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多行善，多积阴德。有缘人看见希望改变命运这里开始一、立命之学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这是1974年3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体育学院国家击剑集训队李秋诚、金龙根要求用国产击剑器材参加亚运会比赛来信摘报上的批示。
李、金在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曾经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出过口。但是国家体委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得力，现在还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来信要求责成国家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自己生产击剑器材。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爱好，也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对此，邓小平深刻领会并认真执行。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后来，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
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并呈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根据他的指示，国家体委才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政府部门职能司管理这个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邓小平就积极提倡和指导创建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举行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并为获胜者发奖。
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这样介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贡献的基础。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
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一次，在他复出后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示国家体委:“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划。”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也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女排姑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邓小平很关心她们。1981年10月19日，邓小平专门让秘书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电话，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渡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在十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说:“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办奥运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拳王阿里时，都提到了中国要办奥运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
奥运会是衡量举办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申办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为申办奥运会作准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亚运会。邓小平对亚运会特别关注，他于1989年4月亲自到亚运工地参加义务植树，并视察了亚运工程。在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了亚运会资金的筹集等情况后，邓小平关切地问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我们的建设比汉城怎么样？”
199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同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刚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邓小平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关切地问:“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后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由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就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一事，对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他告诫伍绍祖说，西方“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考察北京城。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在车上，邓小平向张百发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邓小平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陪同的医生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五年后，199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李、金在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曾经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出过口。但是国家体委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得力，现在还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来信要求责成国家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自己生产击剑器材。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爱好，也推动了中国体育运动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对此，邓小平深刻领会并认真执行。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后来，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
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并呈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审批。邓小平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根据他的指示，国家体委才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政府部门职能司管理这个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邓小平就积极提倡和指导创建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举行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并为获胜者发奖。
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这样介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贡献的基础。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
1974年8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一次，在他复出后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示国家体委:“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划。”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也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女排姑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邓小平很关心她们。1981年10月19日，邓小平专门让秘书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电话，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渡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在十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说:“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办奥运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拳王阿里时，都提到了中国要办奥运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
奥运会是衡量举办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申办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为申办奥运会作准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亚运会。邓小平对亚运会特别关注，他于1989年4月亲自到亚运工地参加义务植树，并视察了亚运工程。在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了亚运会资金的筹集等情况后，邓小平关切地问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我们的建设比汉城怎么样？”
199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同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刚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邓小平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关切地问:“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后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由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就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一事，对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他告诫伍绍祖说，西方“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考察北京城。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在车上，邓小平向张百发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邓小平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陪同的医生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五年后，199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在学校一天稳定吃两餐，偶尔吃三餐，毕竟偶尔学到深夜需要点个外卖吃[喵喵][喵喵][喵喵]在家一天稳定吃四餐，偶尔吃五餐，这还不包括水果酸奶，以及午饭晚饭后随手从冰箱拿一支棒冰，这应该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从高中到大学四年，到研一体重稳定在120-130，然后一个疫情几个月轻松上140而且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变化[喵喵][喵喵][喵喵]虽然已经有好多个月没吃夜宵了，但体重已经稳定不变了，我已经从一开始立志减下去到现在的只要不突然变重太多就随意的心态了，毕竟管不住嘴巴，又迈不开腿，嘿嘿肥胖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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