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生产布局是如何变迁的？
中国是世界茶的发源地，是茶叶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茶产业是我国诸多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成为许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
随着各茶叶主产省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成本、效益和技术的差异逐渐扩大，茶叶生产正在向优势区域集中，生产布局也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东茶西进”的发展趋势。
茶叶的生产变迁是由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导致。
因此，厘清这一时段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特征、规律与动因，有助于针对我国茶叶生产“东茶西进”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的实际问题，从供给侧层面入手因地施策，优化调整全国茶叶生产布局的结构，实现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农业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利用1993—2018年全国茶叶主产省数据，系统阐述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特征与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供给侧方面提供科学合理的发展建议。
一、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茶叶生产的区域范围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江北、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对于茶叶生产而言，不同产区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构成茶叶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
根据农业生产经济学理论，所有的农业生产过程都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彼此交错、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
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市场环境、文化因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因素变化造成茶叶生产比较优势的变动，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拥有充分的生产决策权，其生产行为的调整会自发地表现出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趋势，茶叶生产就会向优势地区转移，最终影响茶叶生产布局的变迁。
本研究基于农业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经济人”假说确定了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一：自然资源禀赋越充足的地区，茶园种植面积越大。
假说二：非农就业机会与茶园种植面积成负相关，茶叶与其他农作物经济效益比与茶园种植面积成正相关。
假说三：茶叶的市场需求与茶园的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假说四：茶叶区域公用价值越高，茶园的种植面积会更多。
假说五：单产与茶园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假说六：扶持政策与茶园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三、1993—2018年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特征
茶叶生产布局时间上变迁特征:
1993—2018年，中国茶产业在生产规模上急剧扩张。且茶叶单产的变化趋势和速度（茶叶产量/采摘面积）与茶园种植面积、茶叶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不一致，这与茶树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更新等其他因素有关。
茶叶生产重心变迁特征：
1993年茶园种植面积重心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2018年重心迁移至湖南省益阳市保靖县，重心向西北偏移了253.75 km。中国茶园种植面积重心东西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向移动距离，说明中国东西方向上的茶园种植面积变化较大。
2000—2009年，中国西部的茶园种植面积发展迅速，增长幅度高于东部地区。从重心移动距离来看，2000—2009年期间和2009—2018年期间变化最为明显，向西偏南移动距离都在100 km以上，说明西南茶区的茶叶产量增长幅度较快。
四、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01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指的是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山地丘陵面积比例、土壤类型等。其中，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土壤类型和山地面积占比所构成的自然资源禀赋系数与茶园种植面积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对光、热、水、土、气等自然条件等依赖较强，地区间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必然会对农作物对生产布局产生影响，并随着气候变化而变迁。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低的地区无法大面积种植茶树，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而自然资源禀赋系数越高的地区，拥有山地丘陵面积越多的地方，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土壤适宜的地方，其茶园种植的规模就大。
02
非农就业机会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里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农业流向了非农产业，严重影响农民从事农作物生产种植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
03
茶叶与其他农作物经济收益比
“经济人”假设和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决定了茶农在选择茶园种植生产时，会权衡考虑茶叶生产和其他农作物种植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茶叶的自然资源禀赋、生产成本、市场价格、技术水平、规模等综合考量而定，从而影响各地茶园种植面积的变化。
04
市场环境
根据生产者行为理论，茶叶的市场价格、人均茶叶消费量和茶叶出口量等因素都会影响茶叶生产的最终收益，从而决定茶农的生产行为，是茶园种植面积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茶叶市场价格的变化对茶叶的生产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05
其他
此外，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茶叶单产水平以及茶产业政策扶持等因素也是关键模型变量之一。
其中，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对茶园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但后续研究还需改进提升。茶叶单产水平在模型中对茶园种植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茶产业政策扶持也会促进茶区茶园种植面积的扩张。
总体上来说，自然资源、科技进步是茶叶生产布局变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茶叶生产布局变动的制约条件；茶叶生产布局变化的决定性条件是消费需求和社会经济因素；品牌建设和政策扶持对于当前的茶产业发展也是重要的补充因素。
基于此，笔者建议因地制宜，根据各地茶叶生产比较优势和显著影响因子优化茶叶生产区域布局；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合理规划茶园种植面积，保持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和应用，提高茶叶单产水平；利用茶叶生产区际交互影响，实现茶产业整体效益提升，并提出相关具体政策建议。
https://t.cn/A6a53M6N
来源：中国茶叶学会
中国是世界茶的发源地，是茶叶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茶产业是我国诸多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成为许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
随着各茶叶主产省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成本、效益和技术的差异逐渐扩大，茶叶生产正在向优势区域集中，生产布局也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东茶西进”的发展趋势。
茶叶的生产变迁是由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导致。
因此，厘清这一时段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特征、规律与动因，有助于针对我国茶叶生产“东茶西进”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的实际问题，从供给侧层面入手因地施策，优化调整全国茶叶生产布局的结构，实现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农业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利用1993—2018年全国茶叶主产省数据，系统阐述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特征与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供给侧方面提供科学合理的发展建议。
一、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茶叶生产的区域范围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江北、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对于茶叶生产而言，不同产区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构成茶叶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
根据农业生产经济学理论，所有的农业生产过程都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彼此交错、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
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市场环境、文化因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因素变化造成茶叶生产比较优势的变动，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拥有充分的生产决策权，其生产行为的调整会自发地表现出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趋势，茶叶生产就会向优势地区转移，最终影响茶叶生产布局的变迁。
本研究基于农业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经济人”假说确定了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一：自然资源禀赋越充足的地区，茶园种植面积越大。
假说二：非农就业机会与茶园种植面积成负相关，茶叶与其他农作物经济效益比与茶园种植面积成正相关。
假说三：茶叶的市场需求与茶园的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假说四：茶叶区域公用价值越高，茶园的种植面积会更多。
假说五：单产与茶园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假说六：扶持政策与茶园种植面积呈正相关。
三、1993—2018年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变迁特征
茶叶生产布局时间上变迁特征:
1993—2018年，中国茶产业在生产规模上急剧扩张。且茶叶单产的变化趋势和速度（茶叶产量/采摘面积）与茶园种植面积、茶叶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不一致，这与茶树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更新等其他因素有关。
茶叶生产重心变迁特征：
1993年茶园种植面积重心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2018年重心迁移至湖南省益阳市保靖县，重心向西北偏移了253.75 km。中国茶园种植面积重心东西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向移动距离，说明中国东西方向上的茶园种植面积变化较大。
2000—2009年，中国西部的茶园种植面积发展迅速，增长幅度高于东部地区。从重心移动距离来看，2000—2009年期间和2009—2018年期间变化最为明显，向西偏南移动距离都在100 km以上，说明西南茶区的茶叶产量增长幅度较快。
四、中国茶叶生产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01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指的是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山地丘陵面积比例、土壤类型等。其中，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土壤类型和山地面积占比所构成的自然资源禀赋系数与茶园种植面积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对光、热、水、土、气等自然条件等依赖较强，地区间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必然会对农作物对生产布局产生影响，并随着气候变化而变迁。
自然资源禀赋系数低的地区无法大面积种植茶树，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而自然资源禀赋系数越高的地区，拥有山地丘陵面积越多的地方，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土壤适宜的地方，其茶园种植的规模就大。
02
非农就业机会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里就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农业流向了非农产业，严重影响农民从事农作物生产种植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
03
茶叶与其他农作物经济收益比
“经济人”假设和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决定了茶农在选择茶园种植生产时，会权衡考虑茶叶生产和其他农作物种植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茶叶的自然资源禀赋、生产成本、市场价格、技术水平、规模等综合考量而定，从而影响各地茶园种植面积的变化。
04
市场环境
根据生产者行为理论，茶叶的市场价格、人均茶叶消费量和茶叶出口量等因素都会影响茶叶生产的最终收益，从而决定茶农的生产行为，是茶园种植面积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茶叶市场价格的变化对茶叶的生产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05
其他
此外，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茶叶单产水平以及茶产业政策扶持等因素也是关键模型变量之一。
其中，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对茶园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但后续研究还需改进提升。茶叶单产水平在模型中对茶园种植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茶产业政策扶持也会促进茶区茶园种植面积的扩张。
总体上来说，自然资源、科技进步是茶叶生产布局变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茶叶生产布局变动的制约条件；茶叶生产布局变化的决定性条件是消费需求和社会经济因素；品牌建设和政策扶持对于当前的茶产业发展也是重要的补充因素。
基于此，笔者建议因地制宜，根据各地茶叶生产比较优势和显著影响因子优化茶叶生产区域布局；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合理规划茶园种植面积，保持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和应用，提高茶叶单产水平；利用茶叶生产区际交互影响，实现茶产业整体效益提升，并提出相关具体政策建议。
https://t.cn/A6a53M6N
来源：中国茶叶学会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美計劃G7峰會宣布基礎設施倡議，美媒：不該照搬中國“一帶一路”，美國基建還不夠格！】
劍指中國，美國官員正在預熱他們計劃在七國集團（G7）峰會上宣佈啟動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的G7峰會上，拜登政府同樣將矛頭指向中國，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之後卻進展寥寥，與承諾投入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美國不應該照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6月22日，新倡議啟動前夕，看到前車之鑒的美媒“潑冷水”道。文章指出了美國基建能力與中國的巨大差距，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論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
據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6月22日報導，近十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束手無策。這是一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中國通過該項目在世界各地資助和建造橋樑、港口、發電廠、鐵路、隧道和5G無線網路。
美媒稱，這項倡議不僅擴大了中國的足跡，而且從字面意義上說，也讓全球領導人受惠：中國的銀行為這些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這種模式通過將貸款與合同掛鉤，使中國企業受益。
2021年6月，在英國舉辦的G7會議上，美國總統拜登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倡議，被認為是對“一帶一路”回應。
拜登承諾，這將有助於“滿足中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並特別關注應對氣候、數字基礎設施、性別平等和健康問題。他幾乎沒有透露B3W計劃的具體細節，但它被明確定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替代方案。
文章指出，然而從那時起，B3W就毫無進展。隨著一項名為“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美國國內立法提案受挫，B3W（重建更美好世界）這個名字也報廢了。拜登政府如今正忙著推廣“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
期間，B3W在2022年春天宣佈了一些項目。“數字連接和網路安全夥伴關係”今年將向美國政府提供345萬美元，用於資助數字金融和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小型太陽能供應商已經可以獲得一項230萬美元津貼；如果國會同意，拜登政府將在五年內向世界銀行信託基金提供5000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兒童保育服務。
這些花費當然是值得的，但也反映出，在拜登宣佈B3W計劃大約一年後，他政府對全球基礎設施翻新工作的承諾加起來只有微不足道的600萬美元。即使國會再撥款5000萬美元，這也與拜登在最初聲明中承諾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外交事務》語帶嘲諷地指出，B3W這種糟糕的表現算不上重大損失，因為美國想要借它與中國競爭發展中世界，本就錯了。
眾所周知，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很糟糕，所以它想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的項目一開始就說不通。
使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僅僅是項目規模。
一方面，中國更擅長建造，這不僅是在國內，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在世界銀行等主要基礎設施貸款機構的採購競爭中，中國企業處於主導地位。2020年，他們在國外贏得了價值23億美元的世界銀行出資建設基礎設施合同，相比之下，美國拿到的合同價值2700萬美元。在20家全球最大建築承包商中，中國有14家，歐洲有6家，美國一家都沒有。
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推出B3W時，官員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其描述為“與中國展開正面較量”。毫無疑問，他們擔心這一全球倡議被僅僅視為防禦性行動。而且，一名官員在去年宣佈B3W時聲稱，“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供一種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標準和經營方式的積極替代方案。”
在美國長期炒作“中方提供政府補貼，獲得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外交事務》宣稱，B3W最嚴重的缺陷在於，它似乎正是基於美國政府一直在“譴責”中國的模式。美國國際開發署花費其大部分資源，從美國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兩黨創新法案”也是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行業補貼，以提高美國半導體產量。
而且，美國的盟友英國也在效仿，或許其他G7成員國也會緊隨其後。歐盟已經在想辦法，向計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歐洲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美國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在指出中美的基建差距後，《外交事務》試圖給拜登政府支招。
它稱，應該扮演領導角色，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帶來可持續基礎設施的顯然不是白宮，而是距離白宮僅三個街區的世界銀行。這些活動最好留給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多邊經濟機構，包括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拜登政府不應追求與發展中國家達成一項又一項的雙邊基礎設施協議，而應專注於通過這些多邊機構提供更多援助資金。
文章認為，在人力資本方面，美國可以、應該發揮帶頭作用，再次向學生和學者敞開大門。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受到全世界羡慕，它培養了幾乎每個國家的商業和政治領袖。如果政府真的想與中國展開雙邊全球發展競爭，美國應該發揮自己高等教育體系等方面的優勢。它應該培養下一代全球領袖，而不是追趕中國建築公司；不是靠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而是安娜堡的大學城。
然而，近年來，美國政府忽視了公共研究預算，還減少了進入美國學校的外國學生人數。這一風向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但拜登總統在改變現狀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美媒評價說。
17日，對於美國計劃在即將召開的G7峰會上宣佈一項新的基礎設施倡議，該倡議似乎意在制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表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各國通力合作，相互支援、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對抗、相互替代。美方有關倡議無視各國希望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普遍願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動分裂對抗，這不得人心。
中方認為，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空間廣闊，各類相關倡議不存在相互抗衡或者是彼此取代的問題。世界需要的是搭橋而不是拆橋，是互聯互通而不是脫鉤築牆，是互利共贏而不是封閉排他。中方歡迎一切有助於彙聚合力、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任何打著基礎設施建設旗號、推進地緣政治的算計都不受歡迎，也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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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指中國，美國官員正在預熱他們計劃在七國集團（G7）峰會上宣佈啟動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的G7峰會上，拜登政府同樣將矛頭指向中國，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之後卻進展寥寥，與承諾投入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美國不應該照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6月22日，新倡議啟動前夕，看到前車之鑒的美媒“潑冷水”道。文章指出了美國基建能力與中國的巨大差距，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論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
據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6月22日報導，近十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束手無策。這是一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中國通過該項目在世界各地資助和建造橋樑、港口、發電廠、鐵路、隧道和5G無線網路。
美媒稱，這項倡議不僅擴大了中國的足跡，而且從字面意義上說，也讓全球領導人受惠：中國的銀行為這些基礎設施提供了資金。這種模式通過將貸款與合同掛鉤，使中國企業受益。
2021年6月，在英國舉辦的G7會議上，美國總統拜登發起過一項“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倡議，被認為是對“一帶一路”回應。
拜登承諾，這將有助於“滿足中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並特別關注應對氣候、數字基礎設施、性別平等和健康問題。他幾乎沒有透露B3W計劃的具體細節，但它被明確定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替代方案。
文章指出，然而從那時起，B3W就毫無進展。隨著一項名為“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美國國內立法提案受挫，B3W（重建更美好世界）這個名字也報廢了。拜登政府如今正忙著推廣“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
期間，B3W在2022年春天宣佈了一些項目。“數字連接和網路安全夥伴關係”今年將向美國政府提供345萬美元，用於資助數字金融和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小型太陽能供應商已經可以獲得一項230萬美元津貼；如果國會同意，拜登政府將在五年內向世界銀行信託基金提供5000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兒童保育服務。
這些花費當然是值得的，但也反映出，在拜登宣佈B3W計劃大約一年後，他政府對全球基礎設施翻新工作的承諾加起來只有微不足道的600萬美元。即使國會再撥款5000萬美元，這也與拜登在最初聲明中承諾的數十億美元相去甚遠。
《外交事務》語帶嘲諷地指出，B3W這種糟糕的表現算不上重大損失，因為美國想要借它與中國競爭發展中世界，本就錯了。
眾所周知，美國在投資和維護自己的實體基礎設施方面很糟糕，所以它想去海外建設基礎設施的項目一開始就說不通。
使美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僅僅是項目規模。
一方面，中國更擅長建造，這不僅是在國內，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在世界銀行等主要基礎設施貸款機構的採購競爭中，中國企業處於主導地位。2020年，他們在國外贏得了價值23億美元的世界銀行出資建設基礎設施合同，相比之下，美國拿到的合同價值2700萬美元。在20家全球最大建築承包商中，中國有14家，歐洲有6家，美國一家都沒有。
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推出B3W時，官員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其描述為“與中國展開正面較量”。毫無疑問，他們擔心這一全球倡議被僅僅視為防禦性行動。而且，一名官員在去年宣佈B3W時聲稱，“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供一種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標準和經營方式的積極替代方案。”
在美國長期炒作“中方提供政府補貼，獲得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外交事務》宣稱，B3W最嚴重的缺陷在於，它似乎正是基於美國政府一直在“譴責”中國的模式。美國國際開發署花費其大部分資源，從美國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兩黨創新法案”也是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行業補貼，以提高美國半導體產量。
而且，美國的盟友英國也在效仿，或許其他G7成員國也會緊隨其後。歐盟已經在想辦法，向計劃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歐洲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美國不應試圖在中國的遊戲裡打敗中國。”在指出中美的基建差距後，《外交事務》試圖給拜登政府支招。
它稱，應該扮演領導角色，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帶來可持續基礎設施的顯然不是白宮，而是距離白宮僅三個街區的世界銀行。這些活動最好留給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多邊經濟機構，包括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拜登政府不應追求與發展中國家達成一項又一項的雙邊基礎設施協議，而應專注於通過這些多邊機構提供更多援助資金。
文章認為，在人力資本方面，美國可以、應該發揮帶頭作用，再次向學生和學者敞開大門。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受到全世界羡慕，它培養了幾乎每個國家的商業和政治領袖。如果政府真的想與中國展開雙邊全球發展競爭，美國應該發揮自己高等教育體系等方面的優勢。它應該培養下一代全球領袖，而不是追趕中國建築公司；不是靠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而是安娜堡的大學城。
然而，近年來，美國政府忽視了公共研究預算，還減少了進入美國學校的外國學生人數。這一風向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但拜登總統在改變現狀方面做得不夠。“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美媒評價說。
17日，對於美國計劃在即將召開的G7峰會上宣佈一項新的基礎設施倡議，該倡議似乎意在制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表示，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各國通力合作，相互支援、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對抗、相互替代。美方有關倡議無視各國希望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普遍願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動分裂對抗，這不得人心。
中方認為，全球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空間廣闊，各類相關倡議不存在相互抗衡或者是彼此取代的問題。世界需要的是搭橋而不是拆橋，是互聯互通而不是脫鉤築牆，是互利共贏而不是封閉排他。中方歡迎一切有助於彙聚合力、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任何打著基礎設施建設旗號、推進地緣政治的算計都不受歡迎，也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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