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交叉路口的理解，发生事故后如何定责？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民警不免有这样的困惑：公路与乡村小道接入的路口属于“交叉路口”吗？公路与路侧加油站、居民院落接入口属于“交叉路口”吗？是否指凡是道路有开口的地方均是交叉路口？在交通事故处理定责中能否都适用《条例》52条中的“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共有14次提到“交叉路口”的概念，正确理解“交叉路口“的概念，在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才能理清道路优先通行权、才能准确适用法律条款、才能对事故责任做出准确认定。
交叉路口的定义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适用指南（公安部交管局编）》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释义》（王立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中对于“交叉路口”的理解。
交叉路口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道路定义的两条道路相交的地方，一般分为平面交叉路口和立体交叉路口。道路与道路在同一平面内相交形成的交叉路口是平面交叉路口，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所常见的交叉路口。通常分为T形、十字形，X形，Y形，错位和环形等六种交叉形式。
这里的道路是指《道路交通安全法》附则第119条解释的所有道路，包括公路、城市道路、胡同、里巷等具备公共通行属性的道路。但是胡同、里巷与城市街道两侧人行道平面相交的路口不属于交叉路口，公路与未列入公路范围的乡村小道的平面交叉点，也不属于交叉路口。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定义，所谓的交叉路口一般一指平面交叉，即道路与道路之间的平面交叉就属交叉路口，如果相交的其中一条路不属道路，则属开口。
也就是说相交的两条路，都必须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定义的“道路”，这样交叉形式的路口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交叉路口”的定义。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公路”范围是指《公路法》第6条中规定的，符合公路路网地位中的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和符合技术等级区分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城市道路” 是指城镇规划区以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按使用性质可分为快速 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关于交叉路口的解释（已废止，供参考）
公交管[1991]17号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你局《关于执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一、关于平面交叉路口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所称的交叉路口，是指平面交叉路口，即两条或两条以上道路在同一平面相交的部位。这里的道路，包括城市街道、胡同、里巷（仅与城市街道两侧人行道平面相交的胡同、里巷除外）和公路。符合该条件的即可视为交叉路口。公路与未列入公路范围的乡村小路的平面交叉点，不属于交叉路口。此复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交叉路口，事故定责
交叉路口各方来车优先通行权的确定，是确保安全行车及认定事故责任的前提。对于交叉路口的路权问题，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前，实行的支线让干线先行原则，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这一规定，而是实行让右则来车先行原则来确定交叉路口各方向来车的通行权和先行权。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及《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按《条例》第51条之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按《条例》第52条之规定确定路权及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
（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
（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
（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
（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现就日常工作中几种常见的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通警察指挥也无环岛的交叉路口的车辆通行及事故责任认定问题进行探讨：
1、十字型交叉路口
这是一种典型的交叉路口，也是最常见的。十字型交叉路口的通行中，有几种情形，
第一种是本道车直行或转弯，右道车是直行的情形，适用《条例》第52条第2项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第二种是本道车与右侧来车都转弯的，也适用《条例》第52条第2项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第三种是本道车直行，相对方向来车左转弯的情形，则适用《条例》第52条第3项转弯让直行原则。
第四种是相对行驶的两车都转弯的，适用《条例》52条第4项右转弯车让左转弯车先行的原则，
第五种是本道车直行，右侧来车转弯的情形，适用《条例》52条第3项，转弯车让直行车的原则。
国务院法制办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当如何理解的请示》的复函
法秘政函[2008]393号
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你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当如何理解的的请示》收悉。经与公安部共同研究，函复如下：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右方道路的来车”（以下简称右道车）与本道车的通行优先权问题，可以按照下列具体情形确定：
一、右道车直行，本道车直行或者转弯时，本道车让右道车先行；
二、右道车转弯，本道车也转弯时，本道车让右道车先行；
三、右道车转弯，本道车直行时，右道车让本道车先行。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三日
2、T 型及Y型交叉路口
T 型及Y型交叉路口，都是一种特殊的交叉路口，在此种路口中，有一方是直行，另一方是转弯行驶，或者两方都是转弯，则可按上面十字型路口的几种情形确认，适用《条例》第52条之规定。
3、两种特殊情形
一种是无灯控但有标志、标线的交叉路口，先行权的确认及责任认定和法条的适用问题。
其实对《条例》第五十二条“(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理解及适用关键在于对于“控制”的理解。“控制”是指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通过路口或者按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过路口。“有标志、标线控制的”，是指有标志、标线控制谁先行的，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公路的地面有没有划实线或虚线。有控制作用的标志、标线有“减速让行”及“停车让行”的标志、标线。如果只是路口有标志、标线，而没有控制作用，则依然适用《条例》第52条第二项之规定。
一种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但在夜间只开启了黄闪烁灯的情形，车辆先行权的确认及责任认定和法条的适用问题。
“交通信号灯控制”是指交通信号灯变换红、绿、黄灯，对车辆、行人的通行实施控制的状况。交通信号灯固定黄灯闪烁，只能起到警示作用，而无指挥、控制作用，因此应视为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在这种情形下，也一样适用《条例》第52条之规定。
道路开口，出入口 处事故定责
看似交叉路口，实责为道路一侧，村道或沿线单位、居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此种情形事故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
进出道路出入口的车辆，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道交法》及实施条例中未有这样明确规定。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广东、江苏两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 驾驶车辆驶入、驶出道路或者借道通行时，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行。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七条 车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 车辆进出停车场（库）或者道路停车泊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其他省份，地方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在事故定责上，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3项，转弯车让直行车的规定。
如果路口进出车辆横穿道路，则不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的规定。
此种情况如何适用法条？请大家留言讨论…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民警不免有这样的困惑：公路与乡村小道接入的路口属于“交叉路口”吗？公路与路侧加油站、居民院落接入口属于“交叉路口”吗？是否指凡是道路有开口的地方均是交叉路口？在交通事故处理定责中能否都适用《条例》52条中的“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共有14次提到“交叉路口”的概念，正确理解“交叉路口“的概念，在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才能理清道路优先通行权、才能准确适用法律条款、才能对事故责任做出准确认定。
交叉路口的定义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适用指南（公安部交管局编）》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释义》（王立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中对于“交叉路口”的理解。
交叉路口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道路定义的两条道路相交的地方，一般分为平面交叉路口和立体交叉路口。道路与道路在同一平面内相交形成的交叉路口是平面交叉路口，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所常见的交叉路口。通常分为T形、十字形，X形，Y形，错位和环形等六种交叉形式。
这里的道路是指《道路交通安全法》附则第119条解释的所有道路，包括公路、城市道路、胡同、里巷等具备公共通行属性的道路。但是胡同、里巷与城市街道两侧人行道平面相交的路口不属于交叉路口，公路与未列入公路范围的乡村小道的平面交叉点，也不属于交叉路口。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定义，所谓的交叉路口一般一指平面交叉，即道路与道路之间的平面交叉就属交叉路口，如果相交的其中一条路不属道路，则属开口。
也就是说相交的两条路，都必须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定义的“道路”，这样交叉形式的路口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交叉路口”的定义。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公路”范围是指《公路法》第6条中规定的，符合公路路网地位中的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和符合技术等级区分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城市道路” 是指城镇规划区以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按使用性质可分为快速 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关于交叉路口的解释（已废止，供参考）
公交管[1991]17号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你局《关于执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一、关于平面交叉路口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所称的交叉路口，是指平面交叉路口，即两条或两条以上道路在同一平面相交的部位。这里的道路，包括城市街道、胡同、里巷（仅与城市街道两侧人行道平面相交的胡同、里巷除外）和公路。符合该条件的即可视为交叉路口。公路与未列入公路范围的乡村小路的平面交叉点，不属于交叉路口。此复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交叉路口，事故定责
交叉路口各方来车优先通行权的确定，是确保安全行车及认定事故责任的前提。对于交叉路口的路权问题，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前，实行的支线让干线先行原则，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这一规定，而是实行让右则来车先行原则来确定交叉路口各方向来车的通行权和先行权。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及《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按《条例》第51条之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按《条例》第52条之规定确定路权及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
（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
（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
（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
（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现就日常工作中几种常见的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通警察指挥也无环岛的交叉路口的车辆通行及事故责任认定问题进行探讨：
1、十字型交叉路口
这是一种典型的交叉路口，也是最常见的。十字型交叉路口的通行中，有几种情形，
第一种是本道车直行或转弯，右道车是直行的情形，适用《条例》第52条第2项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第二种是本道车与右侧来车都转弯的，也适用《条例》第52条第2项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原则；
第三种是本道车直行，相对方向来车左转弯的情形，则适用《条例》第52条第3项转弯让直行原则。
第四种是相对行驶的两车都转弯的，适用《条例》52条第4项右转弯车让左转弯车先行的原则，
第五种是本道车直行，右侧来车转弯的情形，适用《条例》52条第3项，转弯车让直行车的原则。
国务院法制办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当如何理解的请示》的复函
法秘政函[2008]393号
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你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当如何理解的的请示》收悉。经与公安部共同研究，函复如下：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右方道路的来车”（以下简称右道车）与本道车的通行优先权问题，可以按照下列具体情形确定：
一、右道车直行，本道车直行或者转弯时，本道车让右道车先行；
二、右道车转弯，本道车也转弯时，本道车让右道车先行；
三、右道车转弯，本道车直行时，右道车让本道车先行。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三日
2、T 型及Y型交叉路口
T 型及Y型交叉路口，都是一种特殊的交叉路口，在此种路口中，有一方是直行，另一方是转弯行驶，或者两方都是转弯，则可按上面十字型路口的几种情形确认，适用《条例》第52条之规定。
3、两种特殊情形
一种是无灯控但有标志、标线的交叉路口，先行权的确认及责任认定和法条的适用问题。
其实对《条例》第五十二条“(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理解及适用关键在于对于“控制”的理解。“控制”是指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通过路口或者按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过路口。“有标志、标线控制的”，是指有标志、标线控制谁先行的，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公路的地面有没有划实线或虚线。有控制作用的标志、标线有“减速让行”及“停车让行”的标志、标线。如果只是路口有标志、标线，而没有控制作用，则依然适用《条例》第52条第二项之规定。
一种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但在夜间只开启了黄闪烁灯的情形，车辆先行权的确认及责任认定和法条的适用问题。
“交通信号灯控制”是指交通信号灯变换红、绿、黄灯，对车辆、行人的通行实施控制的状况。交通信号灯固定黄灯闪烁，只能起到警示作用，而无指挥、控制作用，因此应视为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在这种情形下，也一样适用《条例》第52条之规定。
道路开口，出入口 处事故定责
看似交叉路口，实责为道路一侧，村道或沿线单位、居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此种情形事故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
进出道路出入口的车辆，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道交法》及实施条例中未有这样明确规定。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广东、江苏两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 驾驶车辆驶入、驶出道路或者借道通行时，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行。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七条 车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 车辆进出停车场（库）或者道路停车泊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其他省份，地方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在事故定责上，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3项，转弯车让直行车的规定。
如果路口进出车辆横穿道路，则不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的规定。
此种情况如何适用法条？请大家留言讨论…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芜湖新晋“省保”——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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