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明心见性后的行止
明心见性后，即能完全地行上功立上德，无一存留，无论是时间、金钱，均慈悲应现，普门示教。是以佛境界经云：「法身不动、不生、不戏论、不分别寂静也。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不可味，不可触，如镜中见诸像，随诸众生、种种信力，示现种种身」。
明心见性之后，随缘应现，各有不同之面目：生活之中，对待朋友，六亲眷属，吃饭睡觉，喝茶言谈，处事营生，均应事而现：清净自在，谦卑下心，令人安乐，润其智慧。
明心见性的人，有的是在家居士，有的生在帝王之家，官宦之家；有的生在富家；也有的生在贫穷人家；更有的生在野蛮羣中。
若是生在野蛮不讲理的人羣之中，必须与野蛮人相处。由于所遇皆非善类，自然随机，出以兵戎。不明心见性则已；一明心见性，则更见威猛，雄力无比。
若是生活在非常单纯的人羣中，一明心见性，则言语十二万分的谦和客气，处处思索，如何利益他人。句句爱语，以为典型；行功立德，以启世人。
「完全视所处何境，所遇何人而定」。犹如观音的三十二应现身：有得头大如鼓，峥嵘突兀，眼如铜铃；有时则为柔美粉黛，或是帝王将军，皆视所该应现的机缘而应现之。亦如华严经所云：「如来甚深智，普转于法界，为世之明导，同诸佛法身，随众生之意，令见诸形色，于一佛身土，化为无量佛」。
唯有见性方能如此化身、其化现之身，自与常人不同。例如：见性者有时非常气愤地骂人：「你的品德实在够卑劣！」令闻者当下怨叹莫名，悲愤难过。多年之后，机缘成熟，方悟当之怒言，是明师慈悲的真言，实在大有用意在。因此，反过来感谢于师：「今天才领悟到十年前，你对我太好了，我应该深深感恩才对」。
这是有福有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觉悟。如法华经所谓：「佛成就法，第一希有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至于蒙昧的弟子，一时不解，甚至会说：「你如此羞辱我，我一定要报仇」。
因为见性者之开示，每每直入了义，陈义甚高。因此，往往令人目前无法接受；必得等到他能领悟妙境，方知当年见性之师，所示现的慈悲。
届乎此日，他的悟境与成就，和当年见性之师所说的，才完全相应。在此之前，必定疑云重重，无法会通。
再如：见性者用力打了弟子一拳，又狠力地怒目，责备说：「教不会，没有用」。
弟子心中气愤不平：「为什么别人教不会不骂，单只会骂我？一定是与你太亲近；才会那么狠心待我」。或者心中忿恨地怪说：「有问题细声说就好了，为什么要用骂的？」哪有师父是这种的态度。
但是，等见性之后，方才明白：「啊呀！原来这就是见性啊！当年竟然误会。那时上师的心思，就是在训练参悟见性啊！」
而未见性之前，虽然明师已演示见性之法，他依然不知。如同有人赠送一颗珍珠给乞丐，乞丐带了三年，竟然不知宝贝在身，可以运用，放着穷困一般。
「见性者之行径，往往异于常态，盖其所见者深；所识者远，凡夫何能知悉」？是以见性之师利济其弟子，往往在举手投足之间，即利益他千万劫，只是弟子无明，无法了解而已。与凡师一句一偈的引导，实大异其功。
发布者：无畏上师
明心见性后，即能完全地行上功立上德，无一存留，无论是时间、金钱，均慈悲应现，普门示教。是以佛境界经云：「法身不动、不生、不戏论、不分别寂静也。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不可味，不可触，如镜中见诸像，随诸众生、种种信力，示现种种身」。
明心见性之后，随缘应现，各有不同之面目：生活之中，对待朋友，六亲眷属，吃饭睡觉，喝茶言谈，处事营生，均应事而现：清净自在，谦卑下心，令人安乐，润其智慧。
明心见性的人，有的是在家居士，有的生在帝王之家，官宦之家；有的生在富家；也有的生在贫穷人家；更有的生在野蛮羣中。
若是生在野蛮不讲理的人羣之中，必须与野蛮人相处。由于所遇皆非善类，自然随机，出以兵戎。不明心见性则已；一明心见性，则更见威猛，雄力无比。
若是生活在非常单纯的人羣中，一明心见性，则言语十二万分的谦和客气，处处思索，如何利益他人。句句爱语，以为典型；行功立德，以启世人。
「完全视所处何境，所遇何人而定」。犹如观音的三十二应现身：有得头大如鼓，峥嵘突兀，眼如铜铃；有时则为柔美粉黛，或是帝王将军，皆视所该应现的机缘而应现之。亦如华严经所云：「如来甚深智，普转于法界，为世之明导，同诸佛法身，随众生之意，令见诸形色，于一佛身土，化为无量佛」。
唯有见性方能如此化身、其化现之身，自与常人不同。例如：见性者有时非常气愤地骂人：「你的品德实在够卑劣！」令闻者当下怨叹莫名，悲愤难过。多年之后，机缘成熟，方悟当之怒言，是明师慈悲的真言，实在大有用意在。因此，反过来感谢于师：「今天才领悟到十年前，你对我太好了，我应该深深感恩才对」。
这是有福有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觉悟。如法华经所谓：「佛成就法，第一希有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至于蒙昧的弟子，一时不解，甚至会说：「你如此羞辱我，我一定要报仇」。
因为见性者之开示，每每直入了义，陈义甚高。因此，往往令人目前无法接受；必得等到他能领悟妙境，方知当年见性之师，所示现的慈悲。
届乎此日，他的悟境与成就，和当年见性之师所说的，才完全相应。在此之前，必定疑云重重，无法会通。
再如：见性者用力打了弟子一拳，又狠力地怒目，责备说：「教不会，没有用」。
弟子心中气愤不平：「为什么别人教不会不骂，单只会骂我？一定是与你太亲近；才会那么狠心待我」。或者心中忿恨地怪说：「有问题细声说就好了，为什么要用骂的？」哪有师父是这种的态度。
但是，等见性之后，方才明白：「啊呀！原来这就是见性啊！当年竟然误会。那时上师的心思，就是在训练参悟见性啊！」
而未见性之前，虽然明师已演示见性之法，他依然不知。如同有人赠送一颗珍珠给乞丐，乞丐带了三年，竟然不知宝贝在身，可以运用，放着穷困一般。
「见性者之行径，往往异于常态，盖其所见者深；所识者远，凡夫何能知悉」？是以见性之师利济其弟子，往往在举手投足之间，即利益他千万劫，只是弟子无明，无法了解而已。与凡师一句一偈的引导，实大异其功。
发布者：无畏上师
正以两百余公里的时速，与喧嚣渐行渐远，已将六座城市甩出视野。前方的所在，虽似乎无甚行止，亦不知是否值得期待，无论怎样，起码是个清凉世界。恰如昨夜，堪称春梦夏做。先略去种种不表，只说在临湖亭拜会摩诘（他不认可我这么称呼他）之后，于满地桃花之上，修了一眠。得此一眠，夫复何求！纵为仲夏一梦，毕竟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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