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离相修善得佛菩提
第二十七段（第二十三品）#净心行善分#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佛又重复依次而说：须菩提！以上所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此法是什么相状呢？此法无有高下、无有多少；无男女之分、无老幼之别；无尊卑贵贱、无凡圣智愚，其性一如，绝对平等，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怎样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用四无法，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我为阿赖耶识缘地水火风借父精母血所成之五蕴身，依因而起、依缘而聚；因缘相合、聚而有我。一旦因缘离散，阿赖耶识，随业流转，地水火风，各归其位，我即烟飞灰灭，从此不再有我。所以这个我，不是真实之我，真实之我，是永生不灭的，为了寻求永生不灭的真实之我，只需识破非真实之我，放下一切虚妄执着，即可见诸法实相，见诸法实相，就能做到“无我”。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人”呢？人与我一样，都是依因感果，因缘所生，五蕴所成，为我之妄心显现，既是妄心显现，显现之相，即是妄相，识得妄相，即见真相，真相无相，即是涅槃妙心，见涅槃妙心，即可做到“无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众生”呢？天地间的生命形态总计有十二类，称名十二类众生、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具体如下：
1、卵生：指从壳而生，如鱼鸟龟蛇之类。2、胎生：指从胞胎而出生，即人畜龙仙之类。3、湿生：指从湿处而受生，即含蠢蠕动之类。5、化生：指从无而忽有，又离此旧形、易彼新质为化生，即转蜕飞行之类，如蚕蜕形为蛾。3、有色：指有形碍明显之色，即休咎精明之类。星辰吉者为休，凶者为咎，萤火蚌珠皆精明之类。6、无色：指无有形色，即空散销沉之类，如无色界之外道。
7、有想：指从忆想所生，即神鬼精灵之类。8、无想：指想心昏迷，无所觉了，即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之类，如黄头外道化为石。9、非有色：指虽有形色而假他所成，即水母以虾为目之类。10、非无色：指因声呼召而能成形，即咒诅厌生之类。11、非有想：指借他之身，以成自类，即蒲卢等异质相成之类。12、非无想：指虽亲而成怨害，即土枭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之类。
关于十二类众生的次序，据《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七所说：“有情世界不出十二，动念初起，迷本圆常，影明遂现，故卵生居首，情爱后起；次有胎生，异爱不同；次分湿化，想心纷扰，取舍多端，成后诸类有色、无色等。”
可见这十二类众生都是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妙圆真常，心生无明，随业流转在六道中所出现的轮回相，这些轮回相皆是妄相，识得妄相，即见真相，真相无相，既是涅槃妙心，见涅槃妙心，就能做到“无众生”。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寿者”呢？寿者在世间为长寿之人、在出世间即是涅槃。涅槃又译为“泥洹”“泥畔”等，意译为“灭度”、“寂灭”、“安乐”、“解脱”、“不生”、“无为”等。所谓“灭度”：意为灭除生死因果，度脱生死瀑流。“寂灭”：意为灭生死之大患，寂静安稳。“安乐”：意为安稳快乐。“解脱”：意为远离一切业果。“不生”：意为生死苦果不再续生。“无为”：意为不再造作因缘惑业。“涅槃”：原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指通过修行所达到常乐我净的最高境界。
小乘佛教将涅槃分成两种，即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是指众生烦恼已断，欲望全无，精神已经进入涅槃的境界之中，但仍有形体存在，肉体尚未死亡；无余涅槃则指众生的六识精神与肉体皆已死亡，彻底跳出了生死轮回的世间。
大乘以“诸法性空”为理念，认为涅槃只是一个假名，进而指明生死涅槃等空花的道理，若执着涅槃、涅槃即是生死，不能得大自在。小乘人执着涅槃，名寿者相，不能得究竟菩提。若能明白涅槃者，即非涅槃，是名涅槃的道理，就能做到“无寿者”。
佛说：在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基础上，再修行一切善法，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什么是一切善法呢？又该怎样修一切善法呢？一切善法可分为两大类，即世间善法和出世间善法。世间善法是以十善法为核心，十善又称为十戒，即：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这十善是从身、口、意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身体行为、思想行为。此“十戒”源于“五戒”，而又与“五戒”侧重不同。“五戒”侧重于止恶、而“十戒”侧重于行善，故称十善法。
由“十戒”而来的“十善”是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以和合语离两舌；以爱语离恶口；以质直语离绮语；以救生离杀生；以布施离偷盗；以净行离邪淫。守“五戒十善”可确保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即使今生不能解脱，来生仍可继续修持。五戒十善虽属世间善得有漏之果，却是出世间善得无漏果的基础，非常重要。
出世间善法依次是四谛法：“四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其中的“灭谛”，是灭除三苦、八苦、三灾八难等人生的一切苦及其造成这一切苦的原因，最终证得出生死、脱轮回的阿罗汉道。
十二因缘法：是释迦牟尼佛自修自证得到的真理，指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这一过程的十二个环节，因果相随，三世相续而无间断，使人流转于生死轮回中。若能观此十二因缘，破除无明，即可证得出生死、脱轮回的辟支佛道。
六波罗蜜法：是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个法门的修行，即可证得生死涅槃两自在的无上菩提道果。以上从十善法到六波罗蜜法，总括一切善法。
佛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为基础，再修以上所说的一切善法，就可以证入佛的一切种智，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也就是说：一切善法从根本上来讲，都不是善法，为什么不是善法呢？因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一切善法恶法都是空，既然都是空，也就没有善法，没有善法而说善法，那么所说善法就不是善法，世间人不明此理，执于一端，认为有善法，其实这个善法就是一个名称而已，是名善法。只有放下一切执着，远离四相四见，在三轮体空中修一切善法，才是真善法，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第二十七段（第二十三品）#净心行善分#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佛又重复依次而说：须菩提！以上所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此法是什么相状呢？此法无有高下、无有多少；无男女之分、无老幼之别；无尊卑贵贱、无凡圣智愚，其性一如，绝对平等，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怎样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用四无法，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我为阿赖耶识缘地水火风借父精母血所成之五蕴身，依因而起、依缘而聚；因缘相合、聚而有我。一旦因缘离散，阿赖耶识，随业流转，地水火风，各归其位，我即烟飞灰灭，从此不再有我。所以这个我，不是真实之我，真实之我，是永生不灭的，为了寻求永生不灭的真实之我，只需识破非真实之我，放下一切虚妄执着，即可见诸法实相，见诸法实相，就能做到“无我”。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人”呢？人与我一样，都是依因感果，因缘所生，五蕴所成，为我之妄心显现，既是妄心显现，显现之相，即是妄相，识得妄相，即见真相，真相无相，即是涅槃妙心，见涅槃妙心，即可做到“无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众生”呢？天地间的生命形态总计有十二类，称名十二类众生、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具体如下：
1、卵生：指从壳而生，如鱼鸟龟蛇之类。2、胎生：指从胞胎而出生，即人畜龙仙之类。3、湿生：指从湿处而受生，即含蠢蠕动之类。5、化生：指从无而忽有，又离此旧形、易彼新质为化生，即转蜕飞行之类，如蚕蜕形为蛾。3、有色：指有形碍明显之色，即休咎精明之类。星辰吉者为休，凶者为咎，萤火蚌珠皆精明之类。6、无色：指无有形色，即空散销沉之类，如无色界之外道。
7、有想：指从忆想所生，即神鬼精灵之类。8、无想：指想心昏迷，无所觉了，即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之类，如黄头外道化为石。9、非有色：指虽有形色而假他所成，即水母以虾为目之类。10、非无色：指因声呼召而能成形，即咒诅厌生之类。11、非有想：指借他之身，以成自类，即蒲卢等异质相成之类。12、非无想：指虽亲而成怨害，即土枭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之类。
关于十二类众生的次序，据《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七所说：“有情世界不出十二，动念初起，迷本圆常，影明遂现，故卵生居首，情爱后起；次有胎生，异爱不同；次分湿化，想心纷扰，取舍多端，成后诸类有色、无色等。”
可见这十二类众生都是迷失了自己本有的妙圆真常，心生无明，随业流转在六道中所出现的轮回相，这些轮回相皆是妄相，识得妄相，即见真相，真相无相，既是涅槃妙心，见涅槃妙心，就能做到“无众生”。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寿者”呢？寿者在世间为长寿之人、在出世间即是涅槃。涅槃又译为“泥洹”“泥畔”等，意译为“灭度”、“寂灭”、“安乐”、“解脱”、“不生”、“无为”等。所谓“灭度”：意为灭除生死因果，度脱生死瀑流。“寂灭”：意为灭生死之大患，寂静安稳。“安乐”：意为安稳快乐。“解脱”：意为远离一切业果。“不生”：意为生死苦果不再续生。“无为”：意为不再造作因缘惑业。“涅槃”：原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指通过修行所达到常乐我净的最高境界。
小乘佛教将涅槃分成两种，即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是指众生烦恼已断，欲望全无，精神已经进入涅槃的境界之中，但仍有形体存在，肉体尚未死亡；无余涅槃则指众生的六识精神与肉体皆已死亡，彻底跳出了生死轮回的世间。
大乘以“诸法性空”为理念，认为涅槃只是一个假名，进而指明生死涅槃等空花的道理，若执着涅槃、涅槃即是生死，不能得大自在。小乘人执着涅槃，名寿者相，不能得究竟菩提。若能明白涅槃者，即非涅槃，是名涅槃的道理，就能做到“无寿者”。
佛说：在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基础上，再修行一切善法，就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什么是一切善法呢？又该怎样修一切善法呢？一切善法可分为两大类，即世间善法和出世间善法。世间善法是以十善法为核心，十善又称为十戒，即：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这十善是从身、口、意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身体行为、思想行为。此“十戒”源于“五戒”，而又与“五戒”侧重不同。“五戒”侧重于止恶、而“十戒”侧重于行善，故称十善法。
由“十戒”而来的“十善”是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以和合语离两舌；以爱语离恶口；以质直语离绮语；以救生离杀生；以布施离偷盗；以净行离邪淫。守“五戒十善”可确保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即使今生不能解脱，来生仍可继续修持。五戒十善虽属世间善得有漏之果，却是出世间善得无漏果的基础，非常重要。
出世间善法依次是四谛法：“四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其中的“灭谛”，是灭除三苦、八苦、三灾八难等人生的一切苦及其造成这一切苦的原因，最终证得出生死、脱轮回的阿罗汉道。
十二因缘法：是释迦牟尼佛自修自证得到的真理，指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这一过程的十二个环节，因果相随，三世相续而无间断，使人流转于生死轮回中。若能观此十二因缘，破除无明，即可证得出生死、脱轮回的辟支佛道。
六波罗蜜法：是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个法门的修行，即可证得生死涅槃两自在的无上菩提道果。以上从十善法到六波罗蜜法，总括一切善法。
佛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为基础，再修以上所说的一切善法，就可以证入佛的一切种智，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也就是说：一切善法从根本上来讲，都不是善法，为什么不是善法呢？因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一切善法恶法都是空，既然都是空，也就没有善法，没有善法而说善法，那么所说善法就不是善法，世间人不明此理，执于一端，认为有善法，其实这个善法就是一个名称而已，是名善法。只有放下一切执着，远离四相四见，在三轮体空中修一切善法，才是真善法，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焦点论坛[超话]#【男子捡漏宋代“新华字典”，转手卖2600万，专家：国宝，建议上交】
古董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换，“买定离手，不准后悔”是约定俗成的行规。就算是付钱之后马上发现上当了，也不能死皮赖脸的“找后账”，因为自己“打眼”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就破坏了行业内的规矩，以后再也别想干这一行了。
有很多古董爱好者都很喜欢去古玩市场捡漏，“观复博物馆”的馆主马未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因为多次捡漏，最后成为了一个身价千亿的古董鉴定家。
南昌市的古董店老板王先生，就曾以一万元捡漏宋代的“新华字典”，转手卖了2600万，这个“漏”捡大了。
第一、慧眼识珠，幸运捡漏
相较于沿街叫卖的小贩而言，古玩商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他们坚信“货卖买主”。懂行的人自然会前来光顾，而不懂行的人也不用白费口舌。
民间关于古玩市场捡漏的传说比比皆是，但是否真的“捡”到了宝贝，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全国各地都有古玩城或古玩市场，很多人都打着祖传宝贝的名义，在古玩市场练摊卖古董。实际上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懂，这些小摊主要是真有好宝贝，早都成为了富人阶层了，谁还会在这里以卖古玩为生呢？
青铜器、字画、钱币、佛，以及鼻烟壶、珠宝首饰等可谓琳琅满目，这些所谓的古玩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陈旧、泛黄、落灰、破乱，要想分辨真伪确实不容易。
家住南昌的王先生老家是福建，因为做生意亏本后才改行卖古董。出于职业需求他经常光顾，南昌市的一个小型古玩市场。
2009年的时候，王先生再度如约而至，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古书的地摊。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些破旧的古书，但唯有一本又破又烂的宋代刻本，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虽然王先生是开古玩店的，但是他却依然是一个门外汉，只擅长一些古玩杂项，对古籍鉴赏基本毫无经验。但是他有一次都听别人说过，宋代刻本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而这一次他竟然在地摊上发现了它。
第二、“一两黄金一页纸”的宋刻本
“宋刻本”即宋朝刻印的古籍，由于宋朝特别重视文化发展，而且文人的地位也特别高，所以两宋时期的文化用品极盛一时。宋刻本作为承载宋代文人思想精髓的书籍，它的珍贵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早在明朝中后期宋刻本，就一直是广大文人、学者、藏书家的最爱。当时，一本用皮纸或麻纸印刷的宋刻本，就能炒到“寸纸寸金”的地步。
尤其是到了明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为了可以搜寻到珍贵的宋刻本，甚至在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
而王先生本人也曾听说过宋刻本“一两黄金一页纸”的说法，而他看到的这本宋刻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是却无法掩饰它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摊主不断地对他说，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更加坚定了王先生购买它的想法。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摊主最后认为这本宋刻本的确太破了，所以最后以1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王先生。
而王先生买到手之后，则马上托人帮自己找专家鉴定，2012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著名古籍鉴定专家李致忠。
第三、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李致忠见到烂成散页的宋刻本之后，认为虽然它很残破，但是从版式、墨色、刀法、污损等方面来看，它确实是北宋时期的刊本。
尤其是看到内容时李致忠更是兴奋地说：“这是200年来古籍界最大的发现！”。这本残旧、破烂的宋刻本，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它是《广韵》的修订本。
它属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就是宋代科考生的“新华字典”。
编纂《礼部韵略》，是为了方便宋代学子们查阅音韵或者避讳字，并且这本“字典”允许考生带入考场。
俗话说“纸寿千年”，能流传后世的古籍特别少，藏于日本真福寺的《礼部韵略》，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古籍了，可是《礼部韵略》比他还要早几十年。第四、《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元
王先生在得知捡了一个大漏之后，于第二年也就十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匡时秋拍上，将《礼部韵略》以800万元起拍，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竞拍者竟屡屡举牌，最终这部古籍以2600万元的高价竞拍成功。
但专家认为《礼部韵略》出自古墓，所以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建议他上交国家。尤其是它和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蒙求》版口极为相近，所以更加确定了它是出土文物。既然是文物就应该交由国家保管，但木已成舟后悔晚矣。
#焦点论坛话题#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走大运、捡大漏，尤其是对于古玩行业的人而言，捡漏是一种既幸运又省钱的方法。
因为按照古董行业的行规来看，捡漏这种运气十分极大的做法，只不过这种运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先生就是一个有捡漏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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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慧眼识珠，幸运捡漏
相较于沿街叫卖的小贩而言，古玩商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他们坚信“货卖买主”。懂行的人自然会前来光顾，而不懂行的人也不用白费口舌。
民间关于古玩市场捡漏的传说比比皆是，但是否真的“捡”到了宝贝，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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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南昌的王先生老家是福建，因为做生意亏本后才改行卖古董。出于职业需求他经常光顾，南昌市的一个小型古玩市场。
2009年的时候，王先生再度如约而至，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古书的地摊。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些破旧的古书，但唯有一本又破又烂的宋代刻本，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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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两黄金一页纸”的宋刻本
“宋刻本”即宋朝刻印的古籍，由于宋朝特别重视文化发展，而且文人的地位也特别高，所以两宋时期的文化用品极盛一时。宋刻本作为承载宋代文人思想精髓的书籍，它的珍贵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早在明朝中后期宋刻本，就一直是广大文人、学者、藏书家的最爱。当时，一本用皮纸或麻纸印刷的宋刻本，就能炒到“寸纸寸金”的地步。
尤其是到了明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为了可以搜寻到珍贵的宋刻本，甚至在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
而王先生本人也曾听说过宋刻本“一两黄金一页纸”的说法，而他看到的这本宋刻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是却无法掩饰它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摊主不断地对他说，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更加坚定了王先生购买它的想法。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摊主最后认为这本宋刻本的确太破了，所以最后以1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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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李致忠见到烂成散页的宋刻本之后，认为虽然它很残破，但是从版式、墨色、刀法、污损等方面来看，它确实是北宋时期的刊本。
尤其是看到内容时李致忠更是兴奋地说：“这是200年来古籍界最大的发现！”。这本残旧、破烂的宋刻本，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它是《广韵》的修订本。
它属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就是宋代科考生的“新华字典”。
编纂《礼部韵略》，是为了方便宋代学子们查阅音韵或者避讳字，并且这本“字典”允许考生带入考场。
俗话说“纸寿千年”，能流传后世的古籍特别少，藏于日本真福寺的《礼部韵略》，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古籍了，可是《礼部韵略》比他还要早几十年。第四、《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元
王先生在得知捡了一个大漏之后，于第二年也就十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匡时秋拍上，将《礼部韵略》以800万元起拍，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竞拍者竟屡屡举牌，最终这部古籍以2600万元的高价竞拍成功。
但专家认为《礼部韵略》出自古墓，所以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建议他上交国家。尤其是它和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蒙求》版口极为相近，所以更加确定了它是出土文物。既然是文物就应该交由国家保管，但木已成舟后悔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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