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企10年# 【台企在粤这十年：抓住机遇扎根，带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聚集】
广东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联，是台商重要的聚集地。从2012年1月至2022年上半年，粤台两地贸易额合计约8000亿美元，广东对台贸易额约占大陆对台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连续多年位居大陆各省份之首。截至目前，广东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3.2万家，在粤台企呈现出 “根深叶茂”的发展态势。
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深入走访多家在粤台企，听多位台商回顾十年来在大陆取得的成就。各领域台商不仅分享了在大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的情况下，企业抓住机遇扎根大陆的经验，也分享了他们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规划与期待。
扎根大陆、深耕广东
“如果说要分享台企这十年在大陆发展壮大的历程，我想我应该是最有资格的人选之一，因为我是亲身体验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荣誉会长、台升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山辉向南都记者讲述了30多年前，他因缘际会踏入广东东莞投资建厂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台升还只是一家在台湾台中地区的家具制造小厂。在一次考察中，郭山辉来到东莞荔枝成林的大岭山上，一下被大岭山人工成本优势、距离深圳盐田港仅一个小时的便捷海路交通，以及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台政策吸引。于是，他毅然决定走出台湾，落脚东莞。1995年10月，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正式投资设立。
为了让家具生产从木材切割、组装、表面磨光、实木贴皮、油漆、纸箱包装到装柜出口，具备统一、系统的流程，从而节省生产时间，郭山辉说服多家台湾当地家具配套工厂，一起到东莞大岭山投资，这也是东莞当地首次有家具业企业聚集在一起联合设厂。
台升在东莞发展初具规模后，越来越多家具生产商与配套商落户于此，建立了家具产业的垂直整合聚落。东莞大岭山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大家具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8.79亿港元，注册资本为4.97亿港元，公司在东莞占地面积560亩。
南都记者在参观台升家具体验馆时了解到，台升主要生产各类美式家具，主要产品有卧房、餐厅、客厅3大组别。2001年，台升并购了美国前十大家具品牌环美家具（Universal Furniture），从单纯的家具制造公司转型为产销结合的综合性家具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家在美国拥有自主品牌及国际营销渠道的家具公司。
“这十几年来，我在大陆的投资也跟着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的脚步，取得丰硕的成果并累积了相当的资本，让我的家具事业能够进行上中下产业链垂直整合，完成了制造、批发零售的合体，增加了产业的生命力和附加价值。”郭山辉表示，“过去十年来祖国陆续推出的惠台政策，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展现出对台商台胞的重视及对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善意。广大台商只要能跟着国家发展的脚步，都能享受繁荣兴盛的果实。”
产值逆势而上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东莞骅国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宏钦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分享了疫情期间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推广、公司转型升级方面的种种尝试。
从台湾到东莞，陈宏钦于1993年落脚于东莞厚街镇，聚力研发和生产光纤、连接器、汽车电子、计算机配件、数字影音设备、医疗器械配件等产品。目前拥有连接零组件、无线零组件、汽车电子三大产品事业，已为200多家国内外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取得专利129个，其中发明专利27件。
2021年疫情期间，东莞骅国电子有限公司实现产值2.74亿元，同比增长46.8%；工业增加值9005万元，同比增长34.3% 。面对疫情，企业产值不但保持上升势头，其内部还逐步完成了智能智造升级转型的任务。
陈宏钦告诉南都记者，近三十年来，公司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摩擦等一系列挑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危机的方法。
“大陆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我们企业转危为安的保障。”陈宏钦表示，东莞市政府疫情防控及纾困措施也对该公司应对危机有积极的帮助，其中包括社保减免缓缴， 水、电保供及物流畅通（莞港水运专线）的协助等方面。
此外，陈宏钦还特别提到了在东莞连续举办了十三届的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以下简称“台博会”）。 东莞“台博会”是台商拓展市场、采购对接、数字转型的专业平台，助力东莞探索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地。今年东莞“台博会”更有超过26.8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观展，超4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累计促成合作意向337.3亿元。陈宏钦介绍，“东莞‘台博会’是政府全力支持台商开拓大陆广阔市场、实现产业对接，为粤台经贸融合发展、两岸人文交往交流搭建的平台。”
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聚集
近十年来，台企沿着珠江东西两岸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配套完整、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围绕各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中、下游相关联的产业链或产业带，这些产业集群为吸引和促进台资在粤发展提供长效保障。
台企正逐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辐射带动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集聚。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家聚力发展，覆盖电源及零组件、制造管理系统MES、再生能源、工业自动化、电动车系统、LED照明以及高阶投影系统等电子专用设备的公司。
台达集团1992年进入大陆，在东莞设立生产研发基地，并成立了两家企业。经历20多年的转型升级，凭借软件和工厂“软硬结合”及”实虚整合”特制化发展思路，台达电子开拓出了一片数字化发展的广阔天地，能够提供从元器件、现场设备，到产线机台、整体企业运营管理系统的一整套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
台达分析客户智能化升级需求痛点，通过整合台达云端物联、制造管理平台、智能设备、自动化软硬件等已臻成熟的技术及产品，从产线的智能设备、管理系统可视化、云端等层面全面构建智能工厂，加速制造业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的脚步。目前，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已服务超200家东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台达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中，台达挺身而出，运用先进的工业自动化技术，提供个人防护医用口罩机设备，以及直接用于医疗的CT机、X光机，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
此外，台达还结合自身能源管理方面的优势，将企业在建筑节能方面的先进技术进行整合应用，提出台达特色的绿色建筑解决方案。从自主承诺、培育人才、公益捐赠、活动分享、方案推广等方面，全面介绍了台达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和社会需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魏晞如向南都记者表示，“未来东莞仍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基地，台达电子也将一直扎根在这里，逐步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转移延伸发展，辐射带动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肩负起企业的责任。”
（来源：南方都市报APP • 南都即时）
广东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联，是台商重要的聚集地。从2012年1月至2022年上半年，粤台两地贸易额合计约8000亿美元，广东对台贸易额约占大陆对台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连续多年位居大陆各省份之首。截至目前，广东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3.2万家，在粤台企呈现出 “根深叶茂”的发展态势。
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深入走访多家在粤台企，听多位台商回顾十年来在大陆取得的成就。各领域台商不仅分享了在大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的情况下，企业抓住机遇扎根大陆的经验，也分享了他们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规划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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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要分享台企这十年在大陆发展壮大的历程，我想我应该是最有资格的人选之一，因为我是亲身体验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荣誉会长、台升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山辉向南都记者讲述了30多年前，他因缘际会踏入广东东莞投资建厂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台升还只是一家在台湾台中地区的家具制造小厂。在一次考察中，郭山辉来到东莞荔枝成林的大岭山上，一下被大岭山人工成本优势、距离深圳盐田港仅一个小时的便捷海路交通，以及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台政策吸引。于是，他毅然决定走出台湾，落脚东莞。1995年10月，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正式投资设立。
为了让家具生产从木材切割、组装、表面磨光、实木贴皮、油漆、纸箱包装到装柜出口，具备统一、系统的流程，从而节省生产时间，郭山辉说服多家台湾当地家具配套工厂，一起到东莞大岭山投资，这也是东莞当地首次有家具业企业聚集在一起联合设厂。
台升在东莞发展初具规模后，越来越多家具生产商与配套商落户于此，建立了家具产业的垂直整合聚落。东莞大岭山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大家具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8.79亿港元，注册资本为4.97亿港元，公司在东莞占地面积560亩。
南都记者在参观台升家具体验馆时了解到，台升主要生产各类美式家具，主要产品有卧房、餐厅、客厅3大组别。2001年，台升并购了美国前十大家具品牌环美家具（Universal Furniture），从单纯的家具制造公司转型为产销结合的综合性家具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家在美国拥有自主品牌及国际营销渠道的家具公司。
“这十几年来，我在大陆的投资也跟着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的脚步，取得丰硕的成果并累积了相当的资本，让我的家具事业能够进行上中下产业链垂直整合，完成了制造、批发零售的合体，增加了产业的生命力和附加价值。”郭山辉表示，“过去十年来祖国陆续推出的惠台政策，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展现出对台商台胞的重视及对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善意。广大台商只要能跟着国家发展的脚步，都能享受繁荣兴盛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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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疫情期间，东莞骅国电子有限公司实现产值2.74亿元，同比增长46.8%；工业增加值9005万元，同比增长34.3% 。面对疫情，企业产值不但保持上升势头，其内部还逐步完成了智能智造升级转型的任务。
陈宏钦告诉南都记者，近三十年来，公司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摩擦等一系列挑战，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危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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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陈宏钦还特别提到了在东莞连续举办了十三届的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以下简称“台博会”）。 东莞“台博会”是台商拓展市场、采购对接、数字转型的专业平台，助力东莞探索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地。今年东莞“台博会”更有超过26.8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观展，超4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累计促成合作意向337.3亿元。陈宏钦介绍，“东莞‘台博会’是政府全力支持台商开拓大陆广阔市场、实现产业对接，为粤台经贸融合发展、两岸人文交往交流搭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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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台企沿着珠江东西两岸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配套完整、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围绕各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中、下游相关联的产业链或产业带，这些产业集群为吸引和促进台资在粤发展提供长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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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魏晞如向南都记者表示，“未来东莞仍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基地，台达电子也将一直扎根在这里，逐步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转移延伸发展，辐射带动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肩负起企业的责任。”
（来源：南方都市报APP • 南都即时）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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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工：
逻辑：目前军工行业估值处于低位，在行业景气度已得到全面验证的情况下，当前估值的军工行业具备较大的配置价值。航空装备和军工电子板块在国防军工行业表现较为突出，且贡献了整个行业较高的营收，航空发动机产业链在内的航空装备产业链有望持续受益。军工板块业绩符合预期，可以史上关注航发产业链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中下游龙头。目前军工板块或进入价值投资新时代，需求爆发仍处于早期阶段。
相关标的：中航西飞；中航电子；航天电器；航亚科技；宏达电子；宏远电子；西部超导；派克新材等。
2.消费电子：
逻辑：2022年消费电子整体业绩承压，二季度盈利增速继续下探。在全球通胀和疫情反复的背景下，上游景气赛道表现亮眼，中游制造端承压，下游消费逐步恢复。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趋缓，不过景气依然延续。消费电子需求疲软成为共识，不过业绩表现强于市场预期。不过果链的强韧和AR/VR终端设备的放量支撑了板块的业绩表现，通常四季度为消费电子传统出货旺季，苹果新品在9月初发布，有望促进消费电子继续回暖。
相关标的：中天服务；博信股份；百邦科技；传艺科技；光洋股份；国光电器；宇环数控；五方光电等。
3.种业：
逻辑：国际粮价高企的预期或将推动种业需求上升，优质种企有望迎来高速成长阶段。种业技术壁垒有望继续提升，具有核心育种优势的种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将更具竞争力。政策暖风叠加技术优势，种业相关公司上半年业绩不错。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长的特征，一般在四季度毛利率更好。随着国际两市景气度上行，下半年种企的业绩成长性值得期待。
相关标的：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大北农；新农开发；万向德农；正虹科技；东瑞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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