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日本茶道与禅宗文化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日本茶道与禅宗文化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诗人郁乃说：“日本茶道是沧桑世俗的人间道，向天，向地，向神灵，归心于安。”
日本的茶道史，也是日本宗教、哲学、伦理与美学的发展史，600年茶道流变，成就了日本文化美的底蕴，并使其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日常起居的礼节，以及社交的规范。对于他们而言，茶道不仅增进了人们在和睦、清净氛围下的心灵交流，还提升了诉诸自然美感的生活品味。
大自然有它的庄严和谦卑，正如日本茶道所呈现的那样，其中的文化底蕴，是日本圣哲对自然哲学的深刻体会。就像普通人崇尚圣人一样，圣人所崇尚的便是大自然。从古印度的宗教到中国的黄老之学，无不是将自然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能够赐予人生命之力和精神之力的图腾，而日本人则很好地汲取了两者的文化，最终又将此融入于茶道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存在。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血缘之亲，索绕其中。因为他们展现出的茶道文化，不仅是人之间的平等互爱，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川端康成在《日本的美与我》中写道：茶室本极其狭小，简朴，而寄寓的意思却无边深广，无上清丽。
茶文化源于中国，后经日本求学僧侣带回日本，逐步将这种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携带着宗教仪式的“文化”。所以，日本茶道从形成初始，便根植于佛土，与自修、苦行的禅宗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
荣西禅师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他研究了唐代陆羽《茶经》后，将自身领悟的佛法融汇其中，写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于镰仓幕府，其中有写道：“饮茶可以净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饮茶与养生的完美结合，使其迅速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开来。
茶文化在日本发展至15世纪，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扭转了饮茶的观念。他认为饮茶所包含的文化应当是“顺应自然，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节制自律”，而非放任自由的享受生活。他首创“四铺半草庵茶”，将平俗生活的饮茶发展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以禅道为核心的价值观——茶道。
在村田珠光之后，武野绍鸥又在“四铺半草庵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茶礼、茶具、茶室之中，除了拥有“清心寡欲·草庵茶”的风格外，还有更为简约雅淡的“佗茶”。
沱茶其貌不扬，却携带着“无边高深、无上清丽”的寓意。佗，本意为空寂、负重、苦闷、寒碜，后经武野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正直、谨慎、自律、谦逊。这种如禅宗戒律一般的“佗茶”理念，便是以挚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环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武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被称为茶道天才，他将以禅宗为中心的沱茶，又进一步发展为“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利休茶道”，这种理念让茶道从贵族阶层走向了平民百姓，起到了茶道文化的普及作用。
利休茶道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和、敬、清、寂”，而此四种境界，亦符合了千利休之名：万般名利，皆已休矣。
和以行之，平等相待，淡泊宁静。无所取舍，无所憎爱，用清静本心去体悟自然生命的智慧，从而达到佛我如一、天人如一的“和”境；
敬以为质，质为我心，我心即佛，人人皆有佛心，在“真如”面前平等不二，没有贵贱，相敬如宾；
清亦为净，清以居之，茶室犹如一方净土，应当清净整洁，以洗涤灵魂的污浊；
寂以养志，佛法中当作“死、涅槃、無”，这是一种身心的修行，我们每一次的觉悟、进步、成长都像是死后的重生，而涅槃就是一种境界，让我们最终回归到初心本性的“無”——如惠能言：“本来無一物，何处惹尘埃”。
千利休对日本文化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茶道的本身。他侍奉丰臣秀吉了十年，这十年间也是其茶道境界不断提升，艺术才华充分展现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他对茶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还融会了饮食、园艺、建筑、花木、书画、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缝纫等诸方面的文化体系，最终成型并延续至今，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的样子。
茶，不过是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微小事物，是凡俗生活中的一角，而通过凡俗生活而悟得无边、无际、无尽藏的“道”，才是个人不断修行、增进的最终目的。
道，就是“真”。这种“真”是简、是净、是和，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源泉和存在意义。茶与道的结合，就是让人在简朴、清净、和敬的生活氛围中，去思考人的本质，去领悟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对于当下的超越性，让一切生活的修行获得正果，让经历的一切苦难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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