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4S店正在消失?躺赚的时代 真的已经过去了(图)
新闻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于2022-09-20 7:01:48 大字阅读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人立场
“寒气”已经传递给多数汽车经销商。
近日，汽车经销商上市集团陆续公布了半年报。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在上市的12家头部经销商集团中，包括中升控股、广汇汽车、永达汽车、庞大集团、和谐汽车、新丰泰、百得利控股7家汽车经销商集团均出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下跌的趋势，占据统计数据半数以上。
主要经销商集团2022半年报（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在此之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27.3%的汽车经销商实现盈利，19.1%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亏损，大部分经销商盈利情况基本持平。对比2021年全年39.9%经销商实现盈利的数字，经销商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加剧。
同时，受到芯片短缺及疫情反复的影响，仅有45.1%的经销商完成了半年任务指标的80%以上。调查显示，完成半年度销量目标的经销商占比仅为18.1%。
营收、净利润双下跌
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反复在影响到汽车经销商的日常经营的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的买车用车信心。
身处市场一线的汽车经销商业绩出现下滑本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多家头部经销商集团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下跌，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此前多年，依靠豪华品牌吃香喝辣的经销商，在今年上半年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下滑。如在经销商集团中排名第一的中升控股，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半年报收入下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其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2%至860.29亿元，净利润同比下降7.31%至34.25亿元。
据悉，中升控股六成业务来源于豪华品牌，其中超过四成收入来自奔驰。今年上半年，奔驰等豪华品牌销量下跌幅度多在20%左右，这对中升控股产生一定影响。数据显示，中升控股上半年新车销售收入688.1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2%。
不过，豪华品牌虽停止了此前迅猛的增长势头，但还算得上市场波动相对较小的板块。相较于中升控股，位居其后的广汇汽车下跌幅度更大。
财报数据显示，广汇汽车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657.64亿元，同比减少2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7.71亿元，同比减少48.81%；基本每股收益0.0951元，同比减少49.28%。
而要说净利同比下降最大的经销商集团，受到拜腾汽车牵连的和谐汽车不得不提。财报数据显示，和谐汽车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高达334.07%，净亏损9.14亿元，在12家经销商中表现最差。对于经营亏损，该公司财报解释，主要是由于对FMC(拜腾汽车)股权投资全额拨备所致，扣除对拜腾汽车投资的全额拨备12.17亿元，盈利为3.02亿元。
与此同时，庞大集团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95.8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后亏损1.9亿元。早在2017年，该公司净利已现颓势，近年来更是靠频繁出售子公司实现利润反弹。此外，其原控股股东庞庆华所持2.53亿股股票还将于9月下旬被拍卖。
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加，也体现在库存指数上。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2022年8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4.7%，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3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显示，目前经销商库存结构不合理，部分紧俏车型资源紧张、滞销车型压库，资金流转略差。由于促销力度较大，多数车型单车毛利较低，导致经营成本高。同时，川渝地区经销商面临高温天气，门店客流量大幅下降，且两地疫情都较为严重，多区封控，整体经营状况较差。这也为相关地区经销商带来压力。
经销商模式落后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业发展形势变差，盈利困难等原因，中国每年注销的4S店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这一情况从2019年开始日趋严峻。数据显示，2016年注销的4S店数量不足400家，2019这一数字增至1860家，2021年则为1944家。
一边是经销商集团压力的不断增加，一边则是特斯拉、造车新势力热衷的直营模式、网上卖车等新兴模式的日渐兴起。
作为全球首个采取直营模式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今年1-8月交付量已经逼近40万辆，市值稳居行业第一。同时，包括蔚来、理想、威马等造车新势力也践行直营模式，并且实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张。
这也让传统的经销模式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存在必要产生争议。
“经销模式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乘联会分析认为，直营模式价格体系相对比较僵化，促销不灵活。而经销模式仍具备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全覆盖的优势。
事实上，无论特斯拉还是蔚来、小鹏、理想等，均遭遇过因为车型价格下调而导致的老车主维权情况。乘联会认为，作为经销模式，市场零售价格是由经销商自主确定的。而在直营模式下，全国价格相对统一，消费者对价格敏感，但厂商价格的调整比较刚性，使厂商很被动。
目前，经销商在销车环节并没有挣到太多的毛利，而是以新车衍生的服务挣来更多的服务费，如新车金融保险、置换二手车、车辆维修等。乘联会认为：“汽车经销模式带来汽车经销商的业务多元化，盈利多元化，对降低厂商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整车为王的控制销售和售后及二手车服务等整体经销体系稳定有巨大意义。”
改善将至？
那么，经销商的生存状况在下半年能够得到改善吗？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宋涛表示，经销商营收与汽车销售数据相关。上半年上市经销商集团销量同比下滑17.8%，唯一的促进因素则是利好政策的出台。
面对汽车行业的艰难挑战，政府、协会及企业都在努力推动市场回暖。今年6月，国家减税、地方政府补贴、厂家补贴、经销商促销等众多消费政策落地，对需求消费端实现较强的拉动作用，加速汽车市场恢复。
根据此前国家财政部发布的公告，将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这也对今年下半年车市的表现注入一剂强心针。数据显示，今年6至8月份，全国约355.3万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
国泰君安表示，结合以往政策周期带来的销售弹性，下半年预计汽车销售增速区间为13%至19%，其中今年第三季度增长有望达到20%。
针对于下半年的市场表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也对经销商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31.6%的经销商仍持悲观态度，认为市场销量将会持续下降。21.4%的经销商认为全年呈下滑趋势，而认为下半年及全年均保持持平的经销商占比均为30.3%。
同时，受大环境影响，经销商对未来投资、收购情况较为谨慎。意向投资或收购的品牌主要集中在部分豪华品牌、丰田系及本田系，而对于自主品牌，投资意向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品牌。
无论如何，躺着赚钱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新闻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于2022-09-20 7:01:48 大字阅读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人立场
“寒气”已经传递给多数汽车经销商。
近日，汽车经销商上市集团陆续公布了半年报。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在上市的12家头部经销商集团中，包括中升控股、广汇汽车、永达汽车、庞大集团、和谐汽车、新丰泰、百得利控股7家汽车经销商集团均出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下跌的趋势，占据统计数据半数以上。
主要经销商集团2022半年报（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在此之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27.3%的汽车经销商实现盈利，19.1%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亏损，大部分经销商盈利情况基本持平。对比2021年全年39.9%经销商实现盈利的数字，经销商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加剧。
同时，受到芯片短缺及疫情反复的影响，仅有45.1%的经销商完成了半年任务指标的80%以上。调查显示，完成半年度销量目标的经销商占比仅为18.1%。
营收、净利润双下跌
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反复在影响到汽车经销商的日常经营的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的买车用车信心。
身处市场一线的汽车经销商业绩出现下滑本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多家头部经销商集团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下跌，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此前多年，依靠豪华品牌吃香喝辣的经销商，在今年上半年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下滑。如在经销商集团中排名第一的中升控股，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半年报收入下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其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2%至860.29亿元，净利润同比下降7.31%至34.25亿元。
据悉，中升控股六成业务来源于豪华品牌，其中超过四成收入来自奔驰。今年上半年，奔驰等豪华品牌销量下跌幅度多在20%左右，这对中升控股产生一定影响。数据显示，中升控股上半年新车销售收入688.1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2%。
不过，豪华品牌虽停止了此前迅猛的增长势头，但还算得上市场波动相对较小的板块。相较于中升控股，位居其后的广汇汽车下跌幅度更大。
财报数据显示，广汇汽车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657.64亿元，同比减少2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7.71亿元，同比减少48.81%；基本每股收益0.0951元，同比减少49.28%。
而要说净利同比下降最大的经销商集团，受到拜腾汽车牵连的和谐汽车不得不提。财报数据显示，和谐汽车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高达334.07%，净亏损9.14亿元，在12家经销商中表现最差。对于经营亏损，该公司财报解释，主要是由于对FMC(拜腾汽车)股权投资全额拨备所致，扣除对拜腾汽车投资的全额拨备12.17亿元，盈利为3.02亿元。
与此同时，庞大集团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95.8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后亏损1.9亿元。早在2017年，该公司净利已现颓势，近年来更是靠频繁出售子公司实现利润反弹。此外，其原控股股东庞庆华所持2.53亿股股票还将于9月下旬被拍卖。
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加，也体现在库存指数上。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2022年8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4.7%，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3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显示，目前经销商库存结构不合理，部分紧俏车型资源紧张、滞销车型压库，资金流转略差。由于促销力度较大，多数车型单车毛利较低，导致经营成本高。同时，川渝地区经销商面临高温天气，门店客流量大幅下降，且两地疫情都较为严重，多区封控，整体经营状况较差。这也为相关地区经销商带来压力。
经销商模式落后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业发展形势变差，盈利困难等原因，中国每年注销的4S店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这一情况从2019年开始日趋严峻。数据显示，2016年注销的4S店数量不足400家，2019这一数字增至1860家，2021年则为1944家。
一边是经销商集团压力的不断增加，一边则是特斯拉、造车新势力热衷的直营模式、网上卖车等新兴模式的日渐兴起。
作为全球首个采取直营模式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今年1-8月交付量已经逼近40万辆，市值稳居行业第一。同时，包括蔚来、理想、威马等造车新势力也践行直营模式，并且实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张。
这也让传统的经销模式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存在必要产生争议。
“经销模式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乘联会分析认为，直营模式价格体系相对比较僵化，促销不灵活。而经销模式仍具备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全覆盖的优势。
事实上，无论特斯拉还是蔚来、小鹏、理想等，均遭遇过因为车型价格下调而导致的老车主维权情况。乘联会认为，作为经销模式，市场零售价格是由经销商自主确定的。而在直营模式下，全国价格相对统一，消费者对价格敏感，但厂商价格的调整比较刚性，使厂商很被动。
目前，经销商在销车环节并没有挣到太多的毛利，而是以新车衍生的服务挣来更多的服务费，如新车金融保险、置换二手车、车辆维修等。乘联会认为：“汽车经销模式带来汽车经销商的业务多元化，盈利多元化，对降低厂商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整车为王的控制销售和售后及二手车服务等整体经销体系稳定有巨大意义。”
改善将至？
那么，经销商的生存状况在下半年能够得到改善吗？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宋涛表示，经销商营收与汽车销售数据相关。上半年上市经销商集团销量同比下滑17.8%，唯一的促进因素则是利好政策的出台。
面对汽车行业的艰难挑战，政府、协会及企业都在努力推动市场回暖。今年6月，国家减税、地方政府补贴、厂家补贴、经销商促销等众多消费政策落地，对需求消费端实现较强的拉动作用，加速汽车市场恢复。
根据此前国家财政部发布的公告，将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这也对今年下半年车市的表现注入一剂强心针。数据显示，今年6至8月份，全国约355.3万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
国泰君安表示，结合以往政策周期带来的销售弹性，下半年预计汽车销售增速区间为13%至19%，其中今年第三季度增长有望达到20%。
针对于下半年的市场表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也对经销商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31.6%的经销商仍持悲观态度，认为市场销量将会持续下降。21.4%的经销商认为全年呈下滑趋势，而认为下半年及全年均保持持平的经销商占比均为30.3%。
同时，受大环境影响，经销商对未来投资、收购情况较为谨慎。意向投资或收购的品牌主要集中在部分豪华品牌、丰田系及本田系，而对于自主品牌，投资意向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品牌。
无论如何，躺着赚钱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主编说#【国际生态环境类期刊Eco-Environment & Health（EEH）主编江桂斌院士、任洪强院士】本刊是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南京大学 共同创立的英文学术期刊。EEH聚焦“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关注生态、环境与健康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机制与干预。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主编江桂斌院士、任洪强院士参与此次的主编访谈，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与广大研究人员分享两位院士在期刊管理与研究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心得体会，并阐明期刊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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