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婺源：绿树成荫子满枝 重访婺源近距离感受小额农贷的信用力量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海底捞“刮骨”疗伤：张勇为豪赌买单 | 深网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文明实践在泰安# 【稀有血型爱心联盟：流淌“熊猫血”，愿做“熊猫侠”】
8月22日早，市民程夫柱早早地来到市中心血站爱心献血屋。填表登记，体检抽血，不到半个小时，400毫升血液从针孔顺着导管汇集到采血袋中。前一天，程夫柱接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电话，因一位Rh阴性B型血病人需要备血治疗，希望同血型的他能紧急驰援。程夫柱了解情况后一口答应。“我超过半年没献血了，前几天在群里（熊猫之家泰安稀有血型群）知会了一声，昨天工作人员联系我需要用血，我今天请假就过来了。”程夫柱向记者介绍。
ABO血型和Rh血型是最重要的两个血型系统，在临床输血以及母婴血型不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方面具有临床意义。Rh阴性是指Rh血型系统中的D抗原阴性，在我国汉族人中约占0.3%-0.5%，非常稀有，因此被人们俗称为“熊猫血”。据市中心血站统计，泰安市累计筛查出稀有血型献血者3800余人。由于这个特殊的群体之间只能互救互助，因此每一份“熊猫血”都是弥足珍贵的。为了更好地保障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安全，市中心血站于2002年组织成立了“泰安市稀有血型爱心联盟”，目的就是加强稀有血型者之间的联系，使大家能够互相救助。在稀有血型爱心联盟，不少人跟程夫柱一样，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流淌“熊猫血”，愿做“熊猫侠”。
6年10次献血救人的“熊猫女侠”荣登“泰安好人榜”
2022年新春伊始，被大家亲昵地称为“熊猫女侠”的王楠登上了“泰安好人”助人为乐榜。六年以来，王楠已经先后10次献血救人。
2011年，王楠在孕检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是RH阴性O型血，“当时觉得很意外，以前只知道自己血型是O型血，查了很多资料后才了解到我们这群人真的很稀少。”2016年4月的一天，当她从泰山晚报公众号获悉，新泰有一位与她同型的稀有血型患者手术大出血急需输血救治时，她立即与泰山晚报联系，在记者的协调下次日前往市中心血站进行献血。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进行献血，生小孩之前是贫血的，而且对打针极度恐惧，2016年第一次看到求助信息，没想那么多，就一心想帮帮他，结果检测结果是不贫血了，身体素质达到了献血的标准。因为当时体重不到一百斤，只能献200ml，我记得我当时全程咬着牙，不敢看针头。”王楠补充，“这件事后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合格的献血者不容易，于是逐步在能承受的情况下增加献血量，现在可以捐献400ml全血了！”
在泰安市中心血站新泰分站，也有一位“熊猫侠”，他叫尤波，是RH阴性A型血，目前担任新泰分站供血科副主任一职。截至2022年6月17日，他已经累计献血18000毫升，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奖者 。多年从事采供血工作的经历，让尤波对于“熊猫血”有着更深的体会，“‘熊猫血’这个人群本身就少，每次需要都是急的，挺身而出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同时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尤波使命必达，默默地在供血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多年来，尤波一直坚持无偿献血，他特别向记者强调，献血对身体真没有任何坏处，对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他也呼吁更多的市民加入无偿献血大家庭中，让熊猫血献血者群体总数占比中的这个分子不断上升。
他们立下誓约，用热血护航生命
聊起2016年为新泰同血型患者献血往事，王楠跟记者分享了一段感人的故事。由于当时患者出血量大，光靠王楠一个人捐献的血液根本不够用，情况非常危急。王楠立刻自发地帮助血站医护人员挨个通知泰安市目前可以联系到的同型输血者。由于当时使用QQ联络的朋友越来越少，在王楠的提议下，泰安市中心血站成立了分布4个血型的“熊猫之家”献血者微信群。通过及时组织发动，许多同血型“熊猫血”朋友第一时间赶到血站献血。因为是定向献血，大家紧急捐献的“熊猫血”当天就送往新泰市用于该患者急救。
当大家得知患者终于成功获救的时候，在O型熊猫之家微信群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互相道贺和庆祝。那一天，不但是这名患者的重生之日，也成了O型“熊猫之家”的生日。每年今天，这些特殊血型的朋友们，都会像家人一样，相聚泰安。大家互相介绍着近况，同时也立下誓约，不管“熊猫之家”哪位朋友遇到困难，大家一定鼎力相助。
在“熊猫之家”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很多暖心的故事上演。
“我是RH阴性B，献血已超半年，需要可以联系”“我没有献过可以联系我”“我在济南”“需要的情况算我一个哈”……
今年8月3日，一名孕妇待产需要RH阴性B型血的消息很快在群里得了回应，每一条回复中洋溢着浓浓的深情。
聊起熊猫之家微信群，不少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都向记者提到了刘芸的名字。“刘芸也是一名熊猫血人士，由于身体原因她一直没有机会献血，但一直在微信群管理、熊猫血知识普及宣传等方面努力着。”“刘芸很认真，也很严格，群里不允许讨论跟熊猫血无关的话题。”来自血站工作人员的认可，让记者对于刘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与刘芸聊天的过程中，她向记者介绍，在几次临床治疗过程中，自己得到了别人的无偿援助，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撸袖献血，于是把精力放在熊猫血公益事业宣传上，“稀有血型知识，是那些年在网络上学的，特别是跟东营稀有血型献血者牛牛学的，他是个老师，研究熊猫血做公益很多年了，看到网上关于熊猫血的知识后，我就转发到泰安群里，把内容收藏起来，需要时随时查看、解答。”刘芸说。
冷冻血满足应急需求，呼吁更多市民关注血型检测
为了让联盟成员之间更加熟悉，市中心血站会不定时地组织开展联谊活动，增进成员之间的交流、友谊。一些资深献血者会自己组织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成为好朋友。“在微信群里，大家经常互动。”程夫柱告诉记者。
“有了血站官方群，能及时联系到血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接收献血信息，了解库存情况，让我们心里踏实有安全感，更好地抱团，互暖互助互爱。”刘芸说。
为了保障“熊猫血”患者的临床用血，市中心血站随时关注Rh阴性稀有血型血液库存储备。泰安市中心血站业务科主任范风涛介绍，目前血站开展的红细胞冰冻保存技术，可以保证Rh阴性血液储存10年，现有库存量可以满足Rh阴性患者的应急需求。同时，日常采血时会陆续筛查出一定量的Rh阴性血液，作为常规库存应用于Rh阴性患者预约用血需求。
2016年，市中心血站登记在册的“熊猫血”群体只有1200余人，而现在，这一群体的数量增加到3800余人，同时档案库能够激活的献血者数量超过了1000人。“遇到需要输血的稀有血型患者，市中心血站一般都是先供应日常筛查储备的库存血液，如果用血量较大，再从稀有血型献血者档案库里调取同型献血者资料，并通过“熊猫之家”微信群寻找符合献血条件的献血者。如果仍然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就会启动应用冰冻红细胞，并且从周边地市中心血站紧急调配等作为最后的应急方案，通过这三种方式互相配合，从而确保‘熊猫血’群体的用血需求。”范风涛介绍。
对于“熊猫血”这个群体，范风涛以及刘芸都向记者强调了血型筛查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只知道ABO血型，却对Rh血型系统非常陌生，所以加大血型知识的科普宣传力度和血型筛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育龄女性，孕前和产检筛查血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自己属于特殊血型或者存在新生儿溶血症的风险，早点筛查出来，医院和血站都可以早做准备，不至于由于产妇大出血或者新生儿溶血症，导致悲剧的发生。”刘芸说。
【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孙文志 】
8月22日早，市民程夫柱早早地来到市中心血站爱心献血屋。填表登记，体检抽血，不到半个小时，400毫升血液从针孔顺着导管汇集到采血袋中。前一天，程夫柱接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电话，因一位Rh阴性B型血病人需要备血治疗，希望同血型的他能紧急驰援。程夫柱了解情况后一口答应。“我超过半年没献血了，前几天在群里（熊猫之家泰安稀有血型群）知会了一声，昨天工作人员联系我需要用血，我今天请假就过来了。”程夫柱向记者介绍。
ABO血型和Rh血型是最重要的两个血型系统，在临床输血以及母婴血型不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方面具有临床意义。Rh阴性是指Rh血型系统中的D抗原阴性，在我国汉族人中约占0.3%-0.5%，非常稀有，因此被人们俗称为“熊猫血”。据市中心血站统计，泰安市累计筛查出稀有血型献血者3800余人。由于这个特殊的群体之间只能互救互助，因此每一份“熊猫血”都是弥足珍贵的。为了更好地保障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安全，市中心血站于2002年组织成立了“泰安市稀有血型爱心联盟”，目的就是加强稀有血型者之间的联系，使大家能够互相救助。在稀有血型爱心联盟，不少人跟程夫柱一样，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流淌“熊猫血”，愿做“熊猫侠”。
6年10次献血救人的“熊猫女侠”荣登“泰安好人榜”
2022年新春伊始，被大家亲昵地称为“熊猫女侠”的王楠登上了“泰安好人”助人为乐榜。六年以来，王楠已经先后10次献血救人。
2011年，王楠在孕检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是RH阴性O型血，“当时觉得很意外，以前只知道自己血型是O型血，查了很多资料后才了解到我们这群人真的很稀少。”2016年4月的一天，当她从泰山晚报公众号获悉，新泰有一位与她同型的稀有血型患者手术大出血急需输血救治时，她立即与泰山晚报联系，在记者的协调下次日前往市中心血站进行献血。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进行献血，生小孩之前是贫血的，而且对打针极度恐惧，2016年第一次看到求助信息，没想那么多，就一心想帮帮他，结果检测结果是不贫血了，身体素质达到了献血的标准。因为当时体重不到一百斤，只能献200ml，我记得我当时全程咬着牙，不敢看针头。”王楠补充，“这件事后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合格的献血者不容易，于是逐步在能承受的情况下增加献血量，现在可以捐献400ml全血了！”
在泰安市中心血站新泰分站，也有一位“熊猫侠”，他叫尤波，是RH阴性A型血，目前担任新泰分站供血科副主任一职。截至2022年6月17日，他已经累计献血18000毫升，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奖者 。多年从事采供血工作的经历，让尤波对于“熊猫血”有着更深的体会，“‘熊猫血’这个人群本身就少，每次需要都是急的，挺身而出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同时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尤波使命必达，默默地在供血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多年来，尤波一直坚持无偿献血，他特别向记者强调，献血对身体真没有任何坏处，对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他也呼吁更多的市民加入无偿献血大家庭中，让熊猫血献血者群体总数占比中的这个分子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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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得知患者终于成功获救的时候，在O型熊猫之家微信群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互相道贺和庆祝。那一天，不但是这名患者的重生之日，也成了O型“熊猫之家”的生日。每年今天，这些特殊血型的朋友们，都会像家人一样，相聚泰安。大家互相介绍着近况，同时也立下誓约，不管“熊猫之家”哪位朋友遇到困难，大家一定鼎力相助。
在“熊猫之家”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很多暖心的故事上演。
“我是RH阴性B，献血已超半年，需要可以联系”“我没有献过可以联系我”“我在济南”“需要的情况算我一个哈”……
今年8月3日，一名孕妇待产需要RH阴性B型血的消息很快在群里得了回应，每一条回复中洋溢着浓浓的深情。
聊起熊猫之家微信群，不少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都向记者提到了刘芸的名字。“刘芸也是一名熊猫血人士，由于身体原因她一直没有机会献血，但一直在微信群管理、熊猫血知识普及宣传等方面努力着。”“刘芸很认真，也很严格，群里不允许讨论跟熊猫血无关的话题。”来自血站工作人员的认可，让记者对于刘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与刘芸聊天的过程中，她向记者介绍，在几次临床治疗过程中，自己得到了别人的无偿援助，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撸袖献血，于是把精力放在熊猫血公益事业宣传上，“稀有血型知识，是那些年在网络上学的，特别是跟东营稀有血型献血者牛牛学的，他是个老师，研究熊猫血做公益很多年了，看到网上关于熊猫血的知识后，我就转发到泰安群里，把内容收藏起来，需要时随时查看、解答。”刘芸说。
冷冻血满足应急需求，呼吁更多市民关注血型检测
为了让联盟成员之间更加熟悉，市中心血站会不定时地组织开展联谊活动，增进成员之间的交流、友谊。一些资深献血者会自己组织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成为好朋友。“在微信群里，大家经常互动。”程夫柱告诉记者。
“有了血站官方群，能及时联系到血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接收献血信息，了解库存情况，让我们心里踏实有安全感，更好地抱团，互暖互助互爱。”刘芸说。
为了保障“熊猫血”患者的临床用血，市中心血站随时关注Rh阴性稀有血型血液库存储备。泰安市中心血站业务科主任范风涛介绍，目前血站开展的红细胞冰冻保存技术，可以保证Rh阴性血液储存10年，现有库存量可以满足Rh阴性患者的应急需求。同时，日常采血时会陆续筛查出一定量的Rh阴性血液，作为常规库存应用于Rh阴性患者预约用血需求。
2016年，市中心血站登记在册的“熊猫血”群体只有1200余人，而现在，这一群体的数量增加到3800余人，同时档案库能够激活的献血者数量超过了1000人。“遇到需要输血的稀有血型患者，市中心血站一般都是先供应日常筛查储备的库存血液，如果用血量较大，再从稀有血型献血者档案库里调取同型献血者资料，并通过“熊猫之家”微信群寻找符合献血条件的献血者。如果仍然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就会启动应用冰冻红细胞，并且从周边地市中心血站紧急调配等作为最后的应急方案，通过这三种方式互相配合，从而确保‘熊猫血’群体的用血需求。”范风涛介绍。
对于“熊猫血”这个群体，范风涛以及刘芸都向记者强调了血型筛查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只知道ABO血型，却对Rh血型系统非常陌生，所以加大血型知识的科普宣传力度和血型筛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育龄女性，孕前和产检筛查血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自己属于特殊血型或者存在新生儿溶血症的风险，早点筛查出来，医院和血站都可以早做准备，不至于由于产妇大出血或者新生儿溶血症，导致悲剧的发生。”刘芸说。
【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孙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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