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进士地图
明代,长沙府岳阳常德进士数量排前三
在今天的周南中学,曾经有个私家园林蜕园。有一个闻名古今的故事与这里有关。刘蜕,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中进士。在此以前50年里,湖南地区虽每年有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录取,故称刘蜕“破天荒进士”。
一门三进士的养成路径
科举史,湖南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这样算来,茶陵的陈光问一门三进士,在湖南,并不多见。
陈光问是茶陵史载的第一位进士,生于公元832年,作为一个博取功名的举子,实在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唐朝还没有完全摆脱前朝察举制的影响,所以,虽然科举已开,还是讲究推荐、门第的,所以王维也会去为公主弹琵琶。唐朝289年间,湖南只有25位进士。除了长沙人欧阳稚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及第外,其余都在永泰元年(765年)后,这是安史之乱北人南迁的影响。而五代的四个进士都来自于湘南,三名是郴州人,一名是道州人。湘江上游的湘南,因为秦汉经略岭南而成为了重要的交通线,开发早于其他地区。
在唐朝,湖南人考进士实在太过艰难,陈光问自17岁从潭州迁到茶陵后,就在灵岩石窟开设私学,一边教学,一边准备科举考试,据说,为了节约灯油,以月当灯。尽管如此,等他中进士时,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也就是说,他考了52年,才进士及第,而在这一榜中,陈光问还不算年纪最大的,还有73岁的曹松、70岁的刘象,与他同岁的柯提和郑希颜,五个老人被称为“五老榜”。可惜的是,时局不稳,年岁已高,他只能放弃了这次出仕的机会,重新回到了灵岩教书育人。
他的孙子陈可伊就比他幸运得多,赶上了好时候,北宋建立后,重文轻武,统治者极力提倡科举,陈可伊及第的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对,就是那个亲自为科举代言的皇帝,宋真宗,为了激励学子们积极投身科举事业,他特意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极具吸引力。两宋共举行118次科举考试中,湖南考中进士908名,虽然在全国范围来看,相对落后,但是相比于唐朝已经有了明显的飞跃。在考取进士后,陈可伊悉心教导儿子陈延凤,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考取了进士,而且“政治有声”。宋代湖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湘江上游的永道地区,其中道州195名、永州172名,居于一、二位。唐宋时,永州是官员贬谪的主要放逐地,柳宗元、苏轼、黄庭坚、胡安国……这些被放逐的文人,也承担了教化边地的责任,而本地区周敦颐一门七进士的事迹,和他思想学说的确立,起到了模范作用。
南北分闱,举人进士录取增加明显
元初不重视科举,直到1315年才开科取士。元朝共进行过16次进士科考试,湖南进士数量100人左右。虽然元朝的科举中,湖南中进士的人数不多,但是横向比较,湖南的进士总量占汉族进士的1/6以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进士主要集中在湘东,茶陵、浏阳、攸县一带。湘东地区邻近江西,在宋元时,江西就开始向湖南湘东移民,这个阶段的移民一般以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为主,移民修建书院,带动了当地的文化。
明代湖南隶属湖广省,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在明朝举行的86次科举考试中,湖南共考中459名进士,排名全国倒数第三位。在进士空间分布上,长沙(明朝长沙府辖11县1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湘阴县、宁乡县、浏阳县、醴陵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州)、岳阳、常德排在前三位,长沙、岳阳是因为明代人口增长,洞庭湖开发,而常德的崛起则得益于明代对滇、黔的开发,常德恰在军屯、民屯迁移路线上。
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公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于是,湖南的学子们开始大声疾呼,要求两湖分闱,在湖南设立考场,湖南的官员也加入进来,不过,这场疾呼时间长达近20年,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获得批准,第二年,在湖南举行了乡试。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伟然在《历代湘籍进士的分布》一文中统计,清朝,湖南考中进士708人。清朝进士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长沙府进士人数高达238人,排在第二位的衡州,只有73人。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文/唐兵兵
制图中进士数量根据现有行政区划所统计。
https://t.cn/RBTK0zk
明代,长沙府岳阳常德进士数量排前三
在今天的周南中学,曾经有个私家园林蜕园。有一个闻名古今的故事与这里有关。刘蜕,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中进士。在此以前50年里,湖南地区虽每年有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录取,故称刘蜕“破天荒进士”。
一门三进士的养成路径
科举史,湖南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这样算来,茶陵的陈光问一门三进士,在湖南,并不多见。
陈光问是茶陵史载的第一位进士,生于公元832年,作为一个博取功名的举子,实在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唐朝还没有完全摆脱前朝察举制的影响,所以,虽然科举已开,还是讲究推荐、门第的,所以王维也会去为公主弹琵琶。唐朝289年间,湖南只有25位进士。除了长沙人欧阳稚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及第外,其余都在永泰元年(765年)后,这是安史之乱北人南迁的影响。而五代的四个进士都来自于湘南,三名是郴州人,一名是道州人。湘江上游的湘南,因为秦汉经略岭南而成为了重要的交通线,开发早于其他地区。
在唐朝,湖南人考进士实在太过艰难,陈光问自17岁从潭州迁到茶陵后,就在灵岩石窟开设私学,一边教学,一边准备科举考试,据说,为了节约灯油,以月当灯。尽管如此,等他中进士时,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也就是说,他考了52年,才进士及第,而在这一榜中,陈光问还不算年纪最大的,还有73岁的曹松、70岁的刘象,与他同岁的柯提和郑希颜,五个老人被称为“五老榜”。可惜的是,时局不稳,年岁已高,他只能放弃了这次出仕的机会,重新回到了灵岩教书育人。
他的孙子陈可伊就比他幸运得多,赶上了好时候,北宋建立后,重文轻武,统治者极力提倡科举,陈可伊及第的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对,就是那个亲自为科举代言的皇帝,宋真宗,为了激励学子们积极投身科举事业,他特意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极具吸引力。两宋共举行118次科举考试中,湖南考中进士908名,虽然在全国范围来看,相对落后,但是相比于唐朝已经有了明显的飞跃。在考取进士后,陈可伊悉心教导儿子陈延凤,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考取了进士,而且“政治有声”。宋代湖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湘江上游的永道地区,其中道州195名、永州172名,居于一、二位。唐宋时,永州是官员贬谪的主要放逐地,柳宗元、苏轼、黄庭坚、胡安国……这些被放逐的文人,也承担了教化边地的责任,而本地区周敦颐一门七进士的事迹,和他思想学说的确立,起到了模范作用。
南北分闱,举人进士录取增加明显
元初不重视科举,直到1315年才开科取士。元朝共进行过16次进士科考试,湖南进士数量100人左右。虽然元朝的科举中,湖南中进士的人数不多,但是横向比较,湖南的进士总量占汉族进士的1/6以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进士主要集中在湘东,茶陵、浏阳、攸县一带。湘东地区邻近江西,在宋元时,江西就开始向湖南湘东移民,这个阶段的移民一般以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为主,移民修建书院,带动了当地的文化。
明代湖南隶属湖广省,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在明朝举行的86次科举考试中,湖南共考中459名进士,排名全国倒数第三位。在进士空间分布上,长沙(明朝长沙府辖11县1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湘阴县、宁乡县、浏阳县、醴陵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州)、岳阳、常德排在前三位,长沙、岳阳是因为明代人口增长,洞庭湖开发,而常德的崛起则得益于明代对滇、黔的开发,常德恰在军屯、民屯迁移路线上。
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公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于是,湖南的学子们开始大声疾呼,要求两湖分闱,在湖南设立考场,湖南的官员也加入进来,不过,这场疾呼时间长达近20年,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获得批准,第二年,在湖南举行了乡试。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伟然在《历代湘籍进士的分布》一文中统计,清朝,湖南考中进士708人。清朝进士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长沙府进士人数高达238人,排在第二位的衡州,只有73人。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文/唐兵兵
制图中进士数量根据现有行政区划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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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秘卷》不再仅仅是试卷,黄冈作家把他写成了长篇小说】
继《天行者》《蟠虺》后,著名作家刘醒龙推出又一部长篇力作《黄冈秘卷》,日前,《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用整整一期的规模选载了这部32万字的作品。长江日报记者9日获悉,著名作家刘醒龙这部新作的单行本,今年6月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作展现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
湖南文艺出版社责编汤亚竹9日下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立体呈现。作品塑造了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反映出“老十哥”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9日晚,刘醒龙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黄冈秘卷》首要的,是要提起人们的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廷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全书终了,再补写后记,才明白那所谓的直觉,分明是我对以黄州为中心的家乡原野的又一场害羞。”
父辈的情怀,远比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刘醒龙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刘醒龙说:“2012年深秋,父亲在八十八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
刘醒龙回忆,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自己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那时候,自己虽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人问起身后的自己,父亲就主动地将刘醒龙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
刘醒龙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写作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
刘醒龙说,自父亲去世后,他用了几年时间,先沉淀,再迸发,最终顺利完成了三十二万字的写作。唯一与他过不去的是腱鞘炎,一开始只是右手,很快弄得左手也疼起来,严重时夜里会疼醒两三次。为了对付这个坏家伙,依症状轻重,他先后用了夹板等四种护具,此外再用扶他林按摩,前后用了整整一百支。他说:“很多事都能放下,写小说一旦上手了,强行放下,等于要了我半条命。”
至于以《黄冈秘卷》作为小说名字,用意是什么?刘醒龙说,前几天,他去黄州安国寺,送去他们约自己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其中有句话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安国寺旁边的青云塔又称文峰塔,明朝万历二年建塔之后,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刘醒龙说,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中学的赫赫声名,应当有着源远流长的根脉,《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孔令燕评价,《黄冈秘卷》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它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和普通人,对底层和普通人抱有同情和关切,是“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
来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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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遗爱网)
继《天行者》《蟠虺》后,著名作家刘醒龙推出又一部长篇力作《黄冈秘卷》,日前,《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用整整一期的规模选载了这部32万字的作品。长江日报记者9日获悉,著名作家刘醒龙这部新作的单行本,今年6月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作展现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
湖南文艺出版社责编汤亚竹9日下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立体呈现。作品塑造了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反映出“老十哥”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9日晚,刘醒龙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黄冈秘卷》首要的,是要提起人们的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廷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全书终了,再补写后记,才明白那所谓的直觉,分明是我对以黄州为中心的家乡原野的又一场害羞。”
父辈的情怀,远比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刘醒龙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刘醒龙说:“2012年深秋,父亲在八十八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
刘醒龙回忆,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自己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那时候,自己虽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人问起身后的自己,父亲就主动地将刘醒龙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
刘醒龙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写作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
刘醒龙说,自父亲去世后,他用了几年时间,先沉淀,再迸发,最终顺利完成了三十二万字的写作。唯一与他过不去的是腱鞘炎,一开始只是右手,很快弄得左手也疼起来,严重时夜里会疼醒两三次。为了对付这个坏家伙,依症状轻重,他先后用了夹板等四种护具,此外再用扶他林按摩,前后用了整整一百支。他说:“很多事都能放下,写小说一旦上手了,强行放下,等于要了我半条命。”
至于以《黄冈秘卷》作为小说名字,用意是什么?刘醒龙说,前几天,他去黄州安国寺,送去他们约自己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其中有句话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安国寺旁边的青云塔又称文峰塔,明朝万历二年建塔之后,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刘醒龙说,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中学的赫赫声名,应当有着源远流长的根脉,《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孔令燕评价,《黄冈秘卷》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它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和普通人,对底层和普通人抱有同情和关切,是“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
来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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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遗爱网)
【黄龙溪三县衙门 见证清朝衙门历史的活标本】正在火热评选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引起了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的关注,他一口气推荐了双流区黄龙溪三县衙门、彭镇观音阁会馆、东升街双流中学老钟楼三处地方。
他认为,三县衙门是成都市内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里面的诸多元素体现了古代清廉为官、执政为民的理念,有遗址有底蕴,是典型的孝廉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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