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投运# 】7月17日11时35分，从鄂州花湖机场始发的首架货运航班顺丰航空7008飞往深圳，标志着世界第四座、亚洲第一座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正式启航。它将与武汉天河机场构建客货“双枢纽”，进一步打开内陆对外开放的“空中出海口”，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更深层次融入全球要素分工、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新引擎。
当日，花湖机场共出进两个航班，分别是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飞来的顺丰航空全货机，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来的南航客运航班。按计划，花湖机场客运首批开通鄂州至北京、上海、深圳、厦门、成都、重庆、青岛、昆明、宁波等7条客运航线9个通航点；货运首期开通鄂州至深圳、上海2条货运航线，年内还将开通大阪、法兰克福等国际货运航线。
按规划，2025年花湖机场将开通国际货运航线10条左右、国内航线50条左右。专家论证，以花湖机场为圆心，1.5小时飞行圈可覆盖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中国五大国家级城市群，辐射全国90%的经济总量、80%的人口。预计到2025年，花湖机场年航空货邮吞吐量达245万吨，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到2030年，分别达到330万吨、150万人次。（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戴劲松、陈会君、李剑军）#亚洲首座货运机场过水门迎接首架货机##鄂州花湖机场正式投运#
当日，花湖机场共出进两个航班，分别是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飞来的顺丰航空全货机，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来的南航客运航班。按计划，花湖机场客运首批开通鄂州至北京、上海、深圳、厦门、成都、重庆、青岛、昆明、宁波等7条客运航线9个通航点；货运首期开通鄂州至深圳、上海2条货运航线，年内还将开通大阪、法兰克福等国际货运航线。
按规划，2025年花湖机场将开通国际货运航线10条左右、国内航线50条左右。专家论证，以花湖机场为圆心，1.5小时飞行圈可覆盖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中国五大国家级城市群，辐射全国90%的经济总量、80%的人口。预计到2025年，花湖机场年航空货邮吞吐量达245万吨，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到2030年，分别达到330万吨、150万人次。（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戴劲松、陈会君、李剑军）#亚洲首座货运机场过水门迎接首架货机##鄂州花湖机场正式投运#
【中国科学院：云南“蒙自人”与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
#云南蒙自人与美洲原住民存在遗传联系#
观察者网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获悉，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专家运用科学手段，对在云南蒙自发现的“马鹿洞人”头骨化石开展古DNA遗传学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南方的古人类和最早的美洲土著人类之间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这一科研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4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发表。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山地和印缅山地三个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交汇地带。云南独特的地质地貌构造、季风气候环境和水文水系条件，不仅使云南成为了第四纪冰期生物的“避难所”，还成为了蕴育新物种的摇篮，造就了当地从史前到现在极其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多样性。云南不仅见证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奇迹，同时目睹了人科物种从1,200万-6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约170万年前的直立人“元谋猿人”，再到1.4万年前的智人“蒙自人”等多个人类重要的演化阶段。
云南蒙自马鹿洞是1989年采石场工人发现的一个早已自然封闭的洞穴，化石及文化遗物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一古人类遗址。遗址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郊的黄家山山麓。1989年由云南省博物馆、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蒙自县文化馆联合组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包括头盖骨、下颌骨、股骨在内的30余件人类化石，以及马鹿、猕猴、黑熊等哺乳动物化石。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系统采集了地层环境样品和测年材料，结果显示整个马鹿洞遗址的年代范围为17,830±240至13,290±125年前，其中头盖骨（MLDG1704）出土的地层年代为约14,000年前。
前期对头盖骨的体质人类学分析发现，虽然“蒙自人”处于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但靠近直立人变异范围的边界，具有比较独特的体质人类表型。因此，古人类学者给出了三种推测：（1）“蒙自人”可能是幸存到晚更新世末期的未知的亚洲古老型人类；（2）“蒙自人”独特的体质人类表型可能是亚洲古老型人类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结果；（3）“蒙自人”复杂的表型可能反映了早期祖先遗留下来的南方早期现代人丰富的形态多样性。
为了揭示“蒙自人”的神秘面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蒙自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合作，对“蒙自人”开展了古DNA遗传学分析。古DNA证据表明，“蒙自人”（MLDG1704）是亚洲早期现代人的一位女性，而非古老型人类。“蒙自人”的线粒体遗传世系属于一种未知的M9*支系，而现生人群的M9支系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的藏缅人群和东南亚群岛的南岛语族中；“蒙自人”可能代表了早期与中国两大农业人群的共同祖先有遗传关联的狩猎-采集者，他们之间有晚更新世的最近共同祖先。“蒙自人”所属的支系是一个独立的M9根部支系，反映了晚更新世东亚南部人群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整合已报道的世界现代人群和古DNA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作为晚更新世的“中国南方人”，“蒙自人”与最早的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研究发现，从南方的云南马鹿洞到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约1.6-1.4万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群共享的一种遗传背景格局，这种遗传背景是晚更新世美洲最早定居者的东亚源头，也是美洲原住民最主要的遗传成分。研究者据此推测，早期东亚人群可能存在一条沿海岸线从南向北迁徙的路线，最终部分人群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此外，晚更新世不仅存在中国南北方人群的遗传分化，该时期中国南方人群与东南亚人群的遗传分歧程度更加明显。通过重构肤色基因OCA2的一个关键突变（His615Arg）的跨时空分布模式，研究者发现导致比东南亚人群“更白”的中国人群浅肤色的这个突变最早在约7,500年前发生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之后，作为对高纬度地区紫外线照射强度减弱的遗传适应，该突变的频率在东亚人群中逐渐上升，直至在现代东亚人群的平均频率达到了～60%。这些结果表明，东亚大陆人群一些体质人类表型（如浅肤色），可能在约7,500年前就已经形成，这不仅反映了自然选择在最近一万年以来的全新世仍然在影响东亚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和相应的体质表型，同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线索。
该研究成果于7月14日在线发表在细胞出版社知名综合学术期刊 Current Biology上。张晓明和李春梅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宿兵、吉学平、和耀喜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先导专项、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中科院青促会和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助。
#云南蒙自人与美洲原住民存在遗传联系#
观察者网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获悉，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专家运用科学手段，对在云南蒙自发现的“马鹿洞人”头骨化石开展古DNA遗传学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南方的古人类和最早的美洲土著人类之间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这一科研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4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发表。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山地和印缅山地三个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交汇地带。云南独特的地质地貌构造、季风气候环境和水文水系条件，不仅使云南成为了第四纪冰期生物的“避难所”，还成为了蕴育新物种的摇篮，造就了当地从史前到现在极其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多样性。云南不仅见证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奇迹，同时目睹了人科物种从1,200万-6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约170万年前的直立人“元谋猿人”，再到1.4万年前的智人“蒙自人”等多个人类重要的演化阶段。
云南蒙自马鹿洞是1989年采石场工人发现的一个早已自然封闭的洞穴，化石及文化遗物经专家鉴定确认为一古人类遗址。遗址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郊的黄家山山麓。1989年由云南省博物馆、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蒙自县文化馆联合组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包括头盖骨、下颌骨、股骨在内的30余件人类化石，以及马鹿、猕猴、黑熊等哺乳动物化石。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系统采集了地层环境样品和测年材料，结果显示整个马鹿洞遗址的年代范围为17,830±240至13,290±125年前，其中头盖骨（MLDG1704）出土的地层年代为约14,000年前。
前期对头盖骨的体质人类学分析发现，虽然“蒙自人”处于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但靠近直立人变异范围的边界，具有比较独特的体质人类表型。因此，古人类学者给出了三种推测：（1）“蒙自人”可能是幸存到晚更新世末期的未知的亚洲古老型人类；（2）“蒙自人”独特的体质人类表型可能是亚洲古老型人类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结果；（3）“蒙自人”复杂的表型可能反映了早期祖先遗留下来的南方早期现代人丰富的形态多样性。
为了揭示“蒙自人”的神秘面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蒙自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合作，对“蒙自人”开展了古DNA遗传学分析。古DNA证据表明，“蒙自人”（MLDG1704）是亚洲早期现代人的一位女性，而非古老型人类。“蒙自人”的线粒体遗传世系属于一种未知的M9*支系，而现生人群的M9支系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的藏缅人群和东南亚群岛的南岛语族中；“蒙自人”可能代表了早期与中国两大农业人群的共同祖先有遗传关联的狩猎-采集者，他们之间有晚更新世的最近共同祖先。“蒙自人”所属的支系是一个独立的M9根部支系，反映了晚更新世东亚南部人群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整合已报道的世界现代人群和古DNA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作为晚更新世的“中国南方人”，“蒙自人”与最早的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研究发现，从南方的云南马鹿洞到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约1.6-1.4万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群共享的一种遗传背景格局，这种遗传背景是晚更新世美洲最早定居者的东亚源头，也是美洲原住民最主要的遗传成分。研究者据此推测，早期东亚人群可能存在一条沿海岸线从南向北迁徙的路线，最终部分人群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此外，晚更新世不仅存在中国南北方人群的遗传分化，该时期中国南方人群与东南亚人群的遗传分歧程度更加明显。通过重构肤色基因OCA2的一个关键突变（His615Arg）的跨时空分布模式，研究者发现导致比东南亚人群“更白”的中国人群浅肤色的这个突变最早在约7,500年前发生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之后，作为对高纬度地区紫外线照射强度减弱的遗传适应，该突变的频率在东亚人群中逐渐上升，直至在现代东亚人群的平均频率达到了～60%。这些结果表明，东亚大陆人群一些体质人类表型（如浅肤色），可能在约7,500年前就已经形成，这不仅反映了自然选择在最近一万年以来的全新世仍然在影响东亚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和相应的体质表型，同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线索。
该研究成果于7月14日在线发表在细胞出版社知名综合学术期刊 Current Biology上。张晓明和李春梅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宿兵、吉学平、和耀喜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先导专项、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中科院青促会和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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