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的真的有够j，多到截不完看不完[怒]搞什么这是，又和派粉撕起来了[怒]你们为了黑zky也是煞费苦心，又是扣字又是p图，有这经精力怎么不给派做宣传[微笑]黑化小学生？还有说和派麦麸的，哪来的脸哦别贴[哈哈]脑子里塞的是 才觉得是麦麸，关系好就叫麦麸了？sky yhy明明是好朋友，老鼠屎别来搅臭了[太开心]
【脱贫攻坚故事：小事 实事 可心事 包村干部马振利的“帮扶经”】市区联动赴大连、北京开展产学研合作2021年7月3日-4日，东营市科技局、河口区科技局、河口驻北京招商站、胜利通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赴大连、北京洽谈推进二氧化碳制氢、桑黄种植及制药、化工安全仿真、智能机器人等项目，并邀请专家召开“多产业链工业园区多能互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研讨会，对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徐锭明等五位专家分别就项目有关技术和指标进行研讨论证，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提出了指导建议。
下一步，市、区科技部门将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实施，积极帮助办理各项手续和联系专家解决技术难题。胜利通海将继续摸清园区各项能源指标，聚合院校各方资源，推进项目顺利实施，为工业园区能源综合利用探索新路径。
马振利是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河口区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党员，加入下派帮扶队伍5年有余，先后帮扶了3个村，被同事戏称“老帮扶”。
干的都是小事
马振利帮扶的第一个村是义和镇东南村，村里有个占地20余亩的水库，原先作为村里的饮用水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后来村村用上了自来水，水库逐渐遭到废弃变成了臭水坑。马振利了解情况后，筹集资金60余万元对水库开展清理改建、水源净化、改造提升等工程，因地制宜将水库周边的路面进行硬化、绿化，成功将原先的污水坑变成了景观湖。如今，村民一早一晚总爱在这里遛弯聊天，村容村貌也得到了美化提升。
小改变，大进步。马振利说，“帮扶工作干的都是琐事、小事，干好了小事也就干好了帮扶的大事。”正是秉持这样的工作理念，马振利始终将调研工作放在首位，厚厚的调研笔记记录着他每次走访的足迹。家里几口人、就业、读书情况、主要收入来源等等，他都了如指掌，对群众的诉求也了然于胸。于是，给村广场修便民小路、调解邻里纠纷、推荐村民就业、帮助老人干农活等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真正将帮扶工作做到了村民心里。
干的都是实事
2017年，马振利到新户镇太二村开展帮扶工作，时值村里种植果树，村里随处可见被丢弃的苹果，由于苹果价格过低，村民种上一季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后来经过走访调研得知，太二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果树种植，但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了解，产品更新换代不及时，所产水果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产品销路越来越窄，价格越来越低。除了产品附加值降低之外，果树树龄长、果树管理难度加大，进一步加剧了果农“增产不增收”“赔钱白忙活”的窘境。
针对太二村的实际情况，马振利通过多部门联系得知威金1号苹果新品种的市场价格高、抗风险能力强。于是，他立即组织村里种植户到威海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村民们很心动，但50元一棵的果苗又成了“拦路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振利筹措50万元，给种植果树群众进行补贴，极大的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太二村的果园全部按照现代化流程种植，并聘请专业技术员实地指导，果树行间距足够宽，既方便机械化操作，又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为产品顺利上市保驾护航。今年太二村的100亩新品种果园进入丰产期，村民找到了致富途径，也为新户镇现代农业发展趟出了路子，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干的都是可心事
2019年7月，马振利来到河口街道大学村开展帮扶工作。调研时他发现，村里的养殖小区废弃多年，近年肉牛价格又比较可观，村民也有养殖经验和意愿。马振利积极申请第一书记帮扶资金，多次与专业养殖企业对接争取投资，河口区税务局给予了大力支持，最终确定投资440万元实施大学村振堂肉牛养殖光伏一体化项目。主要建设钢结构养殖区（半开放式牛舍4栋、肉牛运动场4个），安装光伏阵列1-2-3-4座、789kw，项目建成预计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余元。
“考虑到村里老年人偏多，村里对项目收益进行分配的时候做了人性化调整，一部分用作村民健康关怀和应急救助，一部分用于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帮扶做到群众的心坎里，村民才能支持，项目才能顺利落地。”马振利说。大学村现有480口人，村集体收入每年都是3万元左右，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农作物种植，马振利带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让村集体收入翻了好几翻。
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引进产业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马振利指导村党支部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规范开好“三会一课”。协调2万元对大学村党建活动场所进行改造提升，大大改善了党群活动环境。同时，认真抓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优化党员结构。
2020年入冬后，在派出单位支持下，马振利为生活困难群众购置15吨生活燃煤，确保温暖过冬；协调400方铣刨料，为村里硬化了一条500米生产路，改善了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抗击“利奇马”台风期间，马振利及时入村开展工作，制定预案，冒雨走访排查，入户查看访问，坚守在抗灾一线。灾后，指导各家各户开展了力所能及的补救、清理和重建工作。面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正月初二停止休假，带领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干部组建了15人的疫情处置和应急值守队伍，并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带领群众、网格员积极做好防疫宣传、消杀、值守等工作。同时，为解决村里值守人员物资供应不足问题，及时向区税务局汇报，派出单位第一时间送来了大衣、矿泉水、酒精、口罩、消毒液等物资，为村内开展防疫工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道虽通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作为一名普通的包村干部，马振利心系群众、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以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下一步，市、区科技部门将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实施，积极帮助办理各项手续和联系专家解决技术难题。胜利通海将继续摸清园区各项能源指标，聚合院校各方资源，推进项目顺利实施，为工业园区能源综合利用探索新路径。
马振利是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河口区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党员，加入下派帮扶队伍5年有余，先后帮扶了3个村，被同事戏称“老帮扶”。
干的都是小事
马振利帮扶的第一个村是义和镇东南村，村里有个占地20余亩的水库，原先作为村里的饮用水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后来村村用上了自来水，水库逐渐遭到废弃变成了臭水坑。马振利了解情况后，筹集资金60余万元对水库开展清理改建、水源净化、改造提升等工程，因地制宜将水库周边的路面进行硬化、绿化，成功将原先的污水坑变成了景观湖。如今，村民一早一晚总爱在这里遛弯聊天，村容村貌也得到了美化提升。
小改变，大进步。马振利说，“帮扶工作干的都是琐事、小事，干好了小事也就干好了帮扶的大事。”正是秉持这样的工作理念，马振利始终将调研工作放在首位，厚厚的调研笔记记录着他每次走访的足迹。家里几口人、就业、读书情况、主要收入来源等等，他都了如指掌，对群众的诉求也了然于胸。于是，给村广场修便民小路、调解邻里纠纷、推荐村民就业、帮助老人干农活等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真正将帮扶工作做到了村民心里。
干的都是实事
2017年，马振利到新户镇太二村开展帮扶工作，时值村里种植果树，村里随处可见被丢弃的苹果，由于苹果价格过低，村民种上一季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后来经过走访调研得知，太二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果树种植，但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了解，产品更新换代不及时，所产水果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产品销路越来越窄，价格越来越低。除了产品附加值降低之外，果树树龄长、果树管理难度加大，进一步加剧了果农“增产不增收”“赔钱白忙活”的窘境。
针对太二村的实际情况，马振利通过多部门联系得知威金1号苹果新品种的市场价格高、抗风险能力强。于是，他立即组织村里种植户到威海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村民们很心动，但50元一棵的果苗又成了“拦路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振利筹措50万元，给种植果树群众进行补贴，极大的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太二村的果园全部按照现代化流程种植，并聘请专业技术员实地指导，果树行间距足够宽，既方便机械化操作，又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为产品顺利上市保驾护航。今年太二村的100亩新品种果园进入丰产期，村民找到了致富途径，也为新户镇现代农业发展趟出了路子，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干的都是可心事
2019年7月，马振利来到河口街道大学村开展帮扶工作。调研时他发现，村里的养殖小区废弃多年，近年肉牛价格又比较可观，村民也有养殖经验和意愿。马振利积极申请第一书记帮扶资金，多次与专业养殖企业对接争取投资，河口区税务局给予了大力支持，最终确定投资440万元实施大学村振堂肉牛养殖光伏一体化项目。主要建设钢结构养殖区（半开放式牛舍4栋、肉牛运动场4个），安装光伏阵列1-2-3-4座、789kw，项目建成预计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余元。
“考虑到村里老年人偏多，村里对项目收益进行分配的时候做了人性化调整，一部分用作村民健康关怀和应急救助，一部分用于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帮扶做到群众的心坎里，村民才能支持，项目才能顺利落地。”马振利说。大学村现有480口人，村集体收入每年都是3万元左右，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农作物种植，马振利带来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让村集体收入翻了好几翻。
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引进产业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马振利指导村党支部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规范开好“三会一课”。协调2万元对大学村党建活动场所进行改造提升，大大改善了党群活动环境。同时，认真抓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优化党员结构。
2020年入冬后，在派出单位支持下，马振利为生活困难群众购置15吨生活燃煤，确保温暖过冬；协调400方铣刨料，为村里硬化了一条500米生产路，改善了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抗击“利奇马”台风期间，马振利及时入村开展工作，制定预案，冒雨走访排查，入户查看访问，坚守在抗灾一线。灾后，指导各家各户开展了力所能及的补救、清理和重建工作。面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正月初二停止休假，带领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干部组建了15人的疫情处置和应急值守队伍，并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带领群众、网格员积极做好防疫宣传、消杀、值守等工作。同时，为解决村里值守人员物资供应不足问题，及时向区税务局汇报，派出单位第一时间送来了大衣、矿泉水、酒精、口罩、消毒液等物资，为村内开展防疫工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道虽通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作为一名普通的包村干部，马振利心系群众、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以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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