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城南忆事：理发业
王 伟
民国以前，走街串巷的是剃头挑子，用扁担挑着，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三个抽屉，最上一个是放钱的。钱是从凳面上开的小长方孔塞进去的。第二、三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工具。另一头是热的，一个长圆笼，里面放小火炉，上面放置一个大沿黄铜盆，水总保持热度。下边三条腿，其中一根腿向上延伸成旗杆，杆上挂鐾刀布和手巾。
民国时期的理发店，在店内东西两面安上靠背椅子，对面的墙壁上挂起一面方形的大镜子，原来理发师穿的围裙是青布或蓝布，民国时期改成了漂白洋布。理发用的洗脸盆是苏白铜的或白瓷盆，天热的时候，理发店的天花板上还挂了几排木框架，中间夹着一排类似今天电扇的扇子，拴上麻绳，由小徒弟来回拉动绳子，扇风纳凉，一般人叫它“土电扇”。
另外，民国时期的理发店请擅长书法的人写招牌，什么“兴隆剃头铺”“容美厂子铺”等等。而且，还聘请理发高手做理发师，当时称为“剃头司务”，收入按老板六、理发师四“四六开”分账。这种规模和气派自然比清朝时期的剃头担子大得多，因此生意十分兴隆。经营理发店的人又开动脑筋，装潢店面，理发的工序也进一步考究起来。当时理发店的从业者还公议了一个理发业的行规，规定每到腊月初八至除夕夜，理发收双倍的价钱，由理发店的小徒弟敬顾客一支“哈德门”香烟，客人给点小费。这种小费大伙儿均分。
由于民国时期理发业的日益兴旺，逐渐形成了一些规矩。首先是理发店的标志，除了在大门上面安装霓虹灯招牌之外，还在门上竖立一根红、白、蓝三色相间的旋转灯柱，十分醒目。夜间，这种灯柱发出耀眼的灯光。据说，这规矩是从国外传入的。其次，是小理发店和挑剃头担子的以及背剃头箱的发明了“罗祖帮”的通用隐语，用牛、月、汪、则、中、辰、星、张、崖、足代替一至十的数字，比如理发的同行问：“你今天搞了多少个把头？”回答是：“月中把。”“搞了多少个把头”是挣了多少钱，“月中”是挣了二元五角。若是回答“则的几”，就是挣了四元多钱。其三，因受到理发厅、美容院的冲击，背箱子的剃头匠在城市难于求生，便去偏僻的乡镇和农村理发，有的剃头匠专做“单看耳”（给别人掏耳朵）和推拿舒筋的生意。这些剃头匠到了一个地方，就向同行说隐语，依照行规，做上三天，挣点钱维持生活。
解放前，夫子庙有一家理发店名为“一乐也”，可谓别出一格。外人不知这蹊跷的店名还有个小典故。据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某晚有属下到后堂来求取示下，竟见他眯合着眼久久不言不语，怡然自得，弄得属下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原来曾大人此时正做着每晚必做的功课：用长长的骨签搔头皮（当时称“通头”）和热水泡脚，自谓：“通头泡脚，人生一乐。”其事传扬出去为世人议论：“通头泡脚算得一乐，理发更该是一乐了。”这家理发店店名由此而出。在“一乐也”之外，新街口附近后来还有了爿“新乐也”理发店，店名用意和“一乐也”同曲而不同工，虽新却不奇。
夫子庙贡院西街上开业于民国初年的“人人美发厅”（后迁至奇芳阁隔壁），店名颇为考究。除去入空门者，世间何人不求青丝满头？何人不愿美发如云？人人需理发，理发去“人人”店，也就名正言顺了。这样的店名不就是个现成的广告吗？店名叫“人人”，还体现了“人人平等”这句口号的含义。坐上理发椅，帽子一脱，白布围一罩，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再无区别，再分不出高下。解放后出现的“大众”、“工农”之类的店名，用心也在吸引广大顾客，总不如“人人”店名更多一些和谐的气息。
中华路上“荣华”，店名取自招人喜欢的“荣华富贵”词组。荣华又与容华谐音，这家理发店剪头之后还要帮你修剪指甲，捶背提神，真能使人容颜光华。同一时期还出现几家店名，皆是借理发后颜面光洁来说事。“沪光”（新街口中央商场对面）带有推崇上海时尚的味道；“国光”（同在新街口，中山东路上）着眼点更高，那是说：理了发，精神焕发，于国有光。至于后来开在中山路上一家门面颇大的理发店取名“曙光”，响亮归响亮，只是跟理发就好像有点“风马牛”了。
最奢华的理发室是中央饭店理发室。中央饭店于1929年建立后，就有了专门的理发室，但对于当时普通的南京市民来说，这家比上海国际饭店更胜一筹的饭店只能远观。中央饭店理发室除了为本饭店的旅客服务外，就是为上流社会有钱人服务，因为到这里理一次发，就要花去普通人家半个月的生活费用。
铁理发椅、铁皮吹风机、垂在理发椅背后的鐾刀布……老式理发工具，加上理发师傅剃头、刮脸的传统手艺，这些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理发店，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单位：南京市档案局）
王 伟
民国以前，走街串巷的是剃头挑子，用扁担挑着，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三个抽屉，最上一个是放钱的。钱是从凳面上开的小长方孔塞进去的。第二、三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工具。另一头是热的，一个长圆笼，里面放小火炉，上面放置一个大沿黄铜盆，水总保持热度。下边三条腿，其中一根腿向上延伸成旗杆，杆上挂鐾刀布和手巾。
民国时期的理发店，在店内东西两面安上靠背椅子，对面的墙壁上挂起一面方形的大镜子，原来理发师穿的围裙是青布或蓝布，民国时期改成了漂白洋布。理发用的洗脸盆是苏白铜的或白瓷盆，天热的时候，理发店的天花板上还挂了几排木框架，中间夹着一排类似今天电扇的扇子，拴上麻绳，由小徒弟来回拉动绳子，扇风纳凉，一般人叫它“土电扇”。
另外，民国时期的理发店请擅长书法的人写招牌，什么“兴隆剃头铺”“容美厂子铺”等等。而且，还聘请理发高手做理发师，当时称为“剃头司务”，收入按老板六、理发师四“四六开”分账。这种规模和气派自然比清朝时期的剃头担子大得多，因此生意十分兴隆。经营理发店的人又开动脑筋，装潢店面，理发的工序也进一步考究起来。当时理发店的从业者还公议了一个理发业的行规，规定每到腊月初八至除夕夜，理发收双倍的价钱，由理发店的小徒弟敬顾客一支“哈德门”香烟，客人给点小费。这种小费大伙儿均分。
由于民国时期理发业的日益兴旺，逐渐形成了一些规矩。首先是理发店的标志，除了在大门上面安装霓虹灯招牌之外，还在门上竖立一根红、白、蓝三色相间的旋转灯柱，十分醒目。夜间，这种灯柱发出耀眼的灯光。据说，这规矩是从国外传入的。其次，是小理发店和挑剃头担子的以及背剃头箱的发明了“罗祖帮”的通用隐语，用牛、月、汪、则、中、辰、星、张、崖、足代替一至十的数字，比如理发的同行问：“你今天搞了多少个把头？”回答是：“月中把。”“搞了多少个把头”是挣了多少钱，“月中”是挣了二元五角。若是回答“则的几”，就是挣了四元多钱。其三，因受到理发厅、美容院的冲击，背箱子的剃头匠在城市难于求生，便去偏僻的乡镇和农村理发，有的剃头匠专做“单看耳”（给别人掏耳朵）和推拿舒筋的生意。这些剃头匠到了一个地方，就向同行说隐语，依照行规，做上三天，挣点钱维持生活。
解放前，夫子庙有一家理发店名为“一乐也”，可谓别出一格。外人不知这蹊跷的店名还有个小典故。据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某晚有属下到后堂来求取示下，竟见他眯合着眼久久不言不语，怡然自得，弄得属下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原来曾大人此时正做着每晚必做的功课：用长长的骨签搔头皮（当时称“通头”）和热水泡脚，自谓：“通头泡脚，人生一乐。”其事传扬出去为世人议论：“通头泡脚算得一乐，理发更该是一乐了。”这家理发店店名由此而出。在“一乐也”之外，新街口附近后来还有了爿“新乐也”理发店，店名用意和“一乐也”同曲而不同工，虽新却不奇。
夫子庙贡院西街上开业于民国初年的“人人美发厅”（后迁至奇芳阁隔壁），店名颇为考究。除去入空门者，世间何人不求青丝满头？何人不愿美发如云？人人需理发，理发去“人人”店，也就名正言顺了。这样的店名不就是个现成的广告吗？店名叫“人人”，还体现了“人人平等”这句口号的含义。坐上理发椅，帽子一脱，白布围一罩，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再无区别，再分不出高下。解放后出现的“大众”、“工农”之类的店名，用心也在吸引广大顾客，总不如“人人”店名更多一些和谐的气息。
中华路上“荣华”，店名取自招人喜欢的“荣华富贵”词组。荣华又与容华谐音，这家理发店剪头之后还要帮你修剪指甲，捶背提神，真能使人容颜光华。同一时期还出现几家店名，皆是借理发后颜面光洁来说事。“沪光”（新街口中央商场对面）带有推崇上海时尚的味道；“国光”（同在新街口，中山东路上）着眼点更高，那是说：理了发，精神焕发，于国有光。至于后来开在中山路上一家门面颇大的理发店取名“曙光”，响亮归响亮，只是跟理发就好像有点“风马牛”了。
最奢华的理发室是中央饭店理发室。中央饭店于1929年建立后，就有了专门的理发室，但对于当时普通的南京市民来说，这家比上海国际饭店更胜一筹的饭店只能远观。中央饭店理发室除了为本饭店的旅客服务外，就是为上流社会有钱人服务，因为到这里理一次发，就要花去普通人家半个月的生活费用。
铁理发椅、铁皮吹风机、垂在理发椅背后的鐾刀布……老式理发工具，加上理发师傅剃头、刮脸的传统手艺，这些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理发店，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单位：南京市档案局）
之前有听朋友说过偶尔会见到一些C店有用到我写的功课，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汗]当然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二哈]目前并没有和任何店铺有过合作，我只会默默地买。
另外，说实话我觉得我写的功课真的很一般，能够被你们关注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还能在其他人购买产品时作为参考的话还是很开心的，也没有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别人的关注。
另外，说实话我觉得我写的功课真的很一般，能够被你们关注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还能在其他人购买产品时作为参考的话还是很开心的，也没有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别人的关注。
【直播带货"割韭菜"套路调查：靠卖惨赚同情收割粉丝】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全面巡查发现，“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哔哩哔哩”“映客直播”“CC直播”“疯播直播”“欢乐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视频”“全民小视频”10家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未能有效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具体来看，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普遍存在内容生态不良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低俗庸俗问题。其中，秀场类直播乱象频发，一些女主播衣着暴露，一些男主播言行粗俗恶俗，低俗热舞、恶搞、谩骂等现象屡禁不绝；留言互动、弹幕和用户账号注册疏于管理，违法违规信息层出不穷。一些平台企业经营态度不端正，有的借助免费网课推广网游，有的利用色情低俗内容诱导用户点击浏览并充值打赏，有的利用“抽奖”“竞猜”“返利”等方式涉嫌组织网络赌博。
针对直播乱象，国家网信办重拳出击，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依规约谈上述平台企业，视违规情节对相关平台分别采取停止主要频道内容更新、暂停新用户注册、限期整改、责成平台处理相关责任人等处置措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直播卖惨成为常态
赚取同情收割粉丝
今年6月，在B站拥有20多万粉丝的博主“虎子的后半生”被曝靠卖惨获得粉丝的同情。尽管媒体调查后发现该用户确实是癌症晚期患者，不存在伪造病情的情况，但“有房有车”“经常去高档场所消费”等信息让网友直呼自己被骗。
卖惨人设在各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中几乎成为常态，既有电商主播“哭穷”称自己的产品没人买，也有美食主播称“自己工作压力大，几乎崩溃”。但实际情况是否真如主播所说呢？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位原网名ID为“×××兔”的B站UP主在发布的视频中，把自己打造成“打工妹”的形象，吸引了大量用户点击和观看，其单个视频播放量在10万次左右，评论数量一般可达两三千条。在视频中，“×××兔”经常推广一些零食、厨具等，有时还会推销三无产品的微商减肥药。有不少网友对“打工妹”的身份提出质疑，并称2017年年底该UP主在某教育局督导室工作，名下还有一家传播公司。
同样，类似的视频博主“××小妹”，也是通过打造“打工妹”的形象来获得网友的关注。据《法制日报》记者观察，该用户在好看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前40个视频中，标题中出现了31次“打工妹”的关键词，最高播放量达到72万次。其视频主题多为自己生活压力大但仍然能够积极面对。视频内容包括深夜做饭带去公司、吃一大锅方便面、为房租太贵而争吵等。有网友指出，她上班时间紧凑，却能够每天更新几个视频，且发布在不同的视频平台。
除了展示自己的“惨状”外，还有一些博主利用家人的“惨”进行视频发布或直播。如在快手平台上，某博主称自己的父亲患有残疾，且在简介中表示“自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村人”。该博主所发布的视频中，常以“农村应该不丢人吧”“家里太穷没人要”等相关表述作为标题。
直播平台上还有不少套路似曾相识：
体面的老板，在办公室默默抹眼泪，受疫情影响，外销的蚕丝被被退单，发不出工资，原价499元，现价99元；坚强的宝妈，被丈夫抛弃，带着3个孩子顽强拼搏，就靠着在网上卖点面膜维持生活，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直播平台还有一些视频，以农村孤寡老人、贫困妇儿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内容，引起了不少网友关注。
“当热心网友询问地址，想要提供帮助时，一些主播并不理睬。而是在积累一定量的粉丝后，转卖账号，甚至直播带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些直播视频中的老人和残疾人，要么无人赡养、无家可归，住在破房子、破洞里，以捡垃圾为生；要么穿着破烂衣服，在烈日暴雨中卖菜，无人问津。
该业内人士说：“视频配以煽情的音乐，让人顿生怜悯之情。善良的UP主就会如‘天降神兵’，扛着米面粮油去看望这些孤寡老人，给他们做饭打扫，或者买下卖菜老人所有的菜，还要多给老人一两百元钱。这样看上去朴实无华、没有任何盈利点的账号，在赚走观众眼泪的同时，也收割了数百万乃至千万名粉丝。这种大号，一条广告的报价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十几万元。200万粉丝的账号，转让价格也达到200万元以上。”
主播教程颇受欢迎
定制人设直播带货
有媒体统计，在某视频平台上，靠卖惨来吸睛的主播不在少数，主要有以下两类：
病例卖惨型，主要描述病人的日常，癌症、抑郁症和人格分裂症等是普遍病症；受害者求助型，主要描述被性侵者、被网暴者或者有同性恋被父母赶出家门的经历等。
《法制日报》记者搜索发现，在某电商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中，有大量关于主播营销策划的课程资料和视频出售，内容包括“网络主播吸睛秘籍”“打赏最多的网红应该这样做”等。另外，还有一些营销策划团队专门针对个体打造个人IP，同时还强调“十年营销经验，打造爆款人设”。
某营销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公司将会为主播提供一套完整的直播流程和培训方案，包括视频拍摄、直播注意事项以及人设的制定等。公司的专业人员会为新主播定制一个比较符合主播外形等各方面条件的人设，以便迅速建立与该人设相符合的受众群，“通过人设进行市场的精准化定位，培养一大部分固定的粉丝群体”。
在这些人设背后，便是“水到渠成”的直播带货。
比如，某天深夜，你正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某直播平台，突然看到一位卖虾大妈的小视频。看着她嘎嘣嘎嘣地嚼起外焦里嫩的烤虾，有不少人马上就花上百元买了一袋大妈介绍的“纯天然无污染美味大虾”。但收货后发现，包装袋里装的根本就不是直播中出现的色香味俱全的烤虾，装烤虾的袋子上也没有标注生产厂家，没有质量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投诉电话。
实际上，在一些电商直播平台上，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时间回溯至2016年，这一年被称为“网红元年”，网红变现的能力让全社会为之侧目。随着“网红经济”进入下半场，用时尚博主的标签打入网红市场已不再讨喜，人们开始转向接地气、多元化、复合型人设的新需求。
2018年，根据艾瑞咨询对网红经济的调查数据，网红变现方式已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广告、电商，签约、直播、问答和内容付费等形式开始兴起。网红经济的产业链也渐趋完善，MCN机构（自媒体账号）替代个人成为新的核心。
有业内人士坦言，实际上，除了粉丝打赏外，卖广告和产品才是网红的经营之路，这也是最重要的变现之道。从感情教主、豆瓣才女到手作名厨，网红人设一茬接一茬，寻求变现的内核却从未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变现方式便是销售商品。网红们几乎都是利用人设连接粉丝黏性，开启商业化之路。
该业内人士称，网红们最盼望的就是能以“种草机”的人设存在于网友的印象里，因为无论是发好看的照片、做有趣的视频还是辛辛苦苦码功课写文章，带货才是网红辛勤输出能力和曝光效果的直接体现，因此持续带货能力的背后是一个网红的综合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人设之下的网红变现，或打赏或卖货。上述各种卖惨人设的直播也就不足为怪，因为“不会带货的网红不是好网红”。
快速套现暗藏隐患
有效监管刻不容缓
然而，目前网红、大V的商业变现过程缺乏有效监管。
“近年来，网红、大V网上售货热度不断提升，原因在于电商正逐渐从以往的单纯卖货转向内容、社交为引导的新型模式，一大批网红、大V凭借其逐渐形成的个人品牌、数量众多的粉丝，开始进行软文、广告合作，或直接卖货以实现商业变现。”担任主播经纪人的周芳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周芳西说，由于这些网红、大V往往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许多粉丝对其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变现效果也不断显现。不少平台出于引流和销售需求，对于此类行为也多有鼓励，包括培育扶持网红、大V，聘请其作为品牌、活动代言人，或者采取与网红、大V共同销售某款产品的方式，实现深度捆绑。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网红直播变现的法律隐患屡屡变成现实。
朱巍认为，获取粉丝的高额成本导致售卖假货、为博出位进行低俗表演等违法行为频现。“既然获取粉丝的花费如此之大，主播们就开始了快速套现之路。一方面，主播缺乏忠实的粉丝，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话题或抓人眼球的表现留住粉丝；另一方面，除了‘传销式’层级获利外，售卖假货可能是变现最快的方式。”
朱巍提醒说，通常有所谓的“大哥”在给绝大部分网红刷礼物，这些花了大价钱赞助的商家，不乏生产和售卖假货者，他们花钱捧人，目的就在于利用网红流量违法获利。这些“赞助商”们以微商为主，打着传销的擦边球，利用流量快速增加用户规模，以此获利再反哺高额的“粉丝税”，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态。
据了解，目前直播带货的合作模式主要分为专场、链接费+佣金、纯佣、坑位费+佣金四种。
其中，专场可以理解为在某时段专门介绍某系列产品，价格通常以每小时计算；使用链接费+佣金模式的主播，通常按照1个链接100元至300元的佣金形式，保障主播的最大效益；纯佣则主要集中在新小主播，因为产品的缺失，往往只能跟商家对接纯佣的产品合作。
而关于坑位费，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商家找网红带货需要给的“出场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据周芳西透露，某品牌方曾找到一个在抖音平台有千万粉丝的网红直播，坑位费要价几万元。后来发现即便粉丝多也带不出去货，两个月后坑位费降到了几千元。“还有的小主播明知道自己带不出去货，想靠坑位费大捞一笔。”
除了骗坑位费之外，还有的机构会在带货佣金上做文章。
“直播带货是有佣金的，为了吸引更多商家，一些媒介机构会将佣金下调到正常价格的一半甚至更低。但谈好佣金后，有的经纪公司会以产品利润、主播推广投入精力等理由，变相提高佣金比例。”周芳西说，还有的经纪机构会跟商家承诺保证销量，但前提是让商家付一定的佣金比例，额外再加上一笔相应的服务费。
“很多品牌方愿意付这笔服务费的原因是，很多商家愿意让小主播直播卖货‘赚个推广’。”周芳西说。
不过，在某电商平台有10多年经营经验的岳亦如提醒，一些不良经纪公司会作假，用这笔服务费买商家的产品，即使没有到约定的销售额，也能赚取一部分佣金，收钱之后再退一部分货，“里外都是挣”。
岳亦如认为，直播电商虽然表面看上去很火，但毕竟刚刚起步，行业尚未得到规范，存在不少坑商家、坑消费者、坑创业机构、坑主播的现象。链接: https://t.cn/A6yzhdX9
具体来看，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普遍存在内容生态不良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低俗庸俗问题。其中，秀场类直播乱象频发，一些女主播衣着暴露，一些男主播言行粗俗恶俗，低俗热舞、恶搞、谩骂等现象屡禁不绝；留言互动、弹幕和用户账号注册疏于管理，违法违规信息层出不穷。一些平台企业经营态度不端正，有的借助免费网课推广网游，有的利用色情低俗内容诱导用户点击浏览并充值打赏，有的利用“抽奖”“竞猜”“返利”等方式涉嫌组织网络赌博。
针对直播乱象，国家网信办重拳出击，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依规约谈上述平台企业，视违规情节对相关平台分别采取停止主要频道内容更新、暂停新用户注册、限期整改、责成平台处理相关责任人等处置措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直播卖惨成为常态
赚取同情收割粉丝
今年6月，在B站拥有20多万粉丝的博主“虎子的后半生”被曝靠卖惨获得粉丝的同情。尽管媒体调查后发现该用户确实是癌症晚期患者，不存在伪造病情的情况，但“有房有车”“经常去高档场所消费”等信息让网友直呼自己被骗。
卖惨人设在各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中几乎成为常态，既有电商主播“哭穷”称自己的产品没人买，也有美食主播称“自己工作压力大，几乎崩溃”。但实际情况是否真如主播所说呢？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位原网名ID为“×××兔”的B站UP主在发布的视频中，把自己打造成“打工妹”的形象，吸引了大量用户点击和观看，其单个视频播放量在10万次左右，评论数量一般可达两三千条。在视频中，“×××兔”经常推广一些零食、厨具等，有时还会推销三无产品的微商减肥药。有不少网友对“打工妹”的身份提出质疑，并称2017年年底该UP主在某教育局督导室工作，名下还有一家传播公司。
同样，类似的视频博主“××小妹”，也是通过打造“打工妹”的形象来获得网友的关注。据《法制日报》记者观察，该用户在好看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前40个视频中，标题中出现了31次“打工妹”的关键词，最高播放量达到72万次。其视频主题多为自己生活压力大但仍然能够积极面对。视频内容包括深夜做饭带去公司、吃一大锅方便面、为房租太贵而争吵等。有网友指出，她上班时间紧凑，却能够每天更新几个视频，且发布在不同的视频平台。
除了展示自己的“惨状”外，还有一些博主利用家人的“惨”进行视频发布或直播。如在快手平台上，某博主称自己的父亲患有残疾，且在简介中表示“自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村人”。该博主所发布的视频中，常以“农村应该不丢人吧”“家里太穷没人要”等相关表述作为标题。
直播平台上还有不少套路似曾相识：
体面的老板，在办公室默默抹眼泪，受疫情影响，外销的蚕丝被被退单，发不出工资，原价499元，现价99元；坚强的宝妈，被丈夫抛弃，带着3个孩子顽强拼搏，就靠着在网上卖点面膜维持生活，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直播平台还有一些视频，以农村孤寡老人、贫困妇儿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内容，引起了不少网友关注。
“当热心网友询问地址，想要提供帮助时，一些主播并不理睬。而是在积累一定量的粉丝后，转卖账号，甚至直播带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些直播视频中的老人和残疾人，要么无人赡养、无家可归，住在破房子、破洞里，以捡垃圾为生；要么穿着破烂衣服，在烈日暴雨中卖菜，无人问津。
该业内人士说：“视频配以煽情的音乐，让人顿生怜悯之情。善良的UP主就会如‘天降神兵’，扛着米面粮油去看望这些孤寡老人，给他们做饭打扫，或者买下卖菜老人所有的菜，还要多给老人一两百元钱。这样看上去朴实无华、没有任何盈利点的账号，在赚走观众眼泪的同时，也收割了数百万乃至千万名粉丝。这种大号，一条广告的报价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十几万元。200万粉丝的账号，转让价格也达到2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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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统计，在某视频平台上，靠卖惨来吸睛的主播不在少数，主要有以下两类：
病例卖惨型，主要描述病人的日常，癌症、抑郁症和人格分裂症等是普遍病症；受害者求助型，主要描述被性侵者、被网暴者或者有同性恋被父母赶出家门的经历等。
《法制日报》记者搜索发现，在某电商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中，有大量关于主播营销策划的课程资料和视频出售，内容包括“网络主播吸睛秘籍”“打赏最多的网红应该这样做”等。另外，还有一些营销策划团队专门针对个体打造个人IP，同时还强调“十年营销经验，打造爆款人设”。
某营销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公司将会为主播提供一套完整的直播流程和培训方案，包括视频拍摄、直播注意事项以及人设的制定等。公司的专业人员会为新主播定制一个比较符合主播外形等各方面条件的人设，以便迅速建立与该人设相符合的受众群，“通过人设进行市场的精准化定位，培养一大部分固定的粉丝群体”。
在这些人设背后，便是“水到渠成”的直播带货。
比如，某天深夜，你正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某直播平台，突然看到一位卖虾大妈的小视频。看着她嘎嘣嘎嘣地嚼起外焦里嫩的烤虾，有不少人马上就花上百元买了一袋大妈介绍的“纯天然无污染美味大虾”。但收货后发现，包装袋里装的根本就不是直播中出现的色香味俱全的烤虾，装烤虾的袋子上也没有标注生产厂家，没有质量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投诉电话。
实际上，在一些电商直播平台上，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时间回溯至2016年，这一年被称为“网红元年”，网红变现的能力让全社会为之侧目。随着“网红经济”进入下半场，用时尚博主的标签打入网红市场已不再讨喜，人们开始转向接地气、多元化、复合型人设的新需求。
2018年，根据艾瑞咨询对网红经济的调查数据，网红变现方式已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广告、电商，签约、直播、问答和内容付费等形式开始兴起。网红经济的产业链也渐趋完善，MCN机构（自媒体账号）替代个人成为新的核心。
有业内人士坦言，实际上，除了粉丝打赏外，卖广告和产品才是网红的经营之路，这也是最重要的变现之道。从感情教主、豆瓣才女到手作名厨，网红人设一茬接一茬，寻求变现的内核却从未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变现方式便是销售商品。网红们几乎都是利用人设连接粉丝黏性，开启商业化之路。
该业内人士称，网红们最盼望的就是能以“种草机”的人设存在于网友的印象里，因为无论是发好看的照片、做有趣的视频还是辛辛苦苦码功课写文章，带货才是网红辛勤输出能力和曝光效果的直接体现，因此持续带货能力的背后是一个网红的综合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人设之下的网红变现，或打赏或卖货。上述各种卖惨人设的直播也就不足为怪，因为“不会带货的网红不是好网红”。
快速套现暗藏隐患
有效监管刻不容缓
然而，目前网红、大V的商业变现过程缺乏有效监管。
“近年来，网红、大V网上售货热度不断提升，原因在于电商正逐渐从以往的单纯卖货转向内容、社交为引导的新型模式，一大批网红、大V凭借其逐渐形成的个人品牌、数量众多的粉丝，开始进行软文、广告合作，或直接卖货以实现商业变现。”担任主播经纪人的周芳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周芳西说，由于这些网红、大V往往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许多粉丝对其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变现效果也不断显现。不少平台出于引流和销售需求，对于此类行为也多有鼓励，包括培育扶持网红、大V，聘请其作为品牌、活动代言人，或者采取与网红、大V共同销售某款产品的方式，实现深度捆绑。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网红直播变现的法律隐患屡屡变成现实。
朱巍认为，获取粉丝的高额成本导致售卖假货、为博出位进行低俗表演等违法行为频现。“既然获取粉丝的花费如此之大，主播们就开始了快速套现之路。一方面，主播缺乏忠实的粉丝，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话题或抓人眼球的表现留住粉丝；另一方面，除了‘传销式’层级获利外，售卖假货可能是变现最快的方式。”
朱巍提醒说，通常有所谓的“大哥”在给绝大部分网红刷礼物，这些花了大价钱赞助的商家，不乏生产和售卖假货者，他们花钱捧人，目的就在于利用网红流量违法获利。这些“赞助商”们以微商为主，打着传销的擦边球，利用流量快速增加用户规模，以此获利再反哺高额的“粉丝税”，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态。
据了解，目前直播带货的合作模式主要分为专场、链接费+佣金、纯佣、坑位费+佣金四种。
其中，专场可以理解为在某时段专门介绍某系列产品，价格通常以每小时计算；使用链接费+佣金模式的主播，通常按照1个链接100元至300元的佣金形式，保障主播的最大效益；纯佣则主要集中在新小主播，因为产品的缺失，往往只能跟商家对接纯佣的产品合作。
而关于坑位费，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商家找网红带货需要给的“出场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据周芳西透露，某品牌方曾找到一个在抖音平台有千万粉丝的网红直播，坑位费要价几万元。后来发现即便粉丝多也带不出去货，两个月后坑位费降到了几千元。“还有的小主播明知道自己带不出去货，想靠坑位费大捞一笔。”
除了骗坑位费之外，还有的机构会在带货佣金上做文章。
“直播带货是有佣金的，为了吸引更多商家，一些媒介机构会将佣金下调到正常价格的一半甚至更低。但谈好佣金后，有的经纪公司会以产品利润、主播推广投入精力等理由，变相提高佣金比例。”周芳西说，还有的经纪机构会跟商家承诺保证销量，但前提是让商家付一定的佣金比例，额外再加上一笔相应的服务费。
“很多品牌方愿意付这笔服务费的原因是，很多商家愿意让小主播直播卖货‘赚个推广’。”周芳西说。
不过，在某电商平台有10多年经营经验的岳亦如提醒，一些不良经纪公司会作假，用这笔服务费买商家的产品，即使没有到约定的销售额，也能赚取一部分佣金，收钱之后再退一部分货，“里外都是挣”。
岳亦如认为，直播电商虽然表面看上去很火，但毕竟刚刚起步，行业尚未得到规范，存在不少坑商家、坑消费者、坑创业机构、坑主播的现象。链接: https://t.cn/A6yzhd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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