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在淮海中路一间洒满阳光的厨房里，赵荣华热起锅子来。案板上的五花肉已经收拾停当。“我爸爸做菜是‘老三篇’，上海传统家常菜，最拿手的就是红烧肉，所以我骨子里面相信上海味道就是红烧肉，两个月必须吃一回解馋。”但赵荣华烧起菜来，已经和父辈大不相同。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他用平底锅爆香青葱和姜片，将五花肉煎到微黄。“猪油煸过以后特别香，而且高温可以封住肉里面的水分，肉质不容易老。但也不能煸太长时间，猪皮会硬。”他往锅里倒红酒——而非上海人家常用的料酒或是黄酒。“我们的红烧肉做得好，就和法国的鹅肝一样，软糯丰腴。
法国人用酸甜果味的东西来搭配鹅肝，找那个味道的平衡点。我做红烧肉也是这样。红酒有果香、有酸度，能够综合红烧肉里的甜味和油腻。”酱油、冰糖下锅，肉在锅里小火焖了三刻钟，眼见汤汁快要收干，赵荣华淋了些日本料理常用的味噌下去：“现在真正好的黄豆酱油很难找了。红烧肉酱香味要浓，味噌正好可以用来提味。”这一份肉，裹着亮晶晶的酱汁，甜得恰到好处，果然如他所说：“配一碗白米饭，一口闷，下饭菜，下得嚇死人。”
一道小时候“外婆常做”的面拖小黄鱼同样被赵荣华弄出了花样。他用全麦面粉和生粉混合做面浆，再向面浆里淋少许油——这是日本天妇罗的做法。锅里油温七成，他提溜着收拾好的小黄鱼，裹上面浆，在油锅里转一圈，用筷子蘸点面浆洒在正在烹炸的鱼上。这也是天妇罗的技巧，使外壳更加蓬松酥脆。
鱼出锅，赵荣华拿出浓稠的黑醋汁，在盘子里勾出线条。“七分意大利黑醋加三分冰糖，小火慢慢熬成，”他解释说，“混搭小黄鱼，味道会更丰富。前几天意大利米其林三星厨师西莫·博图拉（Massimo Bottura）来上海，我吃了他做的菜，其中用到了他珍藏40年的黑醋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不惑之年的赵荣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味道的改造与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步。从前，赵荣华家就住在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位置，太平桥。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出门的几条街上遍布小吃摊。一家叫“春园”的铺子有鲜美的小馄饨和黄芽菜肉丝春卷。那时候流行“小笼馒头”，“外面是发酵过的面皮，里面裹肉馅”。他爱吃大汤团，猪油芝麻的馅子，也爱“四大金刚”，呛饼、油墩子、粢饭团和粢饭糕。当然少不了生煎，“下面的底薄而脆，上面的皮薄而有弹性，肉馅结实，大口咬下去都是汤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得一塌糊涂”。
普通人家的孩子并没有太多机会上餐馆，婚宴就是盛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二楼，台子上有条很大很漂亮的松鼠鳜鱼。一桌菜好不好，就看一道松鼠鳜鱼。小孩子等着鱼上来，吃完可以下桌玩了。”
1996年，上海开始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也就是这一年，已经学了4年厨师，做惯了上海菜、广东菜的赵荣华赶上最时髦的一阵风，成了西餐厨师。那以后，意大利菜、日本菜、东南亚菜、美式餐饮他都上过手。他在外滩三号的一家西餐厅做热房主管。一天，一个美国女记者穿着厨师服到厨房里来采访，他负责向她介绍厨房的运作方式。临走时，她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顿饭？
认识赵荣华时，莫云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美食记者生涯。她本就出生在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家庭。母亲是上海人，8岁离开上海去西班牙，随后到美国定居。
赵荣华描述岳父母家的厨房：“你能想到的世界各地的任何调味品，都能在那里找到。单单是芥末就有十几种之多。”在莫云记忆里，母亲“从来不会做两道一模一样的菜”。赵荣华赞叹岳母对食材充满想象：“比方做豆腐，她会放奶酪进去，让人意想不到，但是非常好吃。”
爱情在厨房破土，被美食滋养成长。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上海相遇，一拍即合。
赵荣华在外滩三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忙碌12个小时以上，但无论多晚回到家里，他都要给莫云做一道菜。莫云对他的手艺充满了赞叹。这让赵荣华大为惊讶：“从前我没有觉得厨师是个什么高尚的职业。我也给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吃的，她并不会赞美，甚至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会羞于说我的工作。在莫云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这门手艺是值得尊重的。”
同样，赵荣华的经验和人脉为初入美食报道的莫云打开了厨房秘密的大门。相处的前10年，两人一起去上海各种餐馆试菜。“每天都去新的餐厅，认识新的厨师。”从5000元一位的分子料理餐厅到广园路菜场对面的灌汤包和辣肉面：“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两个人每天到处跑。”
莫云也爱上海味道，熏鱼、酒香草头、腌笃鲜，胃口好的时候，丈夫的红烧肉她能吃掉一整盘。但赵荣华家的餐桌，从来不会连续两天出现一种风味，那是一桌世界美食的流水席。1年前，赵荣华开了一家潮汕火锅店，那个时候上海吃四川火锅的风头刚过。没想到，一年来，沪上的各个档次的潮汕火锅“开了不下1000家”。生意之好令赵荣华大为意外，第二家分店已经开张。
今天的上海好像赵家的餐桌，在灯红酒绿的林立餐馆中，本帮菜反主为客，成了边缘角色。这倒并不奇怪。曹聚仁在《上海春秋》里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
听说我要寻找本帮菜，赵荣华带我去拜访了他的两位朋友。身材瘦削的孙伟轩原本是一位足球运动员，90年代初，他从市级队伍退下来，被安排进宾馆学厨4年，在一些本帮菜餐馆陆续烧了8年菜。他2010年创业做本帮菜馆“弄堂筵”。
2012年店面扩大时，他相中了武夷路附近一处小楼。把店面转手给他的上一位餐馆老板说，这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家小酒馆，叫“悦宴九馆”。这个故事打动了他。小楼位置僻静，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上海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来吃家宴。
本帮菜馆大不易，孙伟轩觉得自己是讲情怀的。“上海各类餐饮输入非常多，论本帮菜，好餐馆两只手的指头就数得过来。消费人群年轻化，年轻人讲新鲜口味，喜欢外来的味道。从经营说，火锅是可以标准化的，本帮菜不能。
比如红烧，糖和黄豆酱油的比例怎么放，什么时候放，调料和火候的把控都是需要有功夫的。没有10年厨龄，烧出来的菜完全不能看。有些菜系的馆子可以开得大，可以有中央厨房，完成一道菜的前四个步骤，但本帮菜最多只能完成前两个步骤，只能进行原料粗加工。原料、人员，成本就都上去了。”
弄堂筵打“怀旧”牌，孙伟轩觉得，许多本帮菜馆为了迎合客人，已经将菜品的口味改得离谱了。他的初衷是做“不改良的本帮菜”。但事实上，“改良”似乎不可避免。
传统上，本帮菜用青鱼做熏鱼，但孙伟轩用三两到三两半的小鲳鱼，“肉质好、刺少、鱼身扁，容易入味”。鲳鱼块经过两次油炸：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出锅的鱼块浸入孙伟轩留了十几年的“老卤”里。他嫌白糖腻，在老卤里放的是麦芽糖和冰糖。做松鼠鳜鱼，他借用了粤菜的糖醋汁，除了茄汁和冰片糖，还加了西餐常用的OK汁和微有辣味的喼汁。
一道油酱毛蟹，蟹下油锅前需要裹淀粉。他试验了许多回，选了一种荷兰土豆粉，“用量小，挂壁裹料作用好，蟹黄蟹膏不会流失”。不过他不会在这道菜里加更多新鲜调味料。毛蟹和年糕炸过之后下锅红烧，只放酱油、糖和水。“高汤都不用。毛蟹本来已经很鲜，放别的东西就抢味了。”孙伟轩最得意的改良，是把梅干菜和上海酱鸭一起烧。梅干菜吸满了浓厚丰润的酱汁，以上海人的标准看，“下饭最好”。
孙伟轩开的是平价餐厅，赵荣华的另一位朋友方元走的是高端路线。“福1088”餐厅在沪上的名头很响。镇宁路上，三栋奶黄色水泥拉毛墙的西班牙风格老宅子并排在一起。门口没有招牌。镇宁路一带是旧上海的富人区。这三栋老宅中的一栋原本是方家的祖宅。
方元的曾祖父方旭东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后来专攻铁路地产等实业，攒足钱后来上海定居，买下这宅子。解放后，老洋房里搬进“72家房客”，方家也一直住在这里。20多年前，住户陆续搬离，方家重新收回房子，方元的母亲就着地方开了一家“福园”餐厅。餐厅的招牌菜是一道用硝、盐、酒等腌制的硝蹄。2006年，方家把相邻的两栋宅子也并进来——他们原本属于李鸿章的小儿子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多森。
走进今天的“福1088”餐厅和走进“摩登时代”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宅邸没有多少区别。在一间用于招待VIP客人的房间里，一块“生福轩”的匾额挂在墙上，是书法家谭泽闿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题。拼花的瓷砖地板在灯光下显出油亮的包浆釉色，一只中西合璧的红木橱柜和一张梳妆台分立在房间的两头。它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老家具。梳妆台两侧各有一把30年代的单人皮沙发。瓷砖、吊灯、家具都是方元一家从古董商手里收来的。
“专门请人看过，确定是老上海的东西，”方元说，“并不是因为开店才这么做。有这个情结。房间风格的复原依据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对宅子的记忆。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一切都做得特别细心。”他让我留意一人高的深棕色木质护墙板，房间里那些可能扎眼的电灯开关都小心地藏在了里面。
悉心打造的旧上海迷梦自然需要称得起的菜式。方元推荐一道金黄浓艳的金必多浓汤——20年代起风靡上海滩的海派西餐富贵菜。一条一尺半长的鲥鱼气势磅礴地端上桌来。鱼身上码了火腿片和醪糟，清蒸出一汪鹅黄清透的汤。火腿的咸香和醪糟的清甜衬着鱼鲜。鲥鱼没有去鳞——上海人的讲究，“鲥鱼吃鳞不吃肉”，“鳞片连接的地方有胶质，最美”。
贵价餐厅会在普通食材的菜肴上格外讲究些功夫。酒香豌豆尖，只取豌豆尖最嫩的那一截，确保口感无渣。九块红烧肉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为取到最漂亮的五花，“一大块肚方，修掉一半”。
赵荣华最爱一道清炒豌豆：“小时候吃豌豆，我爸会先打招呼：‘给你炒个豌豆，时令货！’”方元的豌豆自然不同于家常货色。“豌豆太老的发干，太嫩的里面是一包水，我们只取恰到好处的那些。40斤云南豌豆，只能挑出10斤豆子。”小豌豆油亮亮、绿莹莹，小玉籽一般盛在瓷调羹里，放进嘴里，像鱼子酱一般崩裂开来，满口清甜。
“福1088”虽然走老上海的步调，但菜肴已经不完全局限于上海菜了。方元一方面觉得，传统本帮菜做不出太多花头，没有新鲜味道客人不会买账。另一方面他也曾试图去上海周边郊县发掘一些“老味道”，但又嫌加工方法“太原始”，“农家菜，上不得台面”。
毫无疑问，本帮味道在变。就像他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东西：“从前的馄饨皮是碱水皮，发黄的”；现在最红的生煎“吃上去就是和小时候的完全不同。难吃谈不上，就是不对劲”。方元的坚持，是在厨房里无论如何要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厨师：“真正的上海厨师长已经很少了。本帮菜的厨师算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
他提到84岁的本帮菜泰斗李伯荣：“李伯荣算第二代，他吃过第一代本帮菜大师的菜。他的徒弟又以他为蓝本，然后是第四代、第五代。”真正的本帮传统味道是什么？那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遥远想象了。“据说，李伯荣黄金时代的手艺真的是非常好。”方元喝一口茶，幽幽地说。
《在上海，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帮滋味”？》作者 / 徐菁菁
【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前景广阔 全面推广尚需政策扶持】3月21日，在济南八一立交桥西南角的悦峯广场里，20多岁的外卖员小王正从蓝色的换电柜里提出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换到他的车上。“扫码之后换上电池，我的车马上就可以‘满血复活’，节省了充电时间，多送不少外卖呢！”小王高兴地说，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的方式，给他们带来方便。
与此同时，附近小区居民张女士正费力地将电池提到八楼的家里充电。“电池全部充满需要七八个小时，我一般都是用不完就充，需要的时候随时提着走，听说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可我经常短途出行，不能确保每次都充满再走。另外，小区里一直宣传不让把电池拿到楼上充电，说是有安全隐患，但又没有合适的充电点，我也没有办法。”张女士听说有不少城市为居民小区引进充电柜，盼着自己居住的小区也能装上。
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的便利，正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建议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模式，解决电动自行车补能问题，可在高频使用领域做重点推广。不过，要想在济南各大居民区全面推广“以换代充”，还需要配套政策多多扶持。
济南已有商家试水“以换代充”
作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340万辆的省会城市，济南在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方面做过不少尝试，各种直充型充电桩、充电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商圈和居民社区。然而，庞大的充电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充电站“车满为患”，甚至成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以换代充”模式亟待推广。
济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南已有换电服务的相关企业正在部分高校和商业区进行相关尝试。以小哈换电为例，针对社区普遍存在的充电空间不足、充电效率低、充电不安全等问题，采用了智能换电柜和快速充电桩结合的方式，依托共享模式，为社区用户不同类型的充电需求提供针对性解决办法，做到新旧电动自行车普适、随到随充、随换随走。同时，通过全天24小时远程监控、烟雾报警和喷淋装置等智能化平台设置，可有效减少充电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小哈换电山东负责人刘守华告诉济南日报记者，他们在济南主要针对大学校园师生和外卖骑手两大电动自行车高使用群体推出换电服务，投放了200余台换电柜。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骑手通过小哈换电实现全天候送外卖，不用再因为电量不足而提前结束送餐业务。蓝色的小哈充电柜占地不过一平方米多一点，一人多高，并不会占用太多空间，配装了12块电池。该充电柜两个多小时就能将用户换下来的电池充满。目前，小哈换电适合大部分主流品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车型），并持续增加可用车型。
在长清大学城的不少高校里，小哈充电柜为骑电动自行车的师生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我们目前正和一所高校洽谈安装充电柜业务，高校后勤负责人承诺提供优惠，包括免场地租金、优惠收取电费等措施。据统计，仅这所高校里，就有6000多辆电动自行车，对换电需求强烈。我们前期准备给用户提供‘一分钱换电池’活动等优惠，让大家体验换电服务。”刘守华说，因为前期规划问题，小哈换电目前还没有进入济南各大居民区。不过，他们正在和相关部门以及社区物业沟通，寻找合作的契机和方案，争取让市民早日享受到“以换代充”的便利。
全面推广尚需政策扶持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需求在7亿次左右。外卖骑手等高频使用端需求与现有国标电池标准不符，部分骑手存在违规现象。骑手工作高峰期配送时效要求高，但现有新国标48伏电池续航难以支撑其工作需求。为此，部分企业和骑手存在违规使用60伏甚至72伏大电池的现象，易造成行车与补能的安全风险。除了外卖骑手等高频使用端，居民充电也存在安全隐患。对楼道充电、飞线充电、居家充电等违规充电行为，有关部门虽已加强监管，但依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配套建设了充电桩，以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该方式虽然可以降低室内充电造成的安全风险，但无法完全满足骑手、居民的补能需求，车辆电池品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对此，江浩然建议通过“以换代充”解决电动自行车补能问题。首先，出台专项政策治理违规电动自行车上路现象。针对快递、外卖等行业骑手使用超标车辆、大容量锂电池现象，制定专门的管理规定，压实外卖平台、快递企业安全责任，督促其严格履行和落实员工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职责，降低行驶、充电等环节的安全隐患。
其次，对换电车型入市采取实质性的鼓励政策。对符合要求的换电车型，建议交通、交管等部门为其进目录、上牌等开启绿色通道，加快行政审批流程。同时，增加对超标车淘汰置换补贴，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私人购买换电车型，引导存量车型逐步置换为换电自行车。
第三，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试点推广电动自行车换电模式。在试点城市，打好政策、市场及推广“组合拳”，打击违法充电行为、专项补贴换电企业及居民换电行为等，打造全国标杆范本，加快换电模式普及应用。
业内专家告诉济南日报记者，充电柜占地面积小，具有安全性高、易推广等优点，属于服务群众、保障安全的民生业务，是解决充电安全隐患的有效途径。不过，该业务依然属于重资产投放，一个充电柜加上电池少说也得两三万元的投入，一旦大面积推广，投资总量也非常可观。同时，以什么方式进入居民区很关键。如果完全按照商业运作，电费按商业用电收取，场地租金也按市场来运作，最终会导致换电池的费用远高于市民心理预期，从而影响换电服务项目推广。
为此，专家建议应该把换电业务进社区当成民生项目来运作，物业部门免费提供场地，供电部门按居民用电来收取电费，商家通过让利降低换电池的费用，让“以换代充”模式在更多的居民区落地，彻底解决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https://t.cn/A66aXix2#
与此同时，附近小区居民张女士正费力地将电池提到八楼的家里充电。“电池全部充满需要七八个小时，我一般都是用不完就充，需要的时候随时提着走，听说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可我经常短途出行，不能确保每次都充满再走。另外，小区里一直宣传不让把电池拿到楼上充电，说是有安全隐患，但又没有合适的充电点，我也没有办法。”张女士听说有不少城市为居民小区引进充电柜，盼着自己居住的小区也能装上。
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的便利，正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建议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模式，解决电动自行车补能问题，可在高频使用领域做重点推广。不过，要想在济南各大居民区全面推广“以换代充”，还需要配套政策多多扶持。
济南已有商家试水“以换代充”
作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340万辆的省会城市，济南在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方面做过不少尝试，各种直充型充电桩、充电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商圈和居民社区。然而，庞大的充电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充电站“车满为患”，甚至成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以换代充”模式亟待推广。
济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南已有换电服务的相关企业正在部分高校和商业区进行相关尝试。以小哈换电为例，针对社区普遍存在的充电空间不足、充电效率低、充电不安全等问题，采用了智能换电柜和快速充电桩结合的方式，依托共享模式，为社区用户不同类型的充电需求提供针对性解决办法，做到新旧电动自行车普适、随到随充、随换随走。同时，通过全天24小时远程监控、烟雾报警和喷淋装置等智能化平台设置，可有效减少充电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小哈换电山东负责人刘守华告诉济南日报记者，他们在济南主要针对大学校园师生和外卖骑手两大电动自行车高使用群体推出换电服务，投放了200余台换电柜。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骑手通过小哈换电实现全天候送外卖，不用再因为电量不足而提前结束送餐业务。蓝色的小哈充电柜占地不过一平方米多一点，一人多高，并不会占用太多空间，配装了12块电池。该充电柜两个多小时就能将用户换下来的电池充满。目前，小哈换电适合大部分主流品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车型），并持续增加可用车型。
在长清大学城的不少高校里，小哈充电柜为骑电动自行车的师生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我们目前正和一所高校洽谈安装充电柜业务，高校后勤负责人承诺提供优惠，包括免场地租金、优惠收取电费等措施。据统计，仅这所高校里，就有6000多辆电动自行车，对换电需求强烈。我们前期准备给用户提供‘一分钱换电池’活动等优惠，让大家体验换电服务。”刘守华说，因为前期规划问题，小哈换电目前还没有进入济南各大居民区。不过，他们正在和相关部门以及社区物业沟通，寻找合作的契机和方案，争取让市民早日享受到“以换代充”的便利。
全面推广尚需政策扶持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需求在7亿次左右。外卖骑手等高频使用端需求与现有国标电池标准不符，部分骑手存在违规现象。骑手工作高峰期配送时效要求高，但现有新国标48伏电池续航难以支撑其工作需求。为此，部分企业和骑手存在违规使用60伏甚至72伏大电池的现象，易造成行车与补能的安全风险。除了外卖骑手等高频使用端，居民充电也存在安全隐患。对楼道充电、飞线充电、居家充电等违规充电行为，有关部门虽已加强监管，但依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配套建设了充电桩，以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该方式虽然可以降低室内充电造成的安全风险，但无法完全满足骑手、居民的补能需求，车辆电池品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对此，江浩然建议通过“以换代充”解决电动自行车补能问题。首先，出台专项政策治理违规电动自行车上路现象。针对快递、外卖等行业骑手使用超标车辆、大容量锂电池现象，制定专门的管理规定，压实外卖平台、快递企业安全责任，督促其严格履行和落实员工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职责，降低行驶、充电等环节的安全隐患。
其次，对换电车型入市采取实质性的鼓励政策。对符合要求的换电车型，建议交通、交管等部门为其进目录、上牌等开启绿色通道，加快行政审批流程。同时，增加对超标车淘汰置换补贴，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私人购买换电车型，引导存量车型逐步置换为换电自行车。
第三，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试点推广电动自行车换电模式。在试点城市，打好政策、市场及推广“组合拳”，打击违法充电行为、专项补贴换电企业及居民换电行为等，打造全国标杆范本，加快换电模式普及应用。
业内专家告诉济南日报记者，充电柜占地面积小，具有安全性高、易推广等优点，属于服务群众、保障安全的民生业务，是解决充电安全隐患的有效途径。不过，该业务依然属于重资产投放，一个充电柜加上电池少说也得两三万元的投入，一旦大面积推广，投资总量也非常可观。同时，以什么方式进入居民区很关键。如果完全按照商业运作，电费按商业用电收取，场地租金也按市场来运作，最终会导致换电池的费用远高于市民心理预期，从而影响换电服务项目推广。
为此，专家建议应该把换电业务进社区当成民生项目来运作，物业部门免费提供场地，供电部门按居民用电来收取电费，商家通过让利降低换电池的费用，让“以换代充”模式在更多的居民区落地，彻底解决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https://t.cn/A66aXix2#
【【这些人 这座城】他是清华学霸、行业领军者，他的“天津缘分”说来就来……】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
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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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
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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