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市值位居A股之首，但是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者，尤其是机构，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价，还应该看到股东回报之外的更多元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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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茅台到底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作为当之无愧的市场明星，凭借约500亿元净利润，撬动2.7万亿总市值，贵州茅台是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当前市场给予茅台的评价，是完全基于经营和业绩的——无可挑剔的市场地位，稳定的盈利能力，让茅台享受着投资者给予的确定性溢价，这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这是否太过“资本主义”了，不够多样性？
就评价一家公司的整体价值而言，还需要一些利润、股东回报之外更为全面的视角，至少还应该考虑一家公司创造的社会价值。比如观察一家公司对于社会就业、社会进步等方面贡献的多寡。进一步说，用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式评价公司，比方引入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体系。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方面的时候，茅台的地位就会下降许多，尤其是与那些同样构成市场明星且盈利能力惊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时，如苹果公司。
盈利能力呈现巨大差距
谁更能驱动社会进步
尽管茅台和苹果两家公司属于不同行业，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市场背景，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两家公司盈利能力展开比较。
从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过去十年，贵州茅台的ROE平均值为34%，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受益于90%多的毛利率，贵州茅台享受着“自然垄断”地位给其产品价格带来的丰厚回报，也造就了其较高的ROE。
不过，当把这一指标与苹果公司比较的时候，贵州茅台还是凸显其竞争力差距。依靠不足40%的产品毛利率，过去十年，苹果公司依然收获了高达41%的ROE，2020财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4%，远超茅台。
两家公司毛利率上的差别，实际是市场地位导致的。依靠“自然垄断”，贵州茅台享有对其产品无可辩驳的定价能力，其定价就是市场必须的接受价，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可以在不考虑经营效率以及杠杆率等多个因素的背景下，依靠不断提价维持其ROE的稳定。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苹果公司的手机、Pad、AirPods等诸多产品，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安卓系列的三星、华为、小米等等都对其市场地位构成挑战，因此苹果公司的产品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形成的，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产品要达成市场销售以及维持产品毛利率的稳定两个特定目标，并通过提供运营效率等以最终推升其ROE。否则，苹果公司的股票将被投资者抛弃。显然，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竞争，呈现了能力的差异。
还是应该承认，导致两家公司ROE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杠杆率。以权益乘数来表示的杠杆率，贵州茅台过去十年长期维持在1.2倍的水平。反观苹果公司，其杠杆率从2010年前后的不足2倍，上升至2019财年的4.96倍，其财务杠杆水平是贵州茅台的4倍。当然，苹果公司较高的杠杆率也有美国极低的市场利率因素。
经营效率方面，数据来看，贵州茅台的经营效率远低于苹果公司。这在财务上是有典型意义的——意味着其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能力低于苹果公司。2019年，贵州茅台的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52次，苹果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可以高达0.83次，后者是前者的1.5倍。换句话说，同样的资产，苹果公司创造收入的能力是茅台的1.5倍。
导致二者运营效率差距的原因在于产品自身特性。茅台酒，从粮食采购，到蒸馏发酵，直到最终装瓶销售，其整个存货的变现时间长达3年以上。茅台酒的产能以及产品特性是其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瓶颈，且无法根本上克服。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由于采取了无工厂的设计模式，苹果公司实际上通过将其“库存”巧妙地放到了代工商处的方式实现了极低的库存管理，其存货在苹果公司账面的停留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0天（过去十年）。
苹果公司能够做到现在的市场地位，离不开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以电脑起家的苹果公司，最终利用自己的创新优势地位将其产品广泛延伸到了手机、Pad，以及音响、订阅收入等诸多方面，形成庞大的苹果产业帝国，并以自身的力量成为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典型的案例就是触摸屏手机的出现，开启智能手机时代。
但是茅台，千百年来，总归只是酒。当然，这也正是茅台确定性之所在，很多投资人投资茅台，就是因为其业务模式赚钱更轻松。作为基本面优质的股票，资本追逐茅台并没有错。
不过，回到本文初始的主题，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
产业链背后的思考
社会就业的巨大差异
苹果与茅台之间更大的差距，在于最终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寡，这样的评价角度涵盖了就业、税收等诸多因素。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方面，茅台与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卓越公司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价值鸿沟，尤其是在推动社会就业以及科技与生产力进步等方面。这些都与贵州茅台的市值体量无法匹配。
就业方面，苹果公司直接员工数量14.7万人，贵州茅台仅为2.47万人，前者是后者的5倍。尽管员工规模数量有双方公司业务体量大小的差异原因，但是更大的规模代表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外界无法否认。而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延伸向双方员工创收能力的时候，差距明显。数据显示，贵州茅台员工年创造业务收入329万元，苹果公司高达1143万元。
如果将社会就业推广到更具价值量的产业链角度，结论会更为惊人。坦率来说，贵州茅台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当然也有上游的粮食生产、下游的销售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需要具备上下游分工以及相互价值交换的典型特征，层次分明，比方苹果、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以苹果为例，全球围绕苹果公司形成了极其庞大的产业链，图１是iPhoneX的产业链图（Wind）。
从上述产业链不难看出，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涵盖了芯片、存储器、电池、盖板、天线，直到代工在内的众多供应商。他们联合苹果一起构建了庞大的苹果链，并因此创造巨大的就业和社会价值。
另据Wind苹果链分布，涉及A股上市公司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41家，这些公司吸纳的就业累计达到了119万人，一年创造的社会收入达到了1.2万亿。由此可见，一条苹果链，不仅“创造”了精密产业工人，他们还构成社会财富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苹果产业链上的公司并不是全部的产能都完全围绕苹果开展，但是苹果链的吸引作用无法否认。下表为A股上市公司员工人数排名前十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表中营收数据为2019年）。
茅台对于上下游的供应链有多大的贡献呢？据茅台公司2019年财报，茅台2019年前五供应商提供的采购额17亿元，占当年全部采购额的38%。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茅台由于国内白酒的特有属性，向上游的采购并不会产生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辐射作用，与苹果公司的全球采购截然不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很多市值不及苹果的一些新经济公司，如京东、阿里巴巴，乃至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的时候，结论同样成立。依然以就业为例，京东（含物流），32万员工；阿里巴巴，10.4万员工。同时，这些公司也创造出远大于贵州茅台的税收和社会财富额。
然而，转向市值的时候，还是尴尬的。贵州茅台总市值2.7万亿，京东总市值不足1万亿；阿里巴巴稍高，4.2万亿，但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平台形成了从商品生产，到平台销售，乃至快递物流的庞大产业链。外界曾有评价，是阿里巴巴孵化了三通一达四大民营快递公司。
是市场失衡，还是资金过度“资本主义”？
性别严重失衡的董事会
贵州茅台ESG表现亟须提升
贵州茅台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酒厂），实际控制人是贵州国资委。贵州国资委通过茅台酒厂以及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等合计持有贵州茅台64.21%的股权；另外加上贵州省财政局间接持股，以及中央汇金等持股，实际上国资持有贵州茅台的股权达到了65.99%。贵州国资委对贵州茅台的经营有着重大影响。
以董事会的改选为例，贵州茅台的董事长高卫东先生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高卫东曾在贵州省担任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等职位，且长期从政，缺乏企业经营的实际经验。
进一步来看贵州茅台的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现任董事会成员6人，均为男性；监事会3人，高管6人，各专门委员会6人，全部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主导贵州茅台的战略和经营。
作为一家市场明星公司，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推动女性地位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的更远，做的更好，实际不然。另外的一个统计还发现，贵州茅台自从2001年上市至今，曾担任过董监高等高管成员的，仅有5名女士。（见表1）
前述茅台董事会乃至高管团队的性别失衡，茅台促进社会就业贡献不足等，这些实际都指向了对于贵州茅台的另外一项公开评价指标，也就是ESG评价指标。
ESG指标，分别是指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三项指标，用以衡量一家公司在股东回报之外对于促进就业，环境保护，提升人类福祉方面做出的贡献。很遗憾，贵州茅台这一分值表现并不理想。
据Wind数据收录的富时罗素、嘉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华证指数、商道融绿以及OWL6家第三方ESG评价数据显示，贵州茅台的分值排名总体居中下水平。（见表2）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贵州茅台市场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其所在地环境、气候形成的“自然垄断”，且在上市后的20年里，随着公司市场化的改革，茅台营收一步步超过五粮液，2017年4月，茅台市值超过国际名酒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第一酒类制造商。在这个过程中茅台在消费者中的品牌认知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把茅台定位为奢侈品。甚至在“限酒令”和取消“国酒”茅台对外宣传的利空下，依然掩盖不了旺盛民间需求的利好。
但茅台公司的ESG表现却远不能公众期待，与其高高在上的市场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州茅台依然获得了与苹果公司一样的市值地位，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评价过度“资本主义”，还是贵州茅台做的不够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是值得投资人去思考的，更是需要茅台管理层去思考的。
最后，是一句题外话。有人说全球最大“酒庄”之一的张坤等人是不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这话的出发点或就是缘于ESG投资的基本原则，从对出资人负责的角度来说，会让基金经理的投资方向完全基于ROE的“资本主义”规则。但资本作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有足够的理由向更加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领域流动，作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有责任做出更好的市场表率。
目前来看，歌尔股份对外界对其“财务问题质疑”的反击效果并不明显，短短13个交易日，公司市值蒸发逾300亿元。不过从长期看，本次股价大跌恰好是一次检验公司成色的试金石
近期，苹果核心供应链成员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歌尔股份”，002241.SZ）在二级市场屡遭“嫌弃”，自1月22日至2月9日，13个交易日内股价跌幅超26%，市值蒸发逾300亿元。
事情的起因是1月27日，歌尔股份一纸公告宣布更换公司的财务总监与审计负责人，在公司2020年年报编写之际，一下子换掉两位负责财务的关键人物，不由引起外界对其财务真实性的质疑。
为此，外界关于歌尔股份“存货压顶”、“现金短缺”、“高度依赖苹果”、“TWS耳机销量放缓”的解读层出不穷，歌尔股份对此不仅“紧急”发布了2020年业绩预告，还推出了股票回购计划。
然而，市场似乎并不买账，近期歌尔股份的股价一直处于下跌通道，仅在春节前一个交易日收于涨停，对于歌尔股份，节后能否止住股价震动或许是一次检验企业成色的试金石。
百亿存货压顶
去年10月下旬，歌尔股份发布的三季报显示，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实现收入为347.3亿元，同比增长43.90%。同期，公司存货期末数为122.6亿元，比年初数增长131.52%，远超当期营收增幅，对此歌尔股份解释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存货储备增加，其中部分存货预计将在第四季度销售。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不过，投资者并不满意于这一解释，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对歌尔股份进行多轮发问，对此歌尔股份补充道：公司所处的消费电子行业具有较明显的季节属性，每年三、四季度是销售的旺季。公司发给客户的货物，空运转海运，很多存货躺在运输途中，一旦客户收到货，就可以确认收入了。除了运输因素外，还有很多手机厂商将原本9月发新机，推迟到10月才发布，导致歌尔股份三季度存货偏高。
但是，在歌尔股份的三季度财报中，并没有显示存货的明细，也就是122亿存货中具体有多少是“原材料”，又有多少“在销商品”及“库存商品”。尽管1月28日，歌尔股份发布了自己营收、净利双增的业绩预告，也没有百亿库存消化进展的信息，这还是不能彻底打消投资者对歌尔股份未来库存减值损失的担忧。
毕竟，在电子消费品行业投资中，库存指标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环节。通常，电子产品一经上市就开始走上了贬值之路，上游供应商的库存若没及时得到管控，更是企业资产减值的重灾区。财报显示，2019年歌尔股份的52.96亿元存货中，跌价损失达1.08亿元，占当年公司净利润的8.4%。
据《投资者网》统计，2019年歌尔股份的库存水平占公司流动资产的比例为29.92%，尚处于合理水平，但2020年前三季度的存货占当期流动资产的比例已升到了41.08%，高过它的同行立讯精密（002475.SZ）。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若以2019年的存货跌价比例做一简单测算，歌尔股份2020年的存货跌价损失将超过2.5亿元，占公司业绩预告中2020年净利润的8.7%，况且，这还只是一个保守估算。
现金流“吃紧”?
除了激增的存货外，外界本次对歌尔股份质疑最多的另外一点是：公司的现金流吃紧。
歌尔股份虽然短短几年内成了一家市值过千亿的公司，但其在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并未改变。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 -2020年前三季度，歌尔股份流动资产中，存货与应收款两项长期占据流动资产的70%以上，其中202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值为78.2%，而货币资金的占比越来越低，2020年前三季度这一数值为17.7%，仅略高于公司业绩遭遇重挫的2018年。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公司截至去年三季度末账面有52.8亿元的货币资金，而当期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净额为27.08亿元，该数值低于2019年同期的31.08亿。另一方面，据《投资者网》统计，歌尔股份应付款项（包括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占流动负债的比值达74.18%，创近五年新高，且高于它的同行立讯精密。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对此，公司在三季报中解释称应付票据期末数为11.25亿元，较年初数增长61.37%，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采购货款增加，报告期末公司开立的未到期承兑汇票金额增加。应付账款期末数为172.90亿元，比年初数增长92.61%，主要原因是：采购增加，未到期的应付货款增加。
歌尔股份应付款项的迅猛增长引发了网络上对其占用上游企业资金“创造”公司经营现金流的质疑。
这种现金流紧张的质疑或许能从歌尔股份近半年不断增加的融资行为得到侧面的印证。歌尔股份去年三季报显示，公司长期借款期末数为28.3亿元，比年初数增长723.83%，同时应付债券期末数为36.45亿元，主要是公司期间发行了可转债。
经《投资者网》统计，截至去年三季度，歌尔股份的有息负债率（（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总资产×100％）上升至近四年新高37.46%，不过不及2016年的39.59%。公司通过借款及发行债券增加流动性的迹象明显。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此外，据歌尔股份近期发布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显示，截至2月2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姜龙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1260万股份用于个人资金需求，该质押股份占姜龙个人所持股的6.39%，占公司总股本的0.38%。至此，包括歌尔股份控股股东姜滨及一致行动人姜龙、胡双美、歌尔集团本次质押后的质押股份为1.39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1.83%，占公司总股本的4.17%。
来源：歌尔股份公告
对于公司是否存在现金流被占用及流动性紧张的情况，《投资者网》致函歌尔股份，但公司一直未回复。
大客户依赖隐患
歌尔股份上游代工的“2B”业务属性及公司制定的“大客户战略”，为公司争取到不少国际知名的电子消费企业及互联网企业。
据《投资者网》统计，2016年到2019年，歌尔股份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为56.28%、65.86%、66.45%、69.26%，客户集中度越来越高。
来源：歌尔股份2019年年报
其中在这前五大客户中，歌尔股份对第一大客户的依赖尤为明显，2016年到2019年，第一大客户的销售额占比为26.76%、30.75%、33.90%、40.65%，根据资料推测，这个第一大客户就是苹果。
来源：思维财经制图
据公开资料，2019年，歌尔股份正式切入苹果AirPods耳机整机组装业务，代工份额30%。2020年下半年，有传言称歌尔股份成为苹果最新一代耳机 AirPods Max的独家代工厂商。
能获得苹果公司的不断青睐，自然证明了歌尔股份优秀的技术能力与代工质量，但这一殊荣背后，随着苹果公司收入贡献已处在高位（40.65%），歌尔股份依赖大客户的隐患也就越发凸显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苹果产业链投资人对《投资者网》称，歌尔股份目前对苹果客户的高订单占比至少给公司埋下了两大隐患。
其一，苹果有“主动制衡供应商”的传统，苹果通常不会让某一家上游供应链企业占比过高，比如2018年为了遏制歌尔股份、瑞声科技在声学领域的强势地位，苹果新引进了立讯精密，并将前两者的份额交给了立讯精密。纵观苹果的供应链，除了代工手机整机的富士康之外，其他产品与零部件领域的供应商都至少有两三家。以目前歌尔股份较高的苹果创收占比，是否也面临着“被砍单”的风险？
其二，高度绑定苹果产品后，歌尔股份业绩受苹果产品销量波动的影响大，歌尔股份在这方面也没少“吃亏”。第一次是2015年，当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回落至10%，当年歌尔股份迎来上市后的首次净利润负增长；第二次是2018年，这一年，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出货量再次下滑，导致歌尔股份的收入净利润双降，全年股价更是跌去了近60%。尽管苹果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强的的竞争力，但难逃大环境的影响。
而当前，关于苹果TWS（真无线耳机）销量放缓的声音层出不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今年1月份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在研报中的判断：在经历连续两年的高速成长之后，AirPods的出货量增速将会在今年放缓。另外，歌尔股份的友商都在TWS耳机代工上下了重金，竞争的加剧也会影响到歌尔股份的毛利率。
关于苹果Airpods耳机出货量增速是否放缓以及公司对此有哪些准备？《投资者网》联系歌尔股份询问，但对方未予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9日晚间，公司公告调整此前披露的股份回购计划，将回购资金总额由5亿元-10亿元调整为10亿元-20亿元，其余条款维持不变。截至2021年2月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914.08万股，耗资约9.5亿元。此举是否能够起到提振股价的作用，尚需更长期的观察。
未来两年经济不可能回到疫情前水平
一名经济学家周一说，在未来两年内，本国经济增长预计不会回到大流行前的水平，而商品和服务成本在未来几个月可能超过政府目标。
ING银行马尼拉高级经济学家玛巴说，本国经济今年有望平均增长百分之五点一，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一季度负增长百分之三点四，随后在第二季度增长百分之十三，第三季度百分之五点九，第四季度百分之五。这低于COVID-19大流行前平均录得的百分之六。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预计将平均百分之四点零五，超过央行目标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的范围，因为消费商品价格在今年前两个季度可能上涨逾百分之四，然后在下半年回落到目标内。
玛巴将如此的缓慢经济服务和高企通胀率的综合称作「慢化」，其中最新数据显示通胀在过去四个月继续加速，而去年全年的GDP负增长。
玛巴周一在一场视频简会上告诉记者，「人们称它滞涨。我猜想那是过去两周的一个流行话。可能更像滞涨，未来几季度慢增长和通胀。」
尽管如此，玛巴指出，鉴于为遏制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封锁，录得较低基数，今年相比去年仍有望增长。GDP在去年第一季度负增长百分之零点七，随后在第二季度负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第三季度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第四季度负增长百分之八点三。
玛巴说，「会有许多基础效应。就基本水平而言，即使从现在直至第二季度消费持平，或出现一些温和增长，我们将看到增长的总体数字出现实质性增长。」
比索兑美元突破47
创四年多来最坚挺表现
本国比索周一收报四十七比索兑换一美元的水平，是四年多来的最坚挺表现，主要推手是各种经济复苏努力。
比索收报四十七点九三比索兑换一美元，比较上周四收市的四十八点零四五升值十一点五仙。这是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收报四十七点八三比索兑换一美元以来的最坚挺收市。
去年汇款同比下降0.8%
萎缩程度较预计收窄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周一报告，在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冲击之际，去年汇回本国的的款额的萎缩幅度比预料的收窄。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现金汇款-通过银行转汇-去年十二月从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二十九亿零二百万美元下降百分之零点四至二十八亿九千万美元。
这使得去年全年的现金汇款达到二百九十九亿零三百万美元，比二零一九年的三百零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下滑百分之零点八，体现了较预计的百分之二的跌幅收窄。
来自美国、新加坡、加拿大、香港、卡塔尔、南韩和台湾的流入录得上升，而来自沙特、日本、英国、阿联酋、德国的录得缩减。
多数流入来自美国、新加坡、沙特、日本、英国、阿联酋、加拿大、香港、卡塔尔和南韩，在那期间的现金汇款总额中占比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六。
同时，个人汇款-通过非正式渠道现金或实物转汇总额-在去年十二月下降到三十二亿零五百万美元，比二零一九年的三十二亿一千六百万美元下降百分之零点三，使得全年从上一年的三百三十四亿六千七百万美元下降百分之零点八至三百三十一亿九千四百万美元。
Cemex去年净利下降24.23%
上市水泥生产商Cemex控股菲律宾公司(CHP)去年的净收入双位数下降，因为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拖累了那一年的商业运营。
CHP周一说，它去年的净收入从二零一九年的十三亿比索下降到九亿八千五百万比索，跌幅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三，因为综合凈销售下降百分之十六，而利息、税收、贬值和摊提前的收益(EBITDA)下降百分之一至四十二亿比索。
CHP总裁兼执行长米哈蕊斯说，「我们二零二零年能够取得如此业绩离不开我们雇员的努力和风险，尽管那是充满意外挑战和异常的一年。我们对前行之路依然谨慎，因为逆风和不确定性仍在。」
他在给管制机构的一份文件中说，「然而，我们将继续以我们从二零二零年学到的为基础，捉住周围的机会。」
CHP在给股交所的同一份披露中说，在一月份新窑炉的升降机就位后，它预期它的新水泥生产线的建设将于今年十二月竣工。竣工后，水泥年产将增加一百五十万吨。
快乐蜂去年第4季净利同比降34.5%
今年拟投资122亿比索开设新门店
快乐蜂食品公司(JFC)去年第四季度录得净收入二十亿比索，比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该公司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九点九至三百六十七亿比索，主要是因为COVID-19大流行导致门店永久性关闭和每间门店的销售下降。
虽然十月至十二月那期间的利润大幅度下滑，但这依然比前三个季度录得的跌幅有所改善。
去年全年，快乐蜂净亏损近一百一十五亿比索。
JFC执行长陈万忠说，该公司期待今年持续复苏，因为随着COVID-19疫苗的推出，世界逐步回到正常化。
快乐蜂说，「我们计划全球再开设四百间新门店，尤其是在北美、越南和中国大陆，大多数不在菲律宾国内。」
陈万忠说，今年和未来几年，快乐蜂的销售和利润增长将由它的国际业务推动。
该公司说它计划今年投资一百二十二亿比索，大约开设四百五十间门店。
今年BPOs将招募8-10万人
并继续保持居家工作之模式
一个业界团体于周一说，商业流程外包(BPO)产业今年将招募八万至十万名雇员，继续该产业每年的招募人数。
菲律宾联络中心协会(CCAP)会长乌礼岸说，在对电子零售或电子商务、物流、保健和其它的支持复苏的需求上升之际，该产业需要更多的工人。
也是大BPO业者Alorica高级副总裁的乌礼岸说，单是他的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将招募六千名代理。他说Alorica去年大约聘雇三万人。
他说，「高峰期，我们聘雇许多人来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根据对我们会员的调查，一些公司正平增长，另一些大约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而Alorica大约增长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该CCAP负责人也特别强调居家上班带来生产力的增加。他说即使在大流行后这也将将保持下来。
他说，「我们正考虑保持一大部份人居家工作。我们做得不错，它已经是一个永久的解答方法。在COVID-19前，居家工作十分少量……但现在，Alorica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雇员正居家工作。」
他还说，虽然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兴起，但是BPOs依然优先人力，并且正在企业的数字和技术进步方面提升他们的技能。
去年逾四十二万国人失业，导致去年失业率创下空前的百分之十点二，归因于COVID-19大流行影响到经济，并迫使企业关门。
SSS为提高会费辩护：
没有资金来融资扩大津贴
社会安全署(SSS)周一再次为其提高会费辩护，称它没有资金来融资扩大该机构自二零一七年开始一直执行的政府规定的津贴。
SSS总理兼执行长伊那寿说，提高会费将融资目前正在实施的三种额外津贴-每月一千比索的额外福利津贴以及扩大的一百零五天的产妇分娩津贴和失业保险津贴。
她在和众议院视频会议上说，「目前这些是我们的会员和退休人员正收到的所有津贴，而且那些在被批准和实施之时没有资金。涨费直至二零二五年的改革只是为了为所有这些津贴提供资金。」
回顾一下，总统府在二零一七年批准向退休的SSS会员每月额外发放一千比索的津贴，而扩大的产妇分娩和失业津贴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实施。
伊那寿说，「如果改革实施延误，我们认为那将恶化SSS的财务状况。」正如她较早前说延后涨费将导致今年亏损四百一十三亿七千万比索。
根据二零一八年的社会安全法案(SSA)，SSS已经安排提高其会员的每月供款以确保该退休基金的长期存活并增加往后的福利。这强制每隔一年约增百分之一，使得最高薪金津贴至少在二万五千比索。
不过立法者们正考虑延后订于今年的提涨，理由是COVID-19大流行导致的经济困难。众议院本月初三读和终读通过了允许总统延后如此的提涨措施。
伊那寿周一为提涨辩护，但她较早前说，如果总统府延后提涨，该机构将遵从。
缺乏积极催化剂
菲股呈现二连跌
本国股票周一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因为缺乏推动股指上升的积极催化剂。
本地股票晴雨表收盘报六千九百五十九点二一点，跌三十一点八点，或百分之零点四五。较广泛的全股指下滑十五点三点，或百分之零点三六，报四千二百零七点六六点。
在美国二月十五日因为总统日庆祝而放假前，周一下滑。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在一条手机短信中说，「缺乏足够的暗示，且美国明天因假日休市，而投资者们在分析JFC和SMPH等公布的财报，本地股票收低。」
林陵岸说，「在COVID-19病例正在下降且疫苗分发上升之际，许多人也正着眼于华盛顿增加提振经济复苏的财务援助。」
成交量超过一百八十七亿三千二百万股，成交额一百九十三亿六千万比索。下降股以一百二十五比九十领先上升股，而五十一种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