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ys只做了说完有关五条和夏油相关comment的部分……其实乙香的也想做但是社畜真的要嗝屁了所以（
アニメージュ 2022年8月号 刊登
朴 性厚 导演访谈
那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 五条与夏油间感人又遗憾的友情故事
——距离『剧场版 咒术回战0』上映后5个月的最后一次谢幕活动时您参加了舞台告别，见到聚集在会场的粉丝们的反应，您有什么感想呢？
朴：其实我个人很不擅长出席公众场面，但因为是最后了，所以想着要好好地跟观众们致谢，就参加了。直接见到会场里粉丝们的双眼，让我感到大家都非常地享受这个作品。其中甚至有说看了30次以上的观众，我心想「比我还要看得多！」，超级吃惊（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前的事吧。您最早读完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时，觉得它的哪里最有魅力、考虑把它如何拍为映像呢？
朴：首先，这是一个“乙骨忧太”的故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五条和夏油的故事”。我觉得它的魅力在于这种能有各种方向的解读的地方。然后就是「爱与诅咒」。只从「爱」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大家都相亲相爱」的话，虽然会给人美好的印象，但这个作品中，主题包含了爱变成「诅咒」这样的部分，我觉得这里也非常有趣。
——「爱反转为诅咒」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贯穿『咒术回战』整体的大主题呢。
朴：但是，要怎样去看待这个主题，又是因人而异的……。我更喜欢的不是「要将这个作品拍成电影的我去给出答案」，而是要让看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样一来作品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广大。甚至我都想把这次的『剧场版 咒术回战0』从第一集开始做成TV动画呢。
——TV动画系列『咒术回战』说不定会从『剧场版 咒术回战0』开始吗？
朴：0卷就是这样一个让我跟所有staff都非常喜欢的原作。但我觉得结果而言，它像现在这样变成剧场版很好（笑）。如果要做它的TV动画的话，就得把它分割成好多话，如果是剧场版的话，就没有中断的必要，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来看。剧本可以从一开始就直接奔着高潮而去，所以我觉得把它做成剧场版很好。
——『剧场版 咒术回战0』也是一个根据读者入坑的时间点不同而会带给人不同印象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是在看了TV动画『咒术回战』之后倒过来看『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但是，作者最先画的其实是『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故事，它在整个故事的时间顺序上来说，也是「前传」这样的性质。
朴：是的，这里挺难的。芥见（下下）老师是先画的『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再画的『咒术回战』第一卷及以后，在这里面也有描写一些暗示五条与夏油过去的故事，但描写的顺序与故事中的时间顺序又是相异的。TV动画虽然是从（故事内时间靠后的）原作的第一卷开始做的，但也是考虑到了这些人物关系，并在跟芥见老师多次交流中做的角色解读、细致严谨的描写。再有就是，配音员们要如何表演这点，也是跟音响监督一起调整。因为要把各个篇章连在一起，使它作为一个系列被认知，这方面的平衡还是费了相当大的劲。
——像这样的情绪配合、平衡调整等等，具体来说您在哪些地方格外小心呢？
朴：比方说，夏油在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当中的话，表情以及情绪表现都要更加极端。有关夏油，可以说他是有作为剧场版中也暗示到过过去的夏油、当前百鬼夜行时间点的夏油、以及『咒术回战』中登场时夏油，这三种侧面。在我心中，如何把这三个侧面都连接起来十分重要，所以就在跟芥见老师商量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不仅体现在配音员的演技上，更体现在作画上。夏油在原作中的一些表情，尤其是比较「鬼脸」的部分，在剧场版中作画中都尽可能有所抑制地进行了重新绘制。
——夏油之于剧场版和整个系列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朴导演您是怎么理解夏油的呢？
朴：我自己而言，还是有觉得「夏油好可怜」的。五条被大家都爱着，但是我个人总觉得夏油好像没有太多被爱着的样子……。还有就是，故事里面有一句菜菜子的台词说「夏油大人说黑是白就是白，说白是黑就是黑」，他的这种地方我也觉得很有魅力。根据看法的不同，有时候「恶」也可以看做「善」，相反，「善人」也可以看做「恶人」。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没有谁可以简单定义善恶。夏油是一个站在这个模糊的“中间地带”的角色。他身上虽然有杀害他人这样「恶的部分」，但这个行动深处的感情的部分让我非常能有共鸣……。
——他最后还说「但并不是说连高专的那些家伙也恨」。
朴：我想那应该是夏油的真实想法。他应该是觉得跟五条、家入以及高专的大家在一起战斗的那会，才是自己真正的样子。但因为自己的哲学呀、看待事物的方式等等，最后不得不走向与五条他们不同的道路。「只不过在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地笑出来」，这句台词中，应该是有“自己是没有归所的”这样的心情。夏油会因此强烈地感到“寂寞”，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可怜喔」。
——这个意义上而言，他跟五条的关系性格外令人感动又遗憾呢。
朴：五条其实，肯定也是喜欢夏油的。虽然他嘴上说夏油是「最恶的诅咒师」，但其实五条心中依然把夏油这个人的存在视为伙伴和家人。因此，他才希望夏油直到最后都是（自己的伙伴和家人）……我觉得五条的这种心情很强烈。
——他们两人最后的那段交谈中，五条也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我倒是信任你」呢。
朴：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五条和夏油之间是一种绝对的信赖关系。但因为彼此价值观的偏差，才变成了那样——这样的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所以鼓足了饱满的情绪去做他们两人的那个镜头。见证夏油死前最后那段时，原作中的话五条是站着的，剧场版中则让五条走到了跟靠近夏油的地方（然后蹲下），最后要好好地跟夏油在相平的视线上交谈，然后是五条口型的那个镜头。虽然表情被遮住了，但他的嘴唇有些许的发抖。我想在这里表现出五条的纠结。直到最后的最后，我想五条都是在犹豫（要怎么处理夏油的事）的吧。但因为夏油变成了诅咒师，所以五条也必须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アニメージュ 2022年8月号 刊登
朴 性厚 导演访谈
那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 五条与夏油间感人又遗憾的友情故事
——距离『剧场版 咒术回战0』上映后5个月的最后一次谢幕活动时您参加了舞台告别，见到聚集在会场的粉丝们的反应，您有什么感想呢？
朴：其实我个人很不擅长出席公众场面，但因为是最后了，所以想着要好好地跟观众们致谢，就参加了。直接见到会场里粉丝们的双眼，让我感到大家都非常地享受这个作品。其中甚至有说看了30次以上的观众，我心想「比我还要看得多！」，超级吃惊（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前的事吧。您最早读完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时，觉得它的哪里最有魅力、考虑把它如何拍为映像呢？
朴：首先，这是一个“乙骨忧太”的故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五条和夏油的故事”。我觉得它的魅力在于这种能有各种方向的解读的地方。然后就是「爱与诅咒」。只从「爱」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是「大家都相亲相爱」的话，虽然会给人美好的印象，但这个作品中，主题包含了爱变成「诅咒」这样的部分，我觉得这里也非常有趣。
——「爱反转为诅咒」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贯穿『咒术回战』整体的大主题呢。
朴：但是，要怎样去看待这个主题，又是因人而异的……。我更喜欢的不是「要将这个作品拍成电影的我去给出答案」，而是要让看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样一来作品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广大。甚至我都想把这次的『剧场版 咒术回战0』从第一集开始做成TV动画呢。
——TV动画系列『咒术回战』说不定会从『剧场版 咒术回战0』开始吗？
朴：0卷就是这样一个让我跟所有staff都非常喜欢的原作。但我觉得结果而言，它像现在这样变成剧场版很好（笑）。如果要做它的TV动画的话，就得把它分割成好多话，如果是剧场版的话，就没有中断的必要，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来看。剧本可以从一开始就直接奔着高潮而去，所以我觉得把它做成剧场版很好。
——『剧场版 咒术回战0』也是一个根据读者入坑的时间点不同而会带给人不同印象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是在看了TV动画『咒术回战』之后倒过来看『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但是，作者最先画的其实是『剧场版 咒术回战0』的故事，它在整个故事的时间顺序上来说，也是「前传」这样的性质。
朴：是的，这里挺难的。芥见（下下）老师是先画的『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再画的『咒术回战』第一卷及以后，在这里面也有描写一些暗示五条与夏油过去的故事，但描写的顺序与故事中的时间顺序又是相异的。TV动画虽然是从（故事内时间靠后的）原作的第一卷开始做的，但也是考虑到了这些人物关系，并在跟芥见老师多次交流中做的角色解读、细致严谨的描写。再有就是，配音员们要如何表演这点，也是跟音响监督一起调整。因为要把各个篇章连在一起，使它作为一个系列被认知，这方面的平衡还是费了相当大的劲。
——像这样的情绪配合、平衡调整等等，具体来说您在哪些地方格外小心呢？
朴：比方说，夏油在原作『咒术回战0 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当中的话，表情以及情绪表现都要更加极端。有关夏油，可以说他是有作为剧场版中也暗示到过过去的夏油、当前百鬼夜行时间点的夏油、以及『咒术回战』中登场时夏油，这三种侧面。在我心中，如何把这三个侧面都连接起来十分重要，所以就在跟芥见老师商量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不仅体现在配音员的演技上，更体现在作画上。夏油在原作中的一些表情，尤其是比较「鬼脸」的部分，在剧场版中作画中都尽可能有所抑制地进行了重新绘制。
——夏油之于剧场版和整个系列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朴导演您是怎么理解夏油的呢？
朴：我自己而言，还是有觉得「夏油好可怜」的。五条被大家都爱着，但是我个人总觉得夏油好像没有太多被爱着的样子……。还有就是，故事里面有一句菜菜子的台词说「夏油大人说黑是白就是白，说白是黑就是黑」，他的这种地方我也觉得很有魅力。根据看法的不同，有时候「恶」也可以看做「善」，相反，「善人」也可以看做「恶人」。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没有谁可以简单定义善恶。夏油是一个站在这个模糊的“中间地带”的角色。他身上虽然有杀害他人这样「恶的部分」，但这个行动深处的感情的部分让我非常能有共鸣……。
——他最后还说「但并不是说连高专的那些家伙也恨」。
朴：我想那应该是夏油的真实想法。他应该是觉得跟五条、家入以及高专的大家在一起战斗的那会，才是自己真正的样子。但因为自己的哲学呀、看待事物的方式等等，最后不得不走向与五条他们不同的道路。「只不过在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地笑出来」，这句台词中，应该是有“自己是没有归所的”这样的心情。夏油会因此强烈地感到“寂寞”，所以我才觉得他「好可怜喔」。
——这个意义上而言，他跟五条的关系性格外令人感动又遗憾呢。
朴：五条其实，肯定也是喜欢夏油的。虽然他嘴上说夏油是「最恶的诅咒师」，但其实五条心中依然把夏油这个人的存在视为伙伴和家人。因此，他才希望夏油直到最后都是（自己的伙伴和家人）……我觉得五条的这种心情很强烈。
——他们两人最后的那段交谈中，五条也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我倒是信任你」呢。
朴：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五条和夏油之间是一种绝对的信赖关系。但因为彼此价值观的偏差，才变成了那样——这样的剧情我真的非常喜欢，所以鼓足了饱满的情绪去做他们两人的那个镜头。见证夏油死前最后那段时，原作中的话五条是站着的，剧场版中则让五条走到了跟靠近夏油的地方（然后蹲下），最后要好好地跟夏油在相平的视线上交谈，然后是五条口型的那个镜头。虽然表情被遮住了，但他的嘴唇有些许的发抖。我想在这里表现出五条的纠结。直到最后的最后，我想五条都是在犹豫（要怎么处理夏油的事）的吧。但因为夏油变成了诅咒师，所以五条也必须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沈鹏：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争鸣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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