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比尔·盖茨买百万亩农地成美“头号地主”！持有土地面积相当于香港】#比尔盖茨成美国最大农田私人所有者# 美联社报道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刚刚获得法律批准，允许他购买价值1350万美元的北达科他州21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农田。此前，比尔·盖茨购买农田一事，一度引发当地居民不满，并导致该州最高检察官介入此事。实际上，这并不是盖茨第一次在美国投资买地，他已经在美国十几个州购买近26.9万英亩、相当于163万亩的土地，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在全球高通胀、股市波动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来源：环球时报 编辑：李翔宇）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来源：环球时报 编辑：李翔宇）
【比尔·盖茨买百万亩农地成美“头号地主”！持有土地面积相当于香港】#比尔盖茨成美国最大农田私人所有者# 美联社报道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刚刚获得法律批准，允许他购买价值1350万美元的北达科他州21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农田。此前，比尔·盖茨购买农田一事，一度引发当地居民不满，并导致该州最高检察官介入此事。实际上，这并不是盖茨第一次在美国投资买地，他已经在美国十几个州购买近26.9万英亩、相当于163万亩的土地，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在全球高通胀、股市波动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环球时报》7月7日11版文章，作者冯黛梅 青木 辛斌）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环球时报》7月7日11版文章，作者冯黛梅 青木 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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