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球迷冲突事件死亡人数下调至125人#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足球既是人类历史上最受欢迎、商业上最成功的体育项目之一，但在体育赛事引发的安全事故列表中，也占据了许多位置。就在昨天，即当地时间10月1日晚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一场惨痛悲剧，再次在足球史上留下了令人心痛的一笔记录。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09-27 18:01 发表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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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 上海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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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文章来源：共产党员网）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09-27 18:01 发表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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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 上海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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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文章来源：共产党员网）
#七中法资讯# 能力作风建设年∣60余起案件一次性解决 速裁团队跑出“加速度”
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连续三年未给职工
缴纳养老保险
一起携手共渡难关
这种做法我们理解
可是
当企业经营状况好转
那三年未缴纳的养老保险
谁来买单？
杨某等60余人系某国有企业职工。企业因受市场政策原因导致经营困难，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未能按时缴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现企业经营状况转好，却迟迟不为职工补缴。杨某等60余职工向七台河市新兴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被告为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速裁法官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倾听意见、了解情况后，积极向企业释明法律政策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保险费是用人单位法定义务，从法理、事理、情理等方面做足工作，然后分批逐人调解。最后，被告表示为原告杨某等60余人补缴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请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但是因劳动者对补缴社会保险
相关规定不明确、不了解
导致劳动者维护权益时
极易走弯路
法院始终坚持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引导劳动者正确维权
通过细致的调查
以调解的方式
促使双方主动达成和解
仅用半个月
解决了60余人
困扰了近10年的难事
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连续三年未给职工
缴纳养老保险
一起携手共渡难关
这种做法我们理解
可是
当企业经营状况好转
那三年未缴纳的养老保险
谁来买单？
杨某等60余人系某国有企业职工。企业因受市场政策原因导致经营困难，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未能按时缴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现企业经营状况转好，却迟迟不为职工补缴。杨某等60余职工向七台河市新兴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被告为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速裁法官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倾听意见、了解情况后，积极向企业释明法律政策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保险费是用人单位法定义务，从法理、事理、情理等方面做足工作，然后分批逐人调解。最后，被告表示为原告杨某等60余人补缴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请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但是因劳动者对补缴社会保险
相关规定不明确、不了解
导致劳动者维护权益时
极易走弯路
法院始终坚持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引导劳动者正确维权
通过细致的调查
以调解的方式
促使双方主动达成和解
仅用半个月
解决了60余人
困扰了近10年的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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