说道。
抗 " 疫 " 兄弟团，上阵显 " 同心 "
在哈尔滨市气象局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 " 冰城红云 " 志愿服务队里，有 59 岁的老同志也有 28 岁的年轻人。其中 92 年的刘泽恩格外引人注意，他今年刚被提任通河县气象局副局长，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从通河阻隔在哈尔滨的家中。
身为党员的刘泽恩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加入自家社区防疫志愿队，同时，他也支援由市气象局组建的下沉社区志愿服务队，他在两个队伍中来回 " 穿梭 "，不管哪支队伍缺人手了，他都会不顾休息顶上去，" 我年轻，身体壮，‘抗造’，连班没问题，需要人手，我就顶上去。"。
截至 10 月 4 日，刘泽恩已进行连续 10 天的志愿服务，协助社区在核酸检测现场为等候的居民维持秩序，录入身份信息，帮助老幼和行动不便的人群，耐心解答居民的询问，大家也亲切地给他起了 " 暖心大白 " 的昵称。
同刘泽恩一样忙碌的还有 "90 后 " 刘艺博。" 你咋又来值班了？" 一位同事问他。"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刚结束社区工作，出现在气象局应急值班岗位的刘艺博憨憨地答着。
在社区防疫一线总能看到这两个年龄相仿、身形相似的小伙子，一会儿帮老大娘拎秋菜，一会儿给害怕做核酸的小朋友讲故事，一会儿又跑去搬运大件的防疫物资 ……" 咱们志愿服务队的这俩小伙子，重活不在话下，细活绝不马虎，老给力了！" 他们收获了来自社区书记任学杰的肯定。
两位好哥们告诉记者，在疫情防控最关键时期，作为青年党员干部，必须迎难而上，用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也希望通过行动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同心抗疫，共克时艰，为打赢这场战 " 疫 " 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疫姐妹花，巾帼在 " 疫 " 线
有这样一对好姐妹，她们因工作结识。杜静在市气象防灾减灾中心工作，而张鑫在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工作。
" 明天早上下班，我直接去社区，一起走啊？" 张鑫向同在单位值班的好姐妹杜静问道。
" 明天气温持续偏低，我下班先回家给咱俩一人取一件儿厚衣服，要不值守你穿这么少指定不行。" 家住单位附近的杜静略带姐姐的 " 权威 "，对张鑫 " 霸道 " 说道。
到岗后的两姐妹熟练地带上防护用品穿戴上工作服和袖标，迅速来到核酸检测点组织居民有序排队，一人忙着疏导居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一人拿起消杀用品进行场地及时消杀。
午饭时，杜静夹起几块肉放在张鑫的盒饭里，" 我最近减肥，你的工作量大，多吃点儿。" 张鑫笑着拒绝说，" 我比你还胖呢，你还给我肉，你快吃了吧！"" 我带了两盒牛奶给你一盒，还有一下午的工作，喝水麻烦，咱喝牛奶管饱还解渴。" 张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牛奶递给杜静。
在防疫一线，像这对 " 姐妹花 " 一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放弃休息时间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和青年志愿者还有很多。她们平日里的角色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她们也是父母的心头肉、孩子的依靠、家庭的支柱，但她们更是气象人、是党员、是志愿者。
当疫情来袭，她们安顿好家中的孩子，穿上志愿者红马甲、戴上红袖标，变身为防疫一线的 " 疏导员 "、" 守门员 " 和 " 劝解员 "，舍小家，为大家；她们放下柔弱，不怕苦和累，敢于扛起肩上的责任，敢于正视未知的风险，用自己的默默坚守和身体力行，筑牢百姓安全防线，成为了令人骄傲的绽放在抗疫一线的铿锵玫瑰。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科技战“疫”背后的首善之力】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