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新批复7条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近日，水利部批复了长江流域的湘江、赣江、信江、资水，淮河流域的池河、白塔河及高邮湖，以及松辽流域的霍林河等7条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明确了这些江河流域及相关省份地表水开发利用相关控制指标，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s://t.cn/A6amsdMI
#春游江淮请您来# 春游江淮请您来丨禹会区旅游景点——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永州的河长们，你们上榜《人民日报》啦！
引 子
夜幕降临，对岸不远处的河湾隐约有小船停靠，传出交谈声。
在湘江湖南省永州市经开区河段，廖芬示意大伙儿停下脚步，使用无人机升空查看、拍照，借着船上的灯光，船头散落的电线、网兜清晰可见——有人正准备电鱼。
无人机的声响惊动了对方，他们强作镇定，强词夺理。廖芬义正辞严：“我们是这一河段的民间河长，无人机拍的照片已传给公安部门，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罢，对方随即驾船离开。
提起河长，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担任河长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湖南，还有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民间河长，他们参与河湖巡查、环保宣传、环境治理，一些地方也称之为“百姓河长”“河长助手”。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2018年10月，为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水利部出台《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提出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对民间河长的引导，发挥民间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收集反映民意、监督河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湖南在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的基础上，吸纳公众参与，发挥民间河长在信息收集、观念引导、多元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河湖管护。迄今，全省已选聘民间河长1.57万人。
湖南省水利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湖南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好转，2019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Ⅲ类及以上地表水考核评价断面达到96.8%，比2017年提高3.2个百分点。
与河长制互补，织密河湖管护网络
永州市祁阳县，是湘江流经里程最长的县之一。
2019年，祁阳县拆除非法占用河道养殖的750平方米网箱，增殖放流鱼苗3600公斤，取缔非法砂石码头24处，复绿面积500多亩。这些工作背后，都有祁阳县居民李顺秀的身影。
近3年来，作为祁阳县民间河长，李顺秀多次与河长一起巡河。省、市环保督察组到县里开展环保督察、调研，也多次邀请她一同参加。“民间河长的身份，给了我发挥作用的舞台。”李顺秀说。
2017年4月，永州市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随后在省内率先实行河长与民间河长“双河长制”管水模式，全市164条主要河流均配备“双河长”。谈及这项改革探索的必要性，永州市水利局局长廖荣良说起一件身边事：为劝说自家侄子退出网箱养鱼，市水利局一位干部反复做工作，断断续续几个月才做通。
“做亲属的工作都这么难，何况其他人。河湖管护，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发力。”廖荣良说，流域的情况是动态变化的，河长巡河，前脚看没问题，后脚一走就可能出问题，“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要走好群众路线，吸收公众参与。”
永州市首先把目光投向专业性的环保组织，希望通过环保志愿者的参与，织密河湖管护网络。2017年9月，永州市政府与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启动民间河长招募项目。
“从环保组织成员到普通的热心群众，都踊跃报名。”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介绍，一年时间，永州市共招募241名民间河长，累计巡护里程6800多公里，反映问题线索547条，开展了14场保护湘江科普展，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民间河长管理体系。
民间河长带来什么？何建军体会颇深：环保监管更有效了，环保志愿者的工作更顺畅了。
在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河沿岸，过去分布着不少住家渔船。渔民们一家老小生活在船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永州道县环保志愿者何少军，先前一直呼吁渔民上岸。
2017年9月，何少军被选聘为民间河长。他协助道县仙子脚镇政府对辖区水域的所有住家船只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一面多次上船劝说渔民，一面协助政府落实保障政策。最终，24户住家渔民在规定期限内全部上岸。
“目前，湖南已全面建立起民间河长与河长互补的‘双河长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民间河长的职责定位也更加清晰。”湖南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周新章说，民间河长是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协助并监督河长实施环保治理，收集、反馈河湖环境、流域治理等信息，开展环保宣传，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河湖保护中来。
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促进管护合力
平均每年发现各类问题400多个——这是张一彬的工作成绩单。担任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主任、民间河长3年来，张一彬用脚步丈量河流，既发现问题，也做好信息收集、环保调研。
2019年夏天，湘潭市住建局、水利局与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开展湘潭市城区黑臭水体调研。作为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张一彬和其他12名民间河长带着一群大学生，走访调研城区24条已完成治理的水体，对所有入河的污染点位一一标注。
“调研要为政府决策、水体后续治理提供依据。每一条水体，我们都坚持从起点走到终点，实地踏勘采样，查看每一口排污窨井、每一处暗管暗渠，摸清摸准水质状况、污染来源等第一手资料。”张一彬说。
下足绣花功夫，张一彬和团队成员发现：个别水体虽已经过治理，但由于片区污水管道缺失、雨污管道错接漏接，仍存在生活污水、施工工地泥水直排入河等问题。“事后，我们绘制了一张水体污染点位地图，形成了湘潭市城区水体污染调查阶段性报告，为相关部门开展后续治理提供参考。”
“结合调研报告内容，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相关施工单位排污行为的管理监督，现场踏勘、整改、治理雨污管网错接、漏接、混接点206处。”湘潭市住建局副局长颜星说。
像张一彬一样，陈豪也尽己所能履行民间河长职责，当好政府部门的“治水参谋”。
长沙县捞刀河与白沙河交汇处的水塘垸河堤沿岸，满目翠绿，沿途还设置了自行车道、景观道、阳光草坪，与上游河段水泥钢筋构筑的老堤防形成鲜明对比。
2018年9月，作为水塘垸河堤的规划设计者，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责人陈豪提出“打造低环境影响的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但政府部门担心，采用该设计方案，防洪能力会不会下降，建设成本会不会上升？附近居民则关心大堤堤面过去可以正常行车，改造之后会不会造成出行不便？
“站在普通设计师的角度，把这些意见照单全收就可以了。但作为长沙县一名民间河长，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多。”陈豪带着团队成员对捞刀河等流域开展生态调研，摸清流域生物群落，测算改造成本，细化设计方案，“确保不影响河道原貌、防洪功能，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当调研员，也当宣传员。陈豪先后7次到附近的水塘垸村开展科普宣讲、收集群众意见。“我们把设计效果图打印出来发给村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态水利理念，并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根据群众诉求改进设计规划，增建一条上堤道路，方便群众出行。”
不久，一个兼顾安全、环境、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设计方案得到认可并顺利实施。“为保护一棵130年的香樟树，我们在修建沿河道路的时候专门绕了一个小弯。现在很多市民在那里休闲、拍照。”陈豪说。
如今，陈豪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义务讲解河湖治理知识。在陈豪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9名同事也成为民间河长。
“陈豪和他的团队常年关注、调研捞刀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一些设想建议，对我们工作很有参考价值。”长沙县河长制工作事务中心主任吴波说。
周新章说，越来越多的民间河长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履职尽责，促进了河湖管护合力的进一步形成。
完善选任、培训、管理机制，保障规范履职
这几天，40岁的宁乡市沩山乡农民杨宗平驾着快艇来回巡查沩水源头的河道和水库。清澈见底的水面上，水鸟在船后低空飞翔，伺机捕捉被搅动到浅层的鱼虾。
“以前是小铁皮船，在河段巡查一次要两天，现在改乘快艇，一天就够用。”杨宗平说，“宁乡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出资为我们配备了新船，还组织了驾驶员培训。”
“民间河长多是兼职担任，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但开展日常工作还是需要经费保障。”周新章介绍，湖南多地已将相关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民间河长陈晓珍组建了一支有5名成员的护河队，长年无偿清理酉水河上的垃圾。2019年初，保靖县政府与护河队签订合作协议，给予适当补助，健全酉水河道垃圾打捞长效保洁机制。如今，陈晓珍更新和改造了原有设备，护河队发展到18人，负责保护的河段也从8公里延伸到57公里。
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制度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在湘潭市，民间河长的选任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者要具备在河湖周边开展巡查的身体条件，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完成拍摄、上传图片和视频等，有环保工作经历或熟悉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的优先考虑。张一彬介绍，报名人员经过相关部门审定、培训后，方可取得“湘潭民间河长工作证”。
湘西州水利局局长彭武学介绍，湘西民间河长由县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聘任，颁发“民间河长聘任书”。“各县市每年还会开展优秀民间河长评选。3年来，全州共有27名民间河长受到表彰。”
“有的民间河长履职之初热情很高，慢慢地，热情退了，工作参与少了，作用发挥也小了。”张一彬说，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对民间河长履职情况实行动态考核、管理，“我们每年会评选出20名优秀民间河长，也会劝退调整部分履职不到位的人员。”
“不少市、县、乡都成立了民间（百姓）河长办公室、民间河长行动中心等机构，或依托专业性环保组织成立，或由政府部门指导专业性组织牵头组建，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各级河长办公室指导下，负责民间河长队伍的选任、考核、管理。”周新章介绍，“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等工作，纳入对各市州河长制工作的考核内容，确保管理到位。”
既规范引导，也加强培训。永州市举办的一场民间河长能力建设培训，让何少军开了眼界：“省内知名环境保护专家现场授课，内容涉及水环境现场调查、环保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环保法律法规讲解等方面。”
规范管理，让宁乡市喻家坳乡民间河长蔡丹凤更加尽心尽力。秋收时节，她一直义务帮助附近村民收集、销售秸秆，“卖给养牛专业户制作饲料，这是减少秸秆入河的好办法。”
蔡丹凤在村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今年“双11”购物节最忙的时候，她花钱请人打理快递点的生意，但仍挤出时间坚持巡河。望着眼前清澈的河流，蔡丹凤谈及当初竞聘民间河长的初衷，“为了这一河碧水，值！”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4日 第 13 版）
引 子
夜幕降临，对岸不远处的河湾隐约有小船停靠，传出交谈声。
在湘江湖南省永州市经开区河段，廖芬示意大伙儿停下脚步，使用无人机升空查看、拍照，借着船上的灯光，船头散落的电线、网兜清晰可见——有人正准备电鱼。
无人机的声响惊动了对方，他们强作镇定，强词夺理。廖芬义正辞严：“我们是这一河段的民间河长，无人机拍的照片已传给公安部门，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罢，对方随即驾船离开。
提起河长，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担任河长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湖南，还有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民间河长，他们参与河湖巡查、环保宣传、环境治理，一些地方也称之为“百姓河长”“河长助手”。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2018年10月，为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水利部出台《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提出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对民间河长的引导，发挥民间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收集反映民意、监督河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湖南在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的基础上，吸纳公众参与，发挥民间河长在信息收集、观念引导、多元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助力河湖管护。迄今，全省已选聘民间河长1.57万人。
湖南省水利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湖南水环境质量总体持续好转，2019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Ⅲ类及以上地表水考核评价断面达到96.8%，比2017年提高3.2个百分点。
与河长制互补，织密河湖管护网络
永州市祁阳县，是湘江流经里程最长的县之一。
2019年，祁阳县拆除非法占用河道养殖的750平方米网箱，增殖放流鱼苗3600公斤，取缔非法砂石码头24处，复绿面积500多亩。这些工作背后，都有祁阳县居民李顺秀的身影。
近3年来，作为祁阳县民间河长，李顺秀多次与河长一起巡河。省、市环保督察组到县里开展环保督察、调研，也多次邀请她一同参加。“民间河长的身份，给了我发挥作用的舞台。”李顺秀说。
2017年4月，永州市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随后在省内率先实行河长与民间河长“双河长制”管水模式，全市164条主要河流均配备“双河长”。谈及这项改革探索的必要性，永州市水利局局长廖荣良说起一件身边事：为劝说自家侄子退出网箱养鱼，市水利局一位干部反复做工作，断断续续几个月才做通。
“做亲属的工作都这么难，何况其他人。河湖管护，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发力。”廖荣良说，流域的情况是动态变化的，河长巡河，前脚看没问题，后脚一走就可能出问题，“强化河湖管理保护，要走好群众路线，吸收公众参与。”
永州市首先把目光投向专业性的环保组织，希望通过环保志愿者的参与，织密河湖管护网络。2017年9月，永州市政府与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启动民间河长招募项目。
“从环保组织成员到普通的热心群众，都踊跃报名。”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介绍，一年时间，永州市共招募241名民间河长，累计巡护里程6800多公里，反映问题线索547条，开展了14场保护湘江科普展，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民间河长管理体系。
民间河长带来什么？何建军体会颇深：环保监管更有效了，环保志愿者的工作更顺畅了。
在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河沿岸，过去分布着不少住家渔船。渔民们一家老小生活在船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永州道县环保志愿者何少军，先前一直呼吁渔民上岸。
2017年9月，何少军被选聘为民间河长。他协助道县仙子脚镇政府对辖区水域的所有住家船只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一面多次上船劝说渔民，一面协助政府落实保障政策。最终，24户住家渔民在规定期限内全部上岸。
“目前，湖南已全面建立起民间河长与河长互补的‘双河长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民间河长的职责定位也更加清晰。”湖南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周新章说，民间河长是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协助并监督河长实施环保治理，收集、反馈河湖环境、流域治理等信息，开展环保宣传，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河湖保护中来。
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促进管护合力
平均每年发现各类问题400多个——这是张一彬的工作成绩单。担任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主任、民间河长3年来，张一彬用脚步丈量河流，既发现问题，也做好信息收集、环保调研。
2019年夏天，湘潭市住建局、水利局与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开展湘潭市城区黑臭水体调研。作为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张一彬和其他12名民间河长带着一群大学生，走访调研城区24条已完成治理的水体，对所有入河的污染点位一一标注。
“调研要为政府决策、水体后续治理提供依据。每一条水体，我们都坚持从起点走到终点，实地踏勘采样，查看每一口排污窨井、每一处暗管暗渠，摸清摸准水质状况、污染来源等第一手资料。”张一彬说。
下足绣花功夫，张一彬和团队成员发现：个别水体虽已经过治理，但由于片区污水管道缺失、雨污管道错接漏接，仍存在生活污水、施工工地泥水直排入河等问题。“事后，我们绘制了一张水体污染点位地图，形成了湘潭市城区水体污染调查阶段性报告，为相关部门开展后续治理提供参考。”
“结合调研报告内容，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相关施工单位排污行为的管理监督，现场踏勘、整改、治理雨污管网错接、漏接、混接点206处。”湘潭市住建局副局长颜星说。
像张一彬一样，陈豪也尽己所能履行民间河长职责，当好政府部门的“治水参谋”。
长沙县捞刀河与白沙河交汇处的水塘垸河堤沿岸，满目翠绿，沿途还设置了自行车道、景观道、阳光草坪，与上游河段水泥钢筋构筑的老堤防形成鲜明对比。
2018年9月，作为水塘垸河堤的规划设计者，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责人陈豪提出“打造低环境影响的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但政府部门担心，采用该设计方案，防洪能力会不会下降，建设成本会不会上升？附近居民则关心大堤堤面过去可以正常行车，改造之后会不会造成出行不便？
“站在普通设计师的角度，把这些意见照单全收就可以了。但作为长沙县一名民间河长，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多。”陈豪带着团队成员对捞刀河等流域开展生态调研，摸清流域生物群落，测算改造成本，细化设计方案，“确保不影响河道原貌、防洪功能，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当调研员，也当宣传员。陈豪先后7次到附近的水塘垸村开展科普宣讲、收集群众意见。“我们把设计效果图打印出来发给村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态水利理念，并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根据群众诉求改进设计规划，增建一条上堤道路，方便群众出行。”
不久，一个兼顾安全、环境、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设计方案得到认可并顺利实施。“为保护一棵130年的香樟树，我们在修建沿河道路的时候专门绕了一个小弯。现在很多市民在那里休闲、拍照。”陈豪说。
如今，陈豪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义务讲解河湖治理知识。在陈豪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9名同事也成为民间河长。
“陈豪和他的团队常年关注、调研捞刀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一些设想建议，对我们工作很有参考价值。”长沙县河长制工作事务中心主任吴波说。
周新章说，越来越多的民间河长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履职尽责，促进了河湖管护合力的进一步形成。
完善选任、培训、管理机制，保障规范履职
这几天，40岁的宁乡市沩山乡农民杨宗平驾着快艇来回巡查沩水源头的河道和水库。清澈见底的水面上，水鸟在船后低空飞翔，伺机捕捉被搅动到浅层的鱼虾。
“以前是小铁皮船，在河段巡查一次要两天，现在改乘快艇，一天就够用。”杨宗平说，“宁乡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出资为我们配备了新船，还组织了驾驶员培训。”
“民间河长多是兼职担任，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但开展日常工作还是需要经费保障。”周新章介绍，湖南多地已将相关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民间河长陈晓珍组建了一支有5名成员的护河队，长年无偿清理酉水河上的垃圾。2019年初，保靖县政府与护河队签订合作协议，给予适当补助，健全酉水河道垃圾打捞长效保洁机制。如今，陈晓珍更新和改造了原有设备，护河队发展到18人，负责保护的河段也从8公里延伸到57公里。
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制度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在湘潭市，民间河长的选任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者要具备在河湖周边开展巡查的身体条件，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完成拍摄、上传图片和视频等，有环保工作经历或熟悉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的优先考虑。张一彬介绍，报名人员经过相关部门审定、培训后，方可取得“湘潭民间河长工作证”。
湘西州水利局局长彭武学介绍，湘西民间河长由县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聘任，颁发“民间河长聘任书”。“各县市每年还会开展优秀民间河长评选。3年来，全州共有27名民间河长受到表彰。”
“有的民间河长履职之初热情很高，慢慢地，热情退了，工作参与少了，作用发挥也小了。”张一彬说，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公室对民间河长履职情况实行动态考核、管理，“我们每年会评选出20名优秀民间河长，也会劝退调整部分履职不到位的人员。”
“不少市、县、乡都成立了民间（百姓）河长办公室、民间河长行动中心等机构，或依托专业性环保组织成立，或由政府部门指导专业性组织牵头组建，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各级河长办公室指导下，负责民间河长队伍的选任、考核、管理。”周新章介绍，“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民间河长的选任、管理等工作，纳入对各市州河长制工作的考核内容，确保管理到位。”
既规范引导，也加强培训。永州市举办的一场民间河长能力建设培训，让何少军开了眼界：“省内知名环境保护专家现场授课，内容涉及水环境现场调查、环保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环保法律法规讲解等方面。”
规范管理，让宁乡市喻家坳乡民间河长蔡丹凤更加尽心尽力。秋收时节，她一直义务帮助附近村民收集、销售秸秆，“卖给养牛专业户制作饲料，这是减少秸秆入河的好办法。”
蔡丹凤在村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今年“双11”购物节最忙的时候，她花钱请人打理快递点的生意，但仍挤出时间坚持巡河。望着眼前清澈的河流，蔡丹凤谈及当初竞聘民间河长的初衷，“为了这一河碧水，值！”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4日 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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