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 陈治衡：促进发展与化解风险并举，中国优化房地产行业管理】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对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结合最近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数据来看，5年期以上LPR为4.6%，按照《通知》规定测算，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将不低于4.4%，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维持不变，下限仍为5.2%。《通知》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刚需购房人群的购房成本，体现出中国对房地产行业管理的进一步深化。
近期，中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导向立场鲜明、松紧有度。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央行、银保监会等多家监管部门同样继续秉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监督管理。这相当于是给房地产行业划定发展边界，不仅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发展，更符合经济社会需求，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政策要求“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是以经济现状为基础，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了更多政策监管空间。从年初至今，全国多地已推出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多条政策，主要涉及优化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降低限售年限、为房企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利好政策。而且，政策调控涉及的城市由外围三四线城市逐步覆盖至二线城市，“因城施策”的特点也愈加明显。
房地产行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相当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房地产行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6.78%，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重约为27.78%。2021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额累计达18.19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上中下游又分出水泥、建材、家电等多个细分行业。
与此同时，由于行业的高杠杆、高负债特点，出于中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考虑，中国要求房地产行业监管必须有严格标准。5月4日，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及深交所同时发声，落实金融支持稳经济工作措施，其中重点提及房地产金融措施，重点强调要“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及时优化房地产信贷政策，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从数据上看，截至2020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为80.68%，这成了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资产包袱，更不利于金融信贷的健康发展。由此，监管层对房企融资设置了“三条红线”。自“三条红线”实施以来，负债水平有所下降，但房企平均负债率仍然较高，债务“暴雷”的潜在风险依旧是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从房企融资来源的结构来看，除了银行信贷、自筹资金外，个人按揭贷款也是房企融资重要的来源之一。2021年，房企通过个人按揭贷款获得的资金规模为3.24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规模给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带来严重的挤压效应。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未消散、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作为带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被房企融资挤占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化解。同时，债务违约的情况也值得高度警惕。这对监管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期，银保监会指出要“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首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人群个人住房贷款还款计划”，这正是化解消费挤压现状的积极措施。同时，“要区分项目风险与企业集团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这也是防范债务违约风险的应对之策。当下，则是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持续不断地深入落实，才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继续发挥资本市场对于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房企盘活资产、化解债务问题是当下的重点任务之一。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发行基础设施REITs的新要求。会议要求，“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盘活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以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和扩大有效投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此外，证监会也提出，要积极支持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拓宽基础设施REITs试点范围。从项目端看，截至4月30日，中国资本市场中共有12只公募REITs上市，募资规模达458亿元。从投资端看，已上市12只公募REITs在二级市场涨势良好，平均涨幅超过20%，多只公募REITs进行分红派息，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总的来说，立场鲜明、松紧有度的政策导向更利于把控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利于行业的健康前行。具体来说，首先，有必要实现严监管与宽监管之间的均衡，及时防范化解房企的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及时性，不仅能够营造出良好的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更利于形成优质的全国资金融通大市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应以“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为经济动力发力点，加强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活市场活力，促进消费“马车”继续发力，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者陈治衡系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
近期，中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导向立场鲜明、松紧有度。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央行、银保监会等多家监管部门同样继续秉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监督管理。这相当于是给房地产行业划定发展边界，不仅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发展，更符合经济社会需求，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政策要求“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是以经济现状为基础，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了更多政策监管空间。从年初至今，全国多地已推出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多条政策，主要涉及优化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降低限售年限、为房企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利好政策。而且，政策调控涉及的城市由外围三四线城市逐步覆盖至二线城市，“因城施策”的特点也愈加明显。
房地产行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相当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房地产行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6.78%，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重约为27.78%。2021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额累计达18.19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上中下游又分出水泥、建材、家电等多个细分行业。
与此同时，由于行业的高杠杆、高负债特点，出于中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考虑，中国要求房地产行业监管必须有严格标准。5月4日，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及深交所同时发声，落实金融支持稳经济工作措施，其中重点提及房地产金融措施，重点强调要“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及时优化房地产信贷政策，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从数据上看，截至2020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为80.68%，这成了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资产包袱，更不利于金融信贷的健康发展。由此，监管层对房企融资设置了“三条红线”。自“三条红线”实施以来，负债水平有所下降，但房企平均负债率仍然较高，债务“暴雷”的潜在风险依旧是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从房企融资来源的结构来看，除了银行信贷、自筹资金外，个人按揭贷款也是房企融资重要的来源之一。2021年，房企通过个人按揭贷款获得的资金规模为3.24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规模给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带来严重的挤压效应。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未消散、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作为带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被房企融资挤占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化解。同时，债务违约的情况也值得高度警惕。这对监管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期，银保监会指出要“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首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人群个人住房贷款还款计划”，这正是化解消费挤压现状的积极措施。同时，“要区分项目风险与企业集团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这也是防范债务违约风险的应对之策。当下，则是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持续不断地深入落实，才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继续发挥资本市场对于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房企盘活资产、化解债务问题是当下的重点任务之一。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发行基础设施REITs的新要求。会议要求，“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盘活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以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和扩大有效投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此外，证监会也提出，要积极支持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拓宽基础设施REITs试点范围。从项目端看，截至4月30日，中国资本市场中共有12只公募REITs上市，募资规模达458亿元。从投资端看，已上市12只公募REITs在二级市场涨势良好，平均涨幅超过20%，多只公募REITs进行分红派息，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总的来说，立场鲜明、松紧有度的政策导向更利于把控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利于行业的健康前行。具体来说，首先，有必要实现严监管与宽监管之间的均衡，及时防范化解房企的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及时性，不仅能够营造出良好的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更利于形成优质的全国资金融通大市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应以“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为经济动力发力点，加强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活市场活力，促进消费“马车”继续发力，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者陈治衡系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
【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体制改革拉升公办园占比】“到2025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这是《“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也是继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后，又一次强调这一发展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办园转制，或被“断奶”，或被推向市场，导致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大幅缩减。
2010年以来，我国坚持政府主导发展公益普惠学前教育，承担着“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主渠道作用的公办园，通过各地持续的新建改扩建，慢慢“恢复元气”。
目前，很多地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已经超过50%，成果来之不易，尤其对于那些曾经民办园“主打天下”的地区。他们运用改革的智慧，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挣脱人、财、地的束缚，探索公办资源供给新模式，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占比。
扩资源，公办性质园也姓“公”
近几年，各地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园渐渐多了起来。
去年，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公办园体制机制，探索国企“投融建营”一体化举办新模式。此举打破了政府统揽包办公办园的传统做法，推动了学前教育多元化供给。
无独有偶。作为厦门市未来的“浦东”，翔安区过去学前教育比较薄弱，公办园不多。为突破制约翔安教育发展的机构设置和师资编制瓶颈，探索办园新模式，翔安教育集团在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
“集团是一个事业性质的单位，办的园属于公办性质园，财政给予兜底，让集团可以一心一意办学。”翔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吴启建说，目前，集团已经拥有18所幼儿园，他的目标是办三四十所。
公办性质园，通常是指除教育行政部门外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集体等，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经费举办的幼儿园。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新时期适时、突破性地明确了公办性质园也是公办园的性质定位。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在公办园的概念界定中包含了公办性质园，并且建立了生均拨款机制。比如，湖南省明确提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军队、城镇街道、农村集体举办的幼儿园，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全部用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过去几年来，不少地区都积极鼓励支持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性质园，此举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破束缚，多种形式发展公办园
2020年底，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公办园建设成绩单：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从2018年底的不到4%跃升至50%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89%。
过去，由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深圳学前教育民办“主打天下”。为提高公办园占比，2018年，深圳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公办园建设，并将其登记为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源于深圳的一项改革。近年来，深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破由政府部门举办事业单位的束缚，大力引导、创新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新型公办园亦属于此列。
这种新型事业单位不定级别、不定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用人，兼具事业单位之名和公益属性之实，可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更加市场化的管理运行模式。
实际上，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也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登记办法》）完成事业单位登记”。
该《登记办法》是中央编办2015年12月印发的，其中明确说明其“适用于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事业单位设立登记”。
曾经同样是民办园“占大头”的温州，为了完成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0%的目标，也采用了多种方式设立各种公办园。
在争取尽量多地审批设立新建公办园的同时，温州探索登记设立公办园。具体来说，就是把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园和其他国有（村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登记设立为公办园。温州市瓯海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登记设立公办园试点区域，2021年公办园覆盖率达到了51.03%。
与此同时，温州也尝试设立新型公办园，以“民中选优”为目标，制定“办园性质、办园水平、收费标准、师资队伍”四方面认定标准，由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对自愿报名的民办园进行审核、考察、评审、认定，转设为新型公办园，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温州市平阳县去年创办了7所新型公办园，使公办园覆盖率提升了13.59个百分点。
为突破人力、财力、土地的瓶颈，温州部分区县还因地制宜采取委托给民办教育集团管理、举办租赁式公办园等方式，加快发展公办园。
虽然登记设立公办园，突破了机构设置瓶颈和编制不足的难题，使公办园占比有力提升，但也有学者担心，在“编制情结”影响下，此举或将削弱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强监管，建立有力的保障机制
北京市朝阳区朝花幼儿园是2013年成立的公办普惠的集团化幼儿园，是朝阳区教委为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由其直属事业单位举办而成，目前已拥有28所分园。
办园主体姓“公”，但又不同于全额拨款的教办园，朝花幼儿园自创办伊始就肩负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使命。“我们大胆破除了编制对师资招聘数量的束缚，借助市场机制提高教师待遇，实现了人才资源效用最大化。”朝花幼儿园理事长邹国祥说，市级和区级财政都给予集团经费补助，让集团可以放开手脚开拓创新。
普惠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北京，无论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园，都按“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标准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各区在市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级层面的配套补助。
目前，对于公办性质园，全国有不少地区都在尝试理顺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明确其与公办园享有同等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有的地区还运用了多种财政专项补助。当地政府在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监管，确保其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吴启建看来，翔安教育集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管理参照省级示范园标准，但又不同于公办，是企业化管理，有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力度较大。”
据了解，翔安区政府采用“以学位定事务”“以事务定经费”的原则，按不低于公办园的标准向集团购买服务，并建立了教育部门“管”、教育集团“办”、第三方“评”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公办性质园资源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近年来，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公办性质园教师编制紧缺、待遇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制定公办园编制标准将部分公办性质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使部分教师有了“人头费”；另一方面，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教师待遇和短缺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着力研究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园落实落地的政策，核心是聚焦出台保障各类公办性质园与教办园享有同等公办属性和地位的政策举措。如此，才能增强公办性质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组织来举办，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加入。#教育# #学前教育# #幼儿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办园转制，或被“断奶”，或被推向市场，导致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大幅缩减。
2010年以来，我国坚持政府主导发展公益普惠学前教育，承担着“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主渠道作用的公办园，通过各地持续的新建改扩建，慢慢“恢复元气”。
目前，很多地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已经超过50%，成果来之不易，尤其对于那些曾经民办园“主打天下”的地区。他们运用改革的智慧，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挣脱人、财、地的束缚，探索公办资源供给新模式，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占比。
扩资源，公办性质园也姓“公”
近几年，各地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园渐渐多了起来。
去年，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公办园体制机制，探索国企“投融建营”一体化举办新模式。此举打破了政府统揽包办公办园的传统做法，推动了学前教育多元化供给。
无独有偶。作为厦门市未来的“浦东”，翔安区过去学前教育比较薄弱，公办园不多。为突破制约翔安教育发展的机构设置和师资编制瓶颈，探索办园新模式，翔安教育集团在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
“集团是一个事业性质的单位，办的园属于公办性质园，财政给予兜底，让集团可以一心一意办学。”翔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吴启建说，目前，集团已经拥有18所幼儿园，他的目标是办三四十所。
公办性质园，通常是指除教育行政部门外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集体等，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经费举办的幼儿园。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新时期适时、突破性地明确了公办性质园也是公办园的性质定位。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在公办园的概念界定中包含了公办性质园，并且建立了生均拨款机制。比如，湖南省明确提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军队、城镇街道、农村集体举办的幼儿园，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全部用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过去几年来，不少地区都积极鼓励支持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性质园，此举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破束缚，多种形式发展公办园
2020年底，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公办园建设成绩单：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从2018年底的不到4%跃升至50%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89%。
过去，由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深圳学前教育民办“主打天下”。为提高公办园占比，2018年，深圳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公办园建设，并将其登记为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源于深圳的一项改革。近年来，深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破由政府部门举办事业单位的束缚，大力引导、创新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新型公办园亦属于此列。
这种新型事业单位不定级别、不定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用人，兼具事业单位之名和公益属性之实，可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更加市场化的管理运行模式。
实际上，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也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登记办法》）完成事业单位登记”。
该《登记办法》是中央编办2015年12月印发的，其中明确说明其“适用于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事业单位设立登记”。
曾经同样是民办园“占大头”的温州，为了完成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0%的目标，也采用了多种方式设立各种公办园。
在争取尽量多地审批设立新建公办园的同时，温州探索登记设立公办园。具体来说，就是把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园和其他国有（村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登记设立为公办园。温州市瓯海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登记设立公办园试点区域，2021年公办园覆盖率达到了51.03%。
与此同时，温州也尝试设立新型公办园，以“民中选优”为目标，制定“办园性质、办园水平、收费标准、师资队伍”四方面认定标准，由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对自愿报名的民办园进行审核、考察、评审、认定，转设为新型公办园，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温州市平阳县去年创办了7所新型公办园，使公办园覆盖率提升了13.59个百分点。
为突破人力、财力、土地的瓶颈，温州部分区县还因地制宜采取委托给民办教育集团管理、举办租赁式公办园等方式，加快发展公办园。
虽然登记设立公办园，突破了机构设置瓶颈和编制不足的难题，使公办园占比有力提升，但也有学者担心，在“编制情结”影响下，此举或将削弱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强监管，建立有力的保障机制
北京市朝阳区朝花幼儿园是2013年成立的公办普惠的集团化幼儿园，是朝阳区教委为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由其直属事业单位举办而成，目前已拥有28所分园。
办园主体姓“公”，但又不同于全额拨款的教办园，朝花幼儿园自创办伊始就肩负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使命。“我们大胆破除了编制对师资招聘数量的束缚，借助市场机制提高教师待遇，实现了人才资源效用最大化。”朝花幼儿园理事长邹国祥说，市级和区级财政都给予集团经费补助，让集团可以放开手脚开拓创新。
普惠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北京，无论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园，都按“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标准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各区在市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级层面的配套补助。
目前，对于公办性质园，全国有不少地区都在尝试理顺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明确其与公办园享有同等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有的地区还运用了多种财政专项补助。当地政府在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监管，确保其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吴启建看来，翔安教育集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管理参照省级示范园标准，但又不同于公办，是企业化管理，有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力度较大。”
据了解，翔安区政府采用“以学位定事务”“以事务定经费”的原则，按不低于公办园的标准向集团购买服务，并建立了教育部门“管”、教育集团“办”、第三方“评”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公办性质园资源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近年来，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公办性质园教师编制紧缺、待遇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制定公办园编制标准将部分公办性质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使部分教师有了“人头费”；另一方面，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教师待遇和短缺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着力研究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园落实落地的政策，核心是聚焦出台保障各类公办性质园与教办园享有同等公办属性和地位的政策举措。如此，才能增强公办性质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组织来举办，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加入。#教育# #学前教育# #幼儿园#
小学时候就在日记本里写：
等我长大希望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能养一只可爱的修勾、找一个身高180以上➕全给我➕无底线纵容我[笑cry]的老公♂️我们一起做饭、养修勾、打理花
感谢上天眷顾[兔子]心愿全部实现[哇]
最近我彻底忘记即将结婚一周年了，小助理提前半个多月自己在小上找餐厅、看礼物仪式感爆棚的boy[男孩儿][女孩儿]
等我长大希望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能养一只可爱的修勾、找一个身高180以上➕全给我➕无底线纵容我[笑cry]的老公♂️我们一起做饭、养修勾、打理花
感谢上天眷顾[兔子]心愿全部实现[哇]
最近我彻底忘记即将结婚一周年了，小助理提前半个多月自己在小上找餐厅、看礼物仪式感爆棚的boy[男孩儿][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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