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月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24号）不远。”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文字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4页。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月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24号）不远。”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文字节选自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4页。
亲爱的：
我不知道你是谁，或许正如你不知道我是谁一样，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我仍然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彼此相遇。
很高兴你能看到我留给你这段话。很多时候，在寻找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很怀疑，是否还有遇上另一半的机会。命运常常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看透一路的风景，才学会选择。也许这一路走来，我们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我从来不为那些经历和过往而感觉到难过，并且还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生命里的赐予，让我一路成长、蜕变，成全生命里的每个必然，最后变成……你想要的模样。
亲爱的，我并不完美。我曾经是一个努力想做到尽善尽美的人，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或许存在很多苛求，对他人、更多的对自己，给自己设定很多标准。然而生活告诉我，那些标准从来都是不作数的，所有的设想只是设想而已，遭遇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让自己得到快乐。成长，我渐渐明白一些道理，开始学会遵照内心的感动而生活。我庆幸自己渐渐地拥有这些感知能力，一如生命走向丰美。当然，现实很多情况并不一定都能如愿，我力求坦然。
关于你以及我们的未来，我曾经有过很多憧憬。我爱生活，以及一切可让它甜蜜和丰富起来的细节；我爱晨光里凝结在露台花草枝叶上的露珠；我爱在辛劳晚归时，拐过街角就能看见熟悉的窗口，有一盏为自己不眠的灯；我爱那些文字记述下来的甜蜜与关切，隔着长长的时空间距，反复回味；我爱食物的温暖，并且乐意和你一起快乐地分享。你应该明白，我是那么珍惜与你相处的时光。
我知道我们也许无法避免争吵，像很多相爱的人一样。因为爱得太过浓烈，所以出语总是特别伤人。然我深信，我们那些“过去”，会在这个时候拯救我们。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克制和冷静，在可能互相伤害的时候，想到我们曾经一起的美好，适时放下自尊，彼此为对方搭一个台阶，给一个宽容的拥抱。
我相信我们一定拥有美好的未来，但我亲爱的，你现在哪里？ https://t.cn/RyhEgAJ
我不知道你是谁，或许正如你不知道我是谁一样，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我仍然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彼此相遇。
很高兴你能看到我留给你这段话。很多时候，在寻找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很怀疑，是否还有遇上另一半的机会。命运常常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看透一路的风景，才学会选择。也许这一路走来，我们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我从来不为那些经历和过往而感觉到难过，并且还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生命里的赐予，让我一路成长、蜕变，成全生命里的每个必然，最后变成……你想要的模样。
亲爱的，我并不完美。我曾经是一个努力想做到尽善尽美的人，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或许存在很多苛求，对他人、更多的对自己，给自己设定很多标准。然而生活告诉我，那些标准从来都是不作数的，所有的设想只是设想而已，遭遇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让自己得到快乐。成长，我渐渐明白一些道理，开始学会遵照内心的感动而生活。我庆幸自己渐渐地拥有这些感知能力，一如生命走向丰美。当然，现实很多情况并不一定都能如愿，我力求坦然。
关于你以及我们的未来，我曾经有过很多憧憬。我爱生活，以及一切可让它甜蜜和丰富起来的细节；我爱晨光里凝结在露台花草枝叶上的露珠；我爱在辛劳晚归时，拐过街角就能看见熟悉的窗口，有一盏为自己不眠的灯；我爱那些文字记述下来的甜蜜与关切，隔着长长的时空间距，反复回味；我爱食物的温暖，并且乐意和你一起快乐地分享。你应该明白，我是那么珍惜与你相处的时光。
我知道我们也许无法避免争吵，像很多相爱的人一样。因为爱得太过浓烈，所以出语总是特别伤人。然我深信，我们那些“过去”，会在这个时候拯救我们。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克制和冷静，在可能互相伤害的时候，想到我们曾经一起的美好，适时放下自尊，彼此为对方搭一个台阶，给一个宽容的拥抱。
我相信我们一定拥有美好的未来，但我亲爱的，你现在哪里？ https://t.cn/RyhEgAJ
#知心书屋# 《我们仨》，是杨降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写成回忆录。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你平实感人的文字记述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付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https://t.cn/z8c4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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