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 新书序言:《迈向橄榄型社会》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金点睛
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本文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为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合出版的新书《迈向橄榄型社会——增长、分配与公共政策选择》撰写的序言。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疫情暴露了经济体系存在的缺陷,比如产业链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加大了绿色转型的动力。疫情防控得益于科技进步,凸显了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疫后世界面临的不仅是重启,也有如何重构、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挑战。
中国处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关键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意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追求效率,也重视公平,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继2021年《碳中和经济学》、2022年《创新:不灭的火炬》出版之后,中金研究院和中金公司研究部再次协同,联合撰写了本书。本书从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内涵、收入分配现状、市场机制、公共政策、投资含义等多个视角探讨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共同富裕是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分配问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关键,目标是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显示,贫富分化既非不可控制,不平等的下降也不会自动发生,关键还是看公共政策的选择。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应该没有人不同意,现实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操作则有争议。本文从宏观视角阐述对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新发展阶段的增长与公平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关系?经济学思维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有两极不同的观点。
一极的观点是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有利于富人储蓄和投资,同时激励穷人努力工作。这曾是18—19世纪的主流观点,其较隐晦的表述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反映效率(能力)的差异,不应该人为改变。对富人征税转移给穷人,富人因为被征税而工作的动力下降,穷人因为“不劳而获”工作动力也会下降,最终整个经济受损。这样的逻辑似乎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其推论是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为里根减税背书的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认为降低所得税能激发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税基扩大抵消税率下降的影响,使得总体税收上升。从实证分析来看,这个观点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发展支持,减税后8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美国战后不平等下降时期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上升时期高0.8个百分点,至少说明战后前30年不平等的下降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另一极的观点是降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比如提升公共品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比如对资本征税来提升儿童的学前教育和医疗保障投入,在降低不平等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所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政策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还要看经济所处的大环境和具体的措施。在新发展阶段,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在更加重视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应有之义。过去40年,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全球贫富分化程度大幅上升,也引起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反应,包容性增长成为一个焦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变。之所以18—19世纪的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给定人口,储蓄(投资)决定经济增长,而财富集中增加储蓄。现代经济是知识型经济,无形资产日益重要,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人类的技术进步历程显示,大部分颠覆性的创新来自众多的小企业,少数超级富豪的贡献有限。同时,政府通过提供公共品(比如研发和教育投入)可以促进知识生产。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贡献下降,增长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
第三,全球化在逆转。过去几十年,随着产业链分工的细化,全球贸易/GDP快速上升,新兴市场国家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的资本结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大幅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地位相对恶化,而富有阶层的财富大幅增加,已经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力量的反弹。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尤其俄乌冲突加剧了逆全球化的动能。对中国来讲,逆全球化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循环,实现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遇到阻力。
上述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凸显了新发展阶段平衡增长与公平的重要性。事实上,两者可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转化为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以及更多的转移支付,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增长使得一个社会变得更慷慨,更容易接受支持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政策,增长也使得低收入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增加。另一方面,指望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平等自动下降也不现实。关键还是看公共政策的选择。
详情链接:https://t.cn/A6a2tSim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金点睛
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本文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为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合出版的新书《迈向橄榄型社会——增长、分配与公共政策选择》撰写的序言。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疫情暴露了经济体系存在的缺陷,比如产业链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加大了绿色转型的动力。疫情防控得益于科技进步,凸显了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疫后世界面临的不仅是重启,也有如何重构、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挑战。
中国处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关键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意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追求效率,也重视公平,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继2021年《碳中和经济学》、2022年《创新:不灭的火炬》出版之后,中金研究院和中金公司研究部再次协同,联合撰写了本书。本书从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内涵、收入分配现状、市场机制、公共政策、投资含义等多个视角探讨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共同富裕是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分配问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关键,目标是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显示,贫富分化既非不可控制,不平等的下降也不会自动发生,关键还是看公共政策的选择。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应该没有人不同意,现实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操作则有争议。本文从宏观视角阐述对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新发展阶段的增长与公平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关系?经济学思维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有两极不同的观点。
一极的观点是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有利于富人储蓄和投资,同时激励穷人努力工作。这曾是18—19世纪的主流观点,其较隐晦的表述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反映效率(能力)的差异,不应该人为改变。对富人征税转移给穷人,富人因为被征税而工作的动力下降,穷人因为“不劳而获”工作动力也会下降,最终整个经济受损。这样的逻辑似乎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其推论是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为里根减税背书的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认为降低所得税能激发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税基扩大抵消税率下降的影响,使得总体税收上升。从实证分析来看,这个观点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发展支持,减税后8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美国战后不平等下降时期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上升时期高0.8个百分点,至少说明战后前30年不平等的下降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另一极的观点是降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比如提升公共品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比如对资本征税来提升儿童的学前教育和医疗保障投入,在降低不平等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所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政策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还要看经济所处的大环境和具体的措施。在新发展阶段,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在更加重视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应有之义。过去40年,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全球贫富分化程度大幅上升,也引起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反应,包容性增长成为一个焦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变。之所以18—19世纪的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给定人口,储蓄(投资)决定经济增长,而财富集中增加储蓄。现代经济是知识型经济,无形资产日益重要,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人类的技术进步历程显示,大部分颠覆性的创新来自众多的小企业,少数超级富豪的贡献有限。同时,政府通过提供公共品(比如研发和教育投入)可以促进知识生产。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贡献下降,增长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
第三,全球化在逆转。过去几十年,随着产业链分工的细化,全球贸易/GDP快速上升,新兴市场国家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的资本结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大幅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地位相对恶化,而富有阶层的财富大幅增加,已经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力量的反弹。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尤其俄乌冲突加剧了逆全球化的动能。对中国来讲,逆全球化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循环,实现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遇到阻力。
上述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凸显了新发展阶段平衡增长与公平的重要性。事实上,两者可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转化为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以及更多的转移支付,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增长使得一个社会变得更慷慨,更容易接受支持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政策,增长也使得低收入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增加。另一方面,指望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平等自动下降也不现实。关键还是看公共政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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