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学术讨论# （原标题：“文明以止”：中华文明的一大精华）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理念与文明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而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从未中断湮没的文明实体或文明形态，就主要得益于中华民族拥有其独具特色且持久一贯的文明理念与特性，这一理念与特性，可以用《易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概括。
“文明以止”的基本内涵
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和人文精神脉络作一整体的观照与反思，以下六个方面是最为突出和鲜明的：一是“旧邦新命”的“中国”意识、“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贵仁尚义的道德信念和学行一致的教育思想；四是“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和经世济民、天下己任的担当精神；五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六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天人协调的生态智慧。以上六个方面可以说最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意识特性和思想内涵方面的精华，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华人文传统最具特色的精神特性。
“文明以止”一词出自《易传》中的一句名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与法则，而“人文”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并不与“天文”相隔相离而形成对立，这一点最能彰显中华民族“人文”意识与精神的特异处。也就是说，对于天下的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须“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两者须相资为用，而不可偏废。可以说，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却并不以逆天而行或支配自然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所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却又以人文化成为目的。
“文明”一词在《易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余皆见于《彖传》，《彖传》作者可谓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所谓的“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人民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与“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强权霸道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或强制人民屈服，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化的教化作用来引导人民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人民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文化特性的吸引力或修文德以来远的方式来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与提升，从而实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和耗竭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追求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乃至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和谐共生的目标。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精神特性
在西方，所谓“文明”，乃是一个意涵极为错综复杂的概念。西方学者根据其各自对文明发展的一般理论反思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种过程论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即把文明看作是一种人类不断脱离野蛮生存状态而持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次，是一种衰落论的文明史观或文明衰落论，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发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再次，是一种单位论的文明史观，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分析和研究的“单位”，每一种文明也就是一个文明的“单位”，据此我们可以将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出现过的文明区分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单位。最后，是一种价值论的文明观，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文明”乃是指“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或者所谓文明“只存在于一种生活态度之中，存在于某些思想和感受方式之中，因而只能用撒播种子的办法达到目的”，“准备让别人也文明起来的人必须允许人家自己去发现他得到的是较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文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
不过，就其实际的表现形态和影响来讲，尤其是随着17、18世纪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在西方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乃是与“直线发展”的“进步”信念密切相关的第一种类型的文明观和文明史观，这使西方文明具有一种极为强烈而鲜明的以“动力衡决天下”的外向扩张性的特征与倾向。在西方，“文明”的概念形成之后，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文明”的概念“成了一个响彻全球的口号”，而且，西方人据以判断其他社会“文明化”的标准本身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扩张性倾向，并常常是依靠军事实力或通过武力殖民的方式来实现的。
“文明以止”内含着深刻的人文价值意涵与理性智慧，它昭示人们：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或依止，“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与无限制的文明扩张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观，二者的区别恰恰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分水岭，是它们的本质区别所在。中西文明各自植根于性质迥异的两种人文精神，一种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以“动力衡决天下”的人文精神。以“动力衡决天下”的文明扩张，必然导致文化殖民主义和“文明间的冲突”；而富有反求诸己的道德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美德与“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的“文明以止”，则会努力寻求一种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的“全球伦理”，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乐于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乃至愿意善待自然万物而与之和谐相处。
“文明以止”的现代启示
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文明以止”的文明理念尤其显得富有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现代文明正经受着考验，现代文明的弊病正是由文明发展本身即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和掠夺以及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文明扩张的目标所造成的，“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纠正这一弊病；“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引领人们实现这样的目标：使人的生命更加有尊严，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人的生存更加可持续；“文明以止”可以教给人们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和感受方式：为人止于真诚而不虚伪，待人止于礼貌而不谄媚，与人相交止于友善而不恶意中伤，治国理政止于关爱弱者、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而不恣意妄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止于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要挟，人与自然的关系止于协调友好、相互依存、可持续地和谐共生而不以经济的发展破坏生态环境。
“文明以止”并不是反对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但它期望那种破坏自然、霸权扩张的西方式的“文明进程”或文明发展方式能够发生一种“文明转化”，从根本上转向“止于至善”的人道目标，止于人与人的友爱相处，止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止于有益于人类自身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生存之道。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文明变得更加文明。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理念与文明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而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从未中断湮没的文明实体或文明形态，就主要得益于中华民族拥有其独具特色且持久一贯的文明理念与特性，这一理念与特性，可以用《易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概括。
“文明以止”的基本内涵
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和人文精神脉络作一整体的观照与反思，以下六个方面是最为突出和鲜明的：一是“旧邦新命”的“中国”意识、“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贵仁尚义的道德信念和学行一致的教育思想；四是“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和经世济民、天下己任的担当精神；五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六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天人协调的生态智慧。以上六个方面可以说最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意识特性和思想内涵方面的精华，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华人文传统最具特色的精神特性。
“文明以止”一词出自《易传》中的一句名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与法则，而“人文”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并不与“天文”相隔相离而形成对立，这一点最能彰显中华民族“人文”意识与精神的特异处。也就是说，对于天下的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须“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两者须相资为用，而不可偏废。可以说，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却并不以逆天而行或支配自然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所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却又以人文化成为目的。
“文明”一词在《易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余皆见于《彖传》，《彖传》作者可谓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所谓的“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人民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与“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强权霸道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或强制人民屈服，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化的教化作用来引导人民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人民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文化特性的吸引力或修文德以来远的方式来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与提升，从而实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和耗竭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追求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乃至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和谐共生的目标。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精神特性
在西方，所谓“文明”，乃是一个意涵极为错综复杂的概念。西方学者根据其各自对文明发展的一般理论反思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种过程论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即把文明看作是一种人类不断脱离野蛮生存状态而持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次，是一种衰落论的文明史观或文明衰落论，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发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再次，是一种单位论的文明史观，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分析和研究的“单位”，每一种文明也就是一个文明的“单位”，据此我们可以将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出现过的文明区分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单位。最后，是一种价值论的文明观，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文明”乃是指“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或者所谓文明“只存在于一种生活态度之中，存在于某些思想和感受方式之中，因而只能用撒播种子的办法达到目的”，“准备让别人也文明起来的人必须允许人家自己去发现他得到的是较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文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
不过，就其实际的表现形态和影响来讲，尤其是随着17、18世纪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在西方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乃是与“直线发展”的“进步”信念密切相关的第一种类型的文明观和文明史观，这使西方文明具有一种极为强烈而鲜明的以“动力衡决天下”的外向扩张性的特征与倾向。在西方，“文明”的概念形成之后，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文明”的概念“成了一个响彻全球的口号”，而且，西方人据以判断其他社会“文明化”的标准本身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扩张性倾向，并常常是依靠军事实力或通过武力殖民的方式来实现的。
“文明以止”内含着深刻的人文价值意涵与理性智慧，它昭示人们：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或依止，“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与无限制的文明扩张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观，二者的区别恰恰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分水岭，是它们的本质区别所在。中西文明各自植根于性质迥异的两种人文精神，一种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以“动力衡决天下”的人文精神。以“动力衡决天下”的文明扩张，必然导致文化殖民主义和“文明间的冲突”；而富有反求诸己的道德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美德与“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的“文明以止”，则会努力寻求一种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的“全球伦理”，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乐于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乃至愿意善待自然万物而与之和谐相处。
“文明以止”的现代启示
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文明以止”的文明理念尤其显得富有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现代文明正经受着考验，现代文明的弊病正是由文明发展本身即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和掠夺以及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文明扩张的目标所造成的，“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纠正这一弊病；“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引领人们实现这样的目标：使人的生命更加有尊严，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人的生存更加可持续；“文明以止”可以教给人们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和感受方式：为人止于真诚而不虚伪，待人止于礼貌而不谄媚，与人相交止于友善而不恶意中伤，治国理政止于关爱弱者、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而不恣意妄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止于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要挟，人与自然的关系止于协调友好、相互依存、可持续地和谐共生而不以经济的发展破坏生态环境。
“文明以止”并不是反对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但它期望那种破坏自然、霸权扩张的西方式的“文明进程”或文明发展方式能够发生一种“文明转化”，从根本上转向“止于至善”的人道目标，止于人与人的友爱相处，止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止于有益于人类自身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生存之道。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文明变得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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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时，我们渴望长大。
可在长大后，我们又止不住地追忆童年，渴望与它维持住日益单薄的联系。
就像今天你们看到的我一样。
毫无疑问地，“长大”意味着各种问题。各种来自于现实与内心的烦恼与压力，都将一次次逼迫我们与之对垒，令我们筋疲力尽。
那么，这个时候，洞悉世事的哲学，能否给予我们慰藉呢？
学者苏珊·奈曼写下的这本《为什么长大？》，就用哲学家的眼光，指引我们如何接纳成长，并在某个侧面上揭开成长的实质。
若读这本书，你就会认识到，原来关于“长大”这一论题，各大哲学家早已有过探寻。
从斯多噶派，到康德、休谟、卢梭，这些思想巨人们从各自的智识和理性角度，于作者笔尖的统领下，在这本小书里碰撞着“长大的意义”。
那么，最终我们为什么而长大呢？
作者在书的末尾提出，长大并非只意味着年岁的增长，更意味着需动用自己的勇气、理性与责任，与这个世界相互安然地自洽。
我们都曾是孩子，我们都会成年。
但正如书里先哲们所言，只有抱着理性与自我负责的成年，才算是“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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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样的旅行，途中偶遇近70岁的北京大叔，一路指引，陪游了一天时间，带我走街串巷，了解老北京文化和历史。还给了很多人生的宝贵经验和处事哲学[good]很有特别意义的一天，收益颇多，也心情愉悦，更懂得了要珍惜生命，善待自己，要求自己[心]愿你能活的更精彩！也祝愿大叔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砥砺前行[加油]遇见更好的自己，加油[心] https://t.cn/z8AUD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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