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万六千元写出来的一个“孝”字
——祭我的表兄小发
前天参加完大舅的葬礼，我的姨表兄随我的车返回，在返程的路上他给我讲了5年前去世的舅表兄小发的一个关于临终交代事项的故事（我只知道他的乳名叫小发，所有人无论年长年幼，也都叫他小发。没有人喊过他的学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讲者无意，而听者的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联想前两天看过的一部电影《隐入尘烟》，我决定在为我的大舅写一篇祭文外，也为我这位5年前去世的苦命舅老表专门补写一篇祭文。
小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郭集乡（现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郭集社区）一个没落的富农家里。出生时间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前后，比他最小的姑姑即我的母亲（1941年出生）应该仅小几岁。
小发比我大约20岁，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8岁左右。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小发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能参加他的葬礼。
小发的父亲兄妹7人（三男四女，具体情况已在《祭舅文》中详细描述）。他的父亲排行老三（男孩中排行老二，即我的二舅）。在他父辈的7个兄弟姐妹中，小发的父亲受到教育最好，读过私塾，在世时在乡学校里任教员。可见小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辈当时家里是多么地殷实。遗憾的是小发的父亲英年早逝，30多岁就撒手人寰。
小发的父亲遗有二子，小发为长子，当时大约七八岁，小的大约三四岁。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改嫁到南边二十公里外的凤台县一户姓张的人家。大约二三年后，小发的大伯（即我的大舅）想要回其中一个，征求了已超过10岁的小发及其养父的意见后，小发离开母亲，回到郭集老家，跟随大伯生活。
关于下发的亲生父亲，我的二舅，据我的母亲说，包括我的姨娘们、年长老表们以及本街上的族人们都说，如果小发的父亲如果不是死的早，很有可能会当很大的官，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太缺乏了。
尽管舅舅家在解放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但由于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并没有像其他地主富人们为富不仁，欺压弱势穷人。所以解放后舅舅家人并没有受到过批斗，只是很多家产充公了。
我的大舅尽管后来接纳了一个寡妇为妻，但不知何种原因，始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小发也就成了唯一的养子，侄伯二人关系很好，感情甚笃。
由于我的三舅（小发的叔叔）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成家的他没有父母，二哥去世，与唯一的长兄发生矛盾而离家出走，一生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在他们兄妹7人中，只有我的二舅和三舅度过私塾，其余5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小发成了我唯一的舅老表，也成了我外公外婆这一支家族唯一的男性血脉。当然小发的弟弟也是我的亲舅表兄，但由于随母到他人家中，成了他姓养子。听过小发去世时，作为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来参加了他哥哥的葬礼。由于没有来参加他大伯的葬礼，我没有见过。
小发在过了30岁才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傻女人为妻，为其延续烟火。这个来路不明的傻女人很争气，为其生了一儿一女。在小发去世时，儿女也都成家。儿子又生育二子，女儿嫁到滁州明光。
在我童年时期（上世纪70年代），小发及我的二姨家的表兄们，还有他们街上的同龄青壮年经常到远在百里之外的我们家去卖红芋粉丝。因为郭集那边主要种红芋并加工成粉丝。1980年上初中之前的我也多次去百里之外的舅舅家，还曾短暂地在街上小学上过学，所以少年的我与小发交往还是很多的。去小发家多是在他们来我家后返回时乘坐他们的自行车或拉粉丝的板车。后来茨淮新河通航，几次是坐船而去的（当然两头都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乘船的码头）。
小发与他的大伯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简朴、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乡里乡亲，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与我的大舅一样，都会先人后己。与他的四个姨及17个老弟表妹都相处甚好。
小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很苦，如蝼蚁般活着。但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正如这几天热映的《隐入尘烟》主人公一样生活着。。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说到标题上关于1万6千元故事。
小发一生简朴，儿子（乳名小福或阿福）也是勤劳、勤俭的男人，但极其要面子，讲排场，再穷也不能输在面子上。人情往来决不能低于别人，不能让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因此而说闲话，所以存不住钱。何况小福上有二代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文化而又在这偏远农村。作为父亲，深知儿子存不住钱的毛病。
五年前，小发病重。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会死在养他的大伯前面。这样他就不能给他的养父送终。他担心儿子小福无法体面地给养父安葬。在临终前，他把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元（可能在小发自己的眼里，这1.6万元已经是巨款了，因为他攒了一辈子）交给他最信任的远房堂弟。千叮万嘱堂弟这1.6万元只能用于他大伯去世时葬礼的支出，具体包括棺材、唢呐、其他丧葬用品等。一再交代要用好一点棺材，必须用唢呐，必须风风光光把他的养父送下地。除非大伯去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这1.6万元交给他的儿子。至于他自己死后如何下葬，由他儿子去办，不得让他儿子向任何人借钱来为他办理丧葬事宜。受托人要给他打个凭条，作为证据。他坚持不要。既然托付，就绝对信任。
不久，我这个苦命的、唯一的舅老表病逝。
老表小发用他这一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写出了世上最大的“孝”字！
最后，我想用电影《隐入尘烟》的影评作为这篇祭文的结尾：全片不说苦，却苦到天际；全片不谈爱，却爱到极致！
——祭我的表兄小发
前天参加完大舅的葬礼，我的姨表兄随我的车返回，在返程的路上他给我讲了5年前去世的舅表兄小发的一个关于临终交代事项的故事（我只知道他的乳名叫小发，所有人无论年长年幼，也都叫他小发。没有人喊过他的学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讲者无意，而听者的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联想前两天看过的一部电影《隐入尘烟》，我决定在为我的大舅写一篇祭文外，也为我这位5年前去世的苦命舅老表专门补写一篇祭文。
小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郭集乡（现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郭集社区）一个没落的富农家里。出生时间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前后，比他最小的姑姑即我的母亲（1941年出生）应该仅小几岁。
小发比我大约20岁，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8岁左右。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小发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能参加他的葬礼。
小发的父亲兄妹7人（三男四女，具体情况已在《祭舅文》中详细描述）。他的父亲排行老三（男孩中排行老二，即我的二舅）。在他父辈的7个兄弟姐妹中，小发的父亲受到教育最好，读过私塾，在世时在乡学校里任教员。可见小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辈当时家里是多么地殷实。遗憾的是小发的父亲英年早逝，30多岁就撒手人寰。
小发的父亲遗有二子，小发为长子，当时大约七八岁，小的大约三四岁。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改嫁到南边二十公里外的凤台县一户姓张的人家。大约二三年后，小发的大伯（即我的大舅）想要回其中一个，征求了已超过10岁的小发及其养父的意见后，小发离开母亲，回到郭集老家，跟随大伯生活。
关于下发的亲生父亲，我的二舅，据我的母亲说，包括我的姨娘们、年长老表们以及本街上的族人们都说，如果小发的父亲如果不是死的早，很有可能会当很大的官，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太缺乏了。
尽管舅舅家在解放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但由于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并没有像其他地主富人们为富不仁，欺压弱势穷人。所以解放后舅舅家人并没有受到过批斗，只是很多家产充公了。
我的大舅尽管后来接纳了一个寡妇为妻，但不知何种原因，始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小发也就成了唯一的养子，侄伯二人关系很好，感情甚笃。
由于我的三舅（小发的叔叔）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成家的他没有父母，二哥去世，与唯一的长兄发生矛盾而离家出走，一生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在他们兄妹7人中，只有我的二舅和三舅度过私塾，其余5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小发成了我唯一的舅老表，也成了我外公外婆这一支家族唯一的男性血脉。当然小发的弟弟也是我的亲舅表兄，但由于随母到他人家中，成了他姓养子。听过小发去世时，作为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来参加了他哥哥的葬礼。由于没有来参加他大伯的葬礼，我没有见过。
小发在过了30岁才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傻女人为妻，为其延续烟火。这个来路不明的傻女人很争气，为其生了一儿一女。在小发去世时，儿女也都成家。儿子又生育二子，女儿嫁到滁州明光。
在我童年时期（上世纪70年代），小发及我的二姨家的表兄们，还有他们街上的同龄青壮年经常到远在百里之外的我们家去卖红芋粉丝。因为郭集那边主要种红芋并加工成粉丝。1980年上初中之前的我也多次去百里之外的舅舅家，还曾短暂地在街上小学上过学，所以少年的我与小发交往还是很多的。去小发家多是在他们来我家后返回时乘坐他们的自行车或拉粉丝的板车。后来茨淮新河通航，几次是坐船而去的（当然两头都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乘船的码头）。
小发与他的大伯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简朴、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乡里乡亲，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与我的大舅一样，都会先人后己。与他的四个姨及17个老弟表妹都相处甚好。
小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很苦，如蝼蚁般活着。但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正如这几天热映的《隐入尘烟》主人公一样生活着。。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说到标题上关于1万6千元故事。
小发一生简朴，儿子（乳名小福或阿福）也是勤劳、勤俭的男人，但极其要面子，讲排场，再穷也不能输在面子上。人情往来决不能低于别人，不能让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因此而说闲话，所以存不住钱。何况小福上有二代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文化而又在这偏远农村。作为父亲，深知儿子存不住钱的毛病。
五年前，小发病重。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会死在养他的大伯前面。这样他就不能给他的养父送终。他担心儿子小福无法体面地给养父安葬。在临终前，他把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元（可能在小发自己的眼里，这1.6万元已经是巨款了，因为他攒了一辈子）交给他最信任的远房堂弟。千叮万嘱堂弟这1.6万元只能用于他大伯去世时葬礼的支出，具体包括棺材、唢呐、其他丧葬用品等。一再交代要用好一点棺材，必须用唢呐，必须风风光光把他的养父送下地。除非大伯去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这1.6万元交给他的儿子。至于他自己死后如何下葬，由他儿子去办，不得让他儿子向任何人借钱来为他办理丧葬事宜。受托人要给他打个凭条，作为证据。他坚持不要。既然托付，就绝对信任。
不久，我这个苦命的、唯一的舅老表病逝。
老表小发用他这一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写出了世上最大的“孝”字！
最后，我想用电影《隐入尘烟》的影评作为这篇祭文的结尾：全片不说苦，却苦到天际；全片不谈爱，却爱到极致！
用一万六千元写出来的一个“孝”字
——祭我的表兄小发
前天参加完大舅的葬礼，我的姨表兄随我的车返回，在返程的路上他给我讲了5年前去世的舅表兄小发的一个关于临终交代事项的故事（我只知道他的乳名叫小发，所有人无论年长年幼，也都叫他小发。没有人喊过他的学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讲者无意，而听者的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联想前两天看过的一部电影《隐入尘烟》，我决定在为我的大舅写一篇祭文外，也为我这位5年前去世的苦命舅老表专门补写一篇祭文。
小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郭集乡（现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郭集社区）一个没落的富农家里。出生时间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前后，比他最小的姑姑即我的母亲（1941年出生）应该仅小几岁。
小发比我大约20岁，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8岁左右。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小发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能参加他的葬礼。
小发的父亲兄妹7人（三男四女，具体情况已在《祭舅文》中详细描述）。他的父亲排行老三（男孩中排行老二，即我的二舅）。在他父辈的7个兄弟姐妹中，小发的父亲受到教育最好，读过私塾，在世时在乡学校里任教员。可见小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辈当时家里是多么地殷实。遗憾的是小发的父亲英年早逝，30多岁就撒手人寰。
小发的父亲遗有二子，小发为长子，当时大约七八岁，小的大约三四岁。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改嫁到南边二十公里外的凤台县一户姓张的人家。大约二三年后，小发的大伯（即我的大舅）想要回其中一个，征求了已超过10岁的小发及其养父的意见后，小发离开母亲，回到郭集老家，跟随大伯生活。
关于下发的亲生父亲，我的二舅，据我的母亲说，包括我的姨娘们、年长老表们以及本街上的族人们都说，如果小发的父亲如果不是死的早，很有可能会当很大的官，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太缺乏了。
尽管舅舅家在解放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但由于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并没有像其他地主富人们为富不仁，欺压弱势穷人。所以解放后舅舅家人并没有受到过批斗，只是很多家产充公了。
我的大舅尽管后来接纳了一个寡妇为妻，但不知何种原因，始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小发也就成了唯一的养子，侄伯二人关系很好，感情甚笃。
由于我的三舅（小发的叔叔）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成家的他没有父母，二哥去世，与唯一的长兄发生矛盾而离家出走，一生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在他们兄妹7人中，只有我的二舅和三舅度过私塾，其余5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小发成了我唯一的舅老表，也成了我外公外婆这一支家族唯一的男性血脉。当然小发的弟弟也是我的亲舅表兄，但由于随母到他人家中，成了他姓养子。听过小发去世时，作为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来参加了他哥哥的葬礼。由于没有来参加他大伯的葬礼，我没有见过。
小发在过了30岁才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傻女人为妻，为其延续烟火。这个来路不明的傻女人很争气，为其生了一儿一女。在小发去世时，儿女也都成家。儿子又生育二子，女儿嫁到滁州明光。
在我童年时期（上世纪70年代），小发及我的二姨家的表兄们，还有他们街上的同龄青壮年经常到远在百里之外的我们家去卖红芋粉丝。因为郭集那边主要种红芋并加工成粉丝。1980年上初中之前的我也多次去百里之外的舅舅家，还曾短暂地在街上小学上过学，所以少年的我与小发交往还是很多的。去小发家多是在他们来我家后返回时乘坐他们的自行车或拉粉丝的板车。后来茨淮新河通航，几次是坐船而去的（当然两头都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乘船的码头）。
小发与他的大伯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简朴、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乡里乡亲，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与我的大舅一样，都会先人后己。与他的四个姨及17个老弟表妹都相处甚好。
小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很苦，如蝼蚁般活着。但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正如这几天热映的《隐入尘烟》主人公一样生活着。。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说到标题上关于1万6千元故事。
小发一生简朴，儿子（乳名小福或阿福）也是勤劳、勤俭的男人，但极其要面子，讲排场，再穷也不能输在面子上。人情往来决不能低于别人，不能让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因此而说闲话，所以存不住钱。何况小福上有二代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文化而又在这偏远农村。作为父亲，深知儿子存不住钱的毛病。
五年前，小发病重。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会死在养他的大伯前面。这样他就不能给他的养父送终。他担心儿子小福无法体面地给养父安葬。在临终前，他把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元（可能在小发自己的眼里，这1.6万元已经是巨款了，因为他攒了一辈子）交给他最信任的远房堂弟。千叮万嘱堂弟这1.6万元只能用于他大伯去世时葬礼的支出，具体包括棺材、唢呐、其他丧葬用品等。一再交代要用好一点棺材，必须用唢呐，必须风风光光把他的养父送下地。除非大伯去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这1.6万元交给他的儿子。至于他自己死后如何下葬，由他儿子去办，不得让他儿子向任何人借钱来为他办理丧葬事宜。受托人要给他打个凭条，作为证据。他坚持不要。既然托付，就绝对信任。
不久，我这个苦命的、唯一的舅老表病逝。
老表小发用他这一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写出了世上最大的“孝”字！
最后，我想用电影《隐入尘烟》的影评作为这篇祭文的结尾：全片不说苦，却苦到天际；全片不谈爱，却爱到极致！
——祭我的表兄小发
前天参加完大舅的葬礼，我的姨表兄随我的车返回，在返程的路上他给我讲了5年前去世的舅表兄小发的一个关于临终交代事项的故事（我只知道他的乳名叫小发，所有人无论年长年幼，也都叫他小发。没有人喊过他的学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讲者无意，而听者的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联想前两天看过的一部电影《隐入尘烟》，我决定在为我的大舅写一篇祭文外，也为我这位5年前去世的苦命舅老表专门补写一篇祭文。
小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郭集乡（现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郭集社区）一个没落的富农家里。出生时间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前后，比他最小的姑姑即我的母亲（1941年出生）应该仅小几岁。
小发比我大约20岁，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8岁左右。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小发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能参加他的葬礼。
小发的父亲兄妹7人（三男四女，具体情况已在《祭舅文》中详细描述）。他的父亲排行老三（男孩中排行老二，即我的二舅）。在他父辈的7个兄弟姐妹中，小发的父亲受到教育最好，读过私塾，在世时在乡学校里任教员。可见小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辈当时家里是多么地殷实。遗憾的是小发的父亲英年早逝，30多岁就撒手人寰。
小发的父亲遗有二子，小发为长子，当时大约七八岁，小的大约三四岁。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改嫁到南边二十公里外的凤台县一户姓张的人家。大约二三年后，小发的大伯（即我的大舅）想要回其中一个，征求了已超过10岁的小发及其养父的意见后，小发离开母亲，回到郭集老家，跟随大伯生活。
关于下发的亲生父亲，我的二舅，据我的母亲说，包括我的姨娘们、年长老表们以及本街上的族人们都说，如果小发的父亲如果不是死的早，很有可能会当很大的官，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太缺乏了。
尽管舅舅家在解放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但由于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并没有像其他地主富人们为富不仁，欺压弱势穷人。所以解放后舅舅家人并没有受到过批斗，只是很多家产充公了。
我的大舅尽管后来接纳了一个寡妇为妻，但不知何种原因，始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小发也就成了唯一的养子，侄伯二人关系很好，感情甚笃。
由于我的三舅（小发的叔叔）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成家的他没有父母，二哥去世，与唯一的长兄发生矛盾而离家出走，一生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在他们兄妹7人中，只有我的二舅和三舅度过私塾，其余5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小发成了我唯一的舅老表，也成了我外公外婆这一支家族唯一的男性血脉。当然小发的弟弟也是我的亲舅表兄，但由于随母到他人家中，成了他姓养子。听过小发去世时，作为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来参加了他哥哥的葬礼。由于没有来参加他大伯的葬礼，我没有见过。
小发在过了30岁才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傻女人为妻，为其延续烟火。这个来路不明的傻女人很争气，为其生了一儿一女。在小发去世时，儿女也都成家。儿子又生育二子，女儿嫁到滁州明光。
在我童年时期（上世纪70年代），小发及我的二姨家的表兄们，还有他们街上的同龄青壮年经常到远在百里之外的我们家去卖红芋粉丝。因为郭集那边主要种红芋并加工成粉丝。1980年上初中之前的我也多次去百里之外的舅舅家，还曾短暂地在街上小学上过学，所以少年的我与小发交往还是很多的。去小发家多是在他们来我家后返回时乘坐他们的自行车或拉粉丝的板车。后来茨淮新河通航，几次是坐船而去的（当然两头都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乘船的码头）。
小发与他的大伯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简朴、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乡里乡亲，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与我的大舅一样，都会先人后己。与他的四个姨及17个老弟表妹都相处甚好。
小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很苦，如蝼蚁般活着。但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正如这几天热映的《隐入尘烟》主人公一样生活着。。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说到标题上关于1万6千元故事。
小发一生简朴，儿子（乳名小福或阿福）也是勤劳、勤俭的男人，但极其要面子，讲排场，再穷也不能输在面子上。人情往来决不能低于别人，不能让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因此而说闲话，所以存不住钱。何况小福上有二代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文化而又在这偏远农村。作为父亲，深知儿子存不住钱的毛病。
五年前，小发病重。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会死在养他的大伯前面。这样他就不能给他的养父送终。他担心儿子小福无法体面地给养父安葬。在临终前，他把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元（可能在小发自己的眼里，这1.6万元已经是巨款了，因为他攒了一辈子）交给他最信任的远房堂弟。千叮万嘱堂弟这1.6万元只能用于他大伯去世时葬礼的支出，具体包括棺材、唢呐、其他丧葬用品等。一再交代要用好一点棺材，必须用唢呐，必须风风光光把他的养父送下地。除非大伯去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这1.6万元交给他的儿子。至于他自己死后如何下葬，由他儿子去办，不得让他儿子向任何人借钱来为他办理丧葬事宜。受托人要给他打个凭条，作为证据。他坚持不要。既然托付，就绝对信任。
不久，我这个苦命的、唯一的舅老表病逝。
老表小发用他这一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写出了世上最大的“孝”字！
最后，我想用电影《隐入尘烟》的影评作为这篇祭文的结尾：全片不说苦，却苦到天际；全片不谈爱，却爱到极致！
#新时代成就巡礼##网络文明建设一起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这十年】七里河区走好农村高质量发展路 让农户富起来 让乡村美起来
“2017年，我们一家5口人搬进了黄峪镇白家坪移民安置点的新房，我也有了工作，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在安置点干着保安工作的孟学顺说起这些年生活的变化，满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2018年，七里河区经过不懈努力，通过省级退出插花型贫困县的专项评估考核验收；同年10月，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省政府批准七里河区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0年，七里河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8.6%，绝对值由2014年的12297元增长至2020年的21940.78元，增幅达到78.42%。2021年，七里河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266.5元，同比增长10.6%,七里河区实现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不落一户一人的郑重承诺。
“近年来，七里河区委区政府把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当作最大的政治民生工作，多措并举确保贫困群众脱贫稳定并长期致富。”七里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方泓博说。2020年以来，七里河区不断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积极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确保已脱贫农户和一般农户收入不断增长，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
易地搬迁让六千余人走出大山
8月23日上午，孟学顺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位于七里河区黄峪镇白家坪移民安置点的家。干净的房间，光洁的地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起如今的生活，孟学顺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一家5口以前住在鲁家村的土坯房里。”孟学顺说，那时，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几亩土豆、百合、豆子等，每年收入1万元左右。鲁家村属于后山五村，由于山高路远，出趟门都不容易，他们的日子过得单调贫困。2017年，作为首批移民搬迁户，孟学顺交了入住费后住进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在白家坪移民安置点开始了新生活。据黄峪镇镇长吴子瞻介绍，黄峪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启动至今，10年来后山五村已有1446户6152人迁入安置点，占后山五村总户数的91%，已分配房屋1625套，入住率92%。
不仅住上了新房，政府还推荐孟学顺做了安置点的保安，每年能领到2万多元的工资。加上妻子打零工的收入，现在他家的收入比起在大山里种地多了好几倍。
“我们不仅要让后山五村老百姓‘搬得出’，还要让他们‘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吴子瞻介绍说，目前，搬迁后的村民就业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比如针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设置的公益性岗位，移民安置点里的保洁员、保安、电工等工作，多种就业渠道提供工作岗位，让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不仅如此，黄峪镇每年联合七里河区就业局举办易地搬迁专场大型招聘会，还组织家政服务、月嫂、中式烹饪、驾驶员、电焊工、挖掘机等培训，让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有机会掌握一门技能，确保群众稳定脱贫、长期致富。
据了解，2020年以来，七里河区持续在产业、就业、交通、生态、金融方面下功夫。在就业扶贫方面，七里河区9家“乡村就业工厂”共吸纳就业人员33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131人；安排乡村保洁、绿化员等乡村公益性岗位129人；开展线下职业技能培训2514人，其中精准扶贫培训636人；完成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5395人，其中脱贫劳动力791人。
产业帮扶让农户富起来
位于西果园镇西果园村的甘肃睿康现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集食用菌研发、种植与销售为一体，从研发到产出“一条龙”模式的企业。公司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把菌棒免费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带动当地农户种植，菌菇长出后，由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该公司负责人刘前逵说，通过“借袋还菇，借棚还菇”模式，带动了70户贫困户和当地农民共同致富。
同时，该公司还为当地农户提供了一批工作岗位。2017年，西果园村村民陈万梅开始在该公司上班，这份工作既不耽误农活，还能充分利用农闲时间，让她很满意。陈万梅说，“在这里工作，月收入能达到3000多元。”
产业扶贫方面，该区安排农业产业扶持资金1307万元，实施产业奖补项目34个，目前已有省市级龙头企业15家、各级合作社337家。在此基础上，该区大力推行“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三链富民”模式，构建起了以村党组织领头产业发展的扶贫组织体系，先后在合作社建立党组织55个，培育致富带头人52个。探索建立“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通过流转贫困户土地、优先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就业、优先收购或订单式收购贫困户农产品等方式，有效扶持和带动了1100余户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精雕细琢让乡村美起来
西果园镇湖滩村位于七里河南部山区，距离兰州市区约18公里，东邻草源、南抵临洮康家坡、西接临洮马家山、北至大尖山，这里景色秀美、植被茂盛、茶马文化历史悠久。交通不便曾是制约湖滩村发展的一大瓶颈，自从西果园镇到湖滩村的西湖公路建好后，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面宽了、路灯亮了、村子美了，乡村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
74岁的湖滩村村民鲁文安见证了便利的交通是如何改变湖滩村的。“以前我们去西果园镇不是步行就是搭‘三马子’，来回要好几个小时，现在村里一半以上村民家里都有了汽车，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鲁文安说。
要想富、先修路，公路给湖滩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也连接起了湖滩村如画的风景。近几年，湖滩村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恬静驿路、山水湖滩”成为湖滩村的“活招牌”。今年以来，湖滩村又着重建设“遇见湖滩”帐篷营地，通过打造极具湖滩村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以“真招”“真心”带动农民致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湖滩村特色旅游文化产业的建设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提高了村民收入，是湖滩村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助力。”西果园镇湖滩村党支部书记鲁金池介绍说。近年来，湖滩村党支部强化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经过不懈努力，于2020年12月实现了整村脱贫。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探索“1＋5＋N”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模式，打造恬静驿路山水湖滩，2021年被评为乡村建设省级示范村，乡村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湖滩村的建设是七里河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未来，七里河区将按照“田园生态公园”定位，以前山开发红色旅游、田园旅游，后山开发生态旅游、体育旅游的思路，全力打造沈家岭—绿化—白家岘红色旅游、田园风光游新C位；下石板山—上石板山—宋家沟和南出口—212国道沿线—西果园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堡子—九池泉—湖滩生态乡村休闲游新闭环。加快推动尖山生态旅游区、西果园百合产业城、沈家岭全域红色旅游景区、云顶山旅游秘境等建设项目。
总策划：刘立山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申亮 文/图
“2017年，我们一家5口人搬进了黄峪镇白家坪移民安置点的新房，我也有了工作，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在安置点干着保安工作的孟学顺说起这些年生活的变化，满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2018年，七里河区经过不懈努力，通过省级退出插花型贫困县的专项评估考核验收；同年10月，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省政府批准七里河区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0年，七里河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8.6%，绝对值由2014年的12297元增长至2020年的21940.78元，增幅达到78.42%。2021年，七里河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266.5元，同比增长10.6%,七里河区实现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不落一户一人的郑重承诺。
“近年来，七里河区委区政府把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当作最大的政治民生工作，多措并举确保贫困群众脱贫稳定并长期致富。”七里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方泓博说。2020年以来，七里河区不断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积极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确保已脱贫农户和一般农户收入不断增长，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
易地搬迁让六千余人走出大山
8月23日上午，孟学顺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位于七里河区黄峪镇白家坪移民安置点的家。干净的房间，光洁的地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起如今的生活，孟学顺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一家5口以前住在鲁家村的土坯房里。”孟学顺说，那时，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几亩土豆、百合、豆子等，每年收入1万元左右。鲁家村属于后山五村，由于山高路远，出趟门都不容易，他们的日子过得单调贫困。2017年，作为首批移民搬迁户，孟学顺交了入住费后住进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在白家坪移民安置点开始了新生活。据黄峪镇镇长吴子瞻介绍，黄峪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启动至今，10年来后山五村已有1446户6152人迁入安置点，占后山五村总户数的91%，已分配房屋1625套，入住率92%。
不仅住上了新房，政府还推荐孟学顺做了安置点的保安，每年能领到2万多元的工资。加上妻子打零工的收入，现在他家的收入比起在大山里种地多了好几倍。
“我们不仅要让后山五村老百姓‘搬得出’，还要让他们‘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吴子瞻介绍说，目前，搬迁后的村民就业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比如针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设置的公益性岗位，移民安置点里的保洁员、保安、电工等工作，多种就业渠道提供工作岗位，让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不仅如此，黄峪镇每年联合七里河区就业局举办易地搬迁专场大型招聘会，还组织家政服务、月嫂、中式烹饪、驾驶员、电焊工、挖掘机等培训，让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有机会掌握一门技能，确保群众稳定脱贫、长期致富。
据了解，2020年以来，七里河区持续在产业、就业、交通、生态、金融方面下功夫。在就业扶贫方面，七里河区9家“乡村就业工厂”共吸纳就业人员33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131人；安排乡村保洁、绿化员等乡村公益性岗位129人；开展线下职业技能培训2514人，其中精准扶贫培训636人；完成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5395人，其中脱贫劳动力791人。
产业帮扶让农户富起来
位于西果园镇西果园村的甘肃睿康现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集食用菌研发、种植与销售为一体，从研发到产出“一条龙”模式的企业。公司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把菌棒免费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带动当地农户种植，菌菇长出后，由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该公司负责人刘前逵说，通过“借袋还菇，借棚还菇”模式，带动了70户贫困户和当地农民共同致富。
同时，该公司还为当地农户提供了一批工作岗位。2017年，西果园村村民陈万梅开始在该公司上班，这份工作既不耽误农活，还能充分利用农闲时间，让她很满意。陈万梅说，“在这里工作，月收入能达到3000多元。”
产业扶贫方面，该区安排农业产业扶持资金1307万元，实施产业奖补项目34个，目前已有省市级龙头企业15家、各级合作社337家。在此基础上，该区大力推行“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三链富民”模式，构建起了以村党组织领头产业发展的扶贫组织体系，先后在合作社建立党组织55个，培育致富带头人52个。探索建立“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通过流转贫困户土地、优先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就业、优先收购或订单式收购贫困户农产品等方式，有效扶持和带动了1100余户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精雕细琢让乡村美起来
西果园镇湖滩村位于七里河南部山区，距离兰州市区约18公里，东邻草源、南抵临洮康家坡、西接临洮马家山、北至大尖山，这里景色秀美、植被茂盛、茶马文化历史悠久。交通不便曾是制约湖滩村发展的一大瓶颈，自从西果园镇到湖滩村的西湖公路建好后，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面宽了、路灯亮了、村子美了，乡村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
74岁的湖滩村村民鲁文安见证了便利的交通是如何改变湖滩村的。“以前我们去西果园镇不是步行就是搭‘三马子’，来回要好几个小时，现在村里一半以上村民家里都有了汽车，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鲁文安说。
要想富、先修路，公路给湖滩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也连接起了湖滩村如画的风景。近几年，湖滩村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恬静驿路、山水湖滩”成为湖滩村的“活招牌”。今年以来，湖滩村又着重建设“遇见湖滩”帐篷营地，通过打造极具湖滩村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以“真招”“真心”带动农民致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湖滩村特色旅游文化产业的建设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提高了村民收入，是湖滩村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助力。”西果园镇湖滩村党支部书记鲁金池介绍说。近年来，湖滩村党支部强化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经过不懈努力，于2020年12月实现了整村脱贫。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探索“1＋5＋N”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模式，打造恬静驿路山水湖滩，2021年被评为乡村建设省级示范村，乡村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湖滩村的建设是七里河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未来，七里河区将按照“田园生态公园”定位，以前山开发红色旅游、田园旅游，后山开发生态旅游、体育旅游的思路，全力打造沈家岭—绿化—白家岘红色旅游、田园风光游新C位；下石板山—上石板山—宋家沟和南出口—212国道沿线—西果园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堡子—九池泉—湖滩生态乡村休闲游新闭环。加快推动尖山生态旅游区、西果园百合产业城、沈家岭全域红色旅游景区、云顶山旅游秘境等建设项目。
总策划：刘立山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申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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