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多行善，多积阴德。有缘人看见希望改变命运这里开始一、立命之学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玉乳洞又名岩石室、羅漢洞，是由地下河的侵蝕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位於杭州靈隱飛來峰冷泉溪南岸。洞內有北宋時期刊刻的羅漢像十九尊。由於洞形結構的不規則性，這些羅漢像也並未呈明顯的十六羅漢或者十八羅漢樣式分布，所以學界對玉乳洞羅漢組像存在著是「十六羅漢」還是「十八羅漢」的爭議。
據南宋《淳佑臨安志》里對「岩石室龍泓洞」的記載：
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岩之北，晏殊雲：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輿地志曰：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之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與「龍泓洞」在這裡被作為同一個洞的兩個名字，而後世實際上又稱「玉乳洞」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確提及了在龍泓洞中「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但是現今的龍泓洞內卻並無十六羅漢像，亦毫無羅漢像被損毀的痕跡，只有一尊菩薩像以及一善財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龍泓洞外兩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羅漢像的造像蹤跡。
後來的《咸淳臨安志》則直接沿用了《淳佑臨安志》的這一說法——「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還是繼續採用《淳佑臨安志》的說法，記載了龍泓洞中「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而並未詳細記載「玉乳洞」的有關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中，才出現了對玉乳洞的詳細描述，但只言「題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卻絲毫未提及裡面的造像情況：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巔。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間的《武林靈隱寺志》中，才終於出現玉乳洞中有「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記載（且「一名羅漢洞」），而且原來冠於「龍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開始被當作「玉乳洞」的別名，同時「玉乳洞」與過去志書中所記載的「龍泓洞」一樣，被認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先於此得道。後人就道兩壁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蠻蝸，涓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蛻白石之繭，而龍鼻為大陰之戶耶？
從這段描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實際上還是以南宋《淳佑臨安志》對龍泓洞的描述為基礎，只是將「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這一名稱之下。
在《民國杭州府志》中，則有這麼一段綜合性的描述：
龍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統志》）。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水，廣丈余。昔有人採鐘乳水際，見異跡，或雲是龍跡，聞穴里隆隆有聲便出，不識所遠近（《太平御覽》引《錢塘記》）。一名「岩石室」，晏元獻雲，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或雲龍泓洞即壽聖院龍井，非也（《咸淳志》）。洞壁舊鐫羅漢，郡志稱「羅漢洞」（《錢塘縣誌》）。
按《乾隆志》雲，《方輿勝覽》謂飛來峰為葛仙得道之所，正與晏殊說合。蓋洞在飛來峰下，亦得舉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龍井記》，乃以葛仙事移屬於彼潛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歟？萬曆舊志有羅漢洞。《靈隱寺志》有玉乳洞與此洞並載者誤。
其中明確指出《靈隱寺志》（即《武林靈隱寺志》）誤把「玉乳洞」與「龍泓洞」並載。其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經指出過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樣的。
總的來說，在宋代，並沒有「玉乳洞」這一稱謂，只有「龍泓洞」以及龍泓洞內羅漢像雕鑿情況的記載，直至明代才開始出現「玉乳洞」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開始有關於玉乳洞羅漢造像情況的描述，而從文字內容來看，這些記載均以《淳佑臨安志》里關於龍泓洞的記述為藍本。
但是，在現今的龍泓洞內根本不存在羅漢造像的痕跡，更不要說是「十六羅漢」像。考慮到現今的玉乳洞內有大體量的北宋羅漢造像，而龍泓洞則無，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南宋以來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龍泓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羅漢像。由於《淳佑臨安志》中的相關文字系有關玉乳洞羅漢像最早的官方記載，且這一記載為宋代、明代、清代、民國時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沒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對「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說法提出否定和懷疑之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不僅最早而且已延續了上千年的方志記載，是可靠的。
關於玉乳洞內的羅漢造像情況，早在北宋熙寧六年日本僧人釋成尋造訪靈隱寺時，就已經留下了「十六羅漢」的私人記載，到了南宋，在《淳佑臨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記載，也稱玉乳洞中的羅漢像為「十六尊」。此後歷經明、清、民國時期，歷代方志文獻均使用的是「十六羅漢」的提法。然而所謂玉乳洞「十八羅漢」的說法，則從未見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錄里才開始出現。
據南宋《淳佑臨安志》里對「岩石室龍泓洞」的記載：
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岩之北，晏殊雲：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輿地志曰：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之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與「龍泓洞」在這裡被作為同一個洞的兩個名字，而後世實際上又稱「玉乳洞」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確提及了在龍泓洞中「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但是現今的龍泓洞內卻並無十六羅漢像，亦毫無羅漢像被損毀的痕跡，只有一尊菩薩像以及一善財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龍泓洞外兩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羅漢像的造像蹤跡。
後來的《咸淳臨安志》則直接沿用了《淳佑臨安志》的這一說法——「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還是繼續採用《淳佑臨安志》的說法，記載了龍泓洞中「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而並未詳細記載「玉乳洞」的有關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中，才出現了對玉乳洞的詳細描述，但只言「題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卻絲毫未提及裡面的造像情況：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巔。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間的《武林靈隱寺志》中，才終於出現玉乳洞中有「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記載（且「一名羅漢洞」），而且原來冠於「龍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開始被當作「玉乳洞」的別名，同時「玉乳洞」與過去志書中所記載的「龍泓洞」一樣，被認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先於此得道。後人就道兩壁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蠻蝸，涓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蛻白石之繭，而龍鼻為大陰之戶耶？
從這段描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實際上還是以南宋《淳佑臨安志》對龍泓洞的描述為基礎，只是將「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這一名稱之下。
在《民國杭州府志》中，則有這麼一段綜合性的描述：
龍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統志》）。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水，廣丈余。昔有人採鐘乳水際，見異跡，或雲是龍跡，聞穴里隆隆有聲便出，不識所遠近（《太平御覽》引《錢塘記》）。一名「岩石室」，晏元獻雲，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或雲龍泓洞即壽聖院龍井，非也（《咸淳志》）。洞壁舊鐫羅漢，郡志稱「羅漢洞」（《錢塘縣誌》）。
按《乾隆志》雲，《方輿勝覽》謂飛來峰為葛仙得道之所，正與晏殊說合。蓋洞在飛來峰下，亦得舉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龍井記》，乃以葛仙事移屬於彼潛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歟？萬曆舊志有羅漢洞。《靈隱寺志》有玉乳洞與此洞並載者誤。
其中明確指出《靈隱寺志》（即《武林靈隱寺志》）誤把「玉乳洞」與「龍泓洞」並載。其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經指出過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樣的。
總的來說，在宋代，並沒有「玉乳洞」這一稱謂，只有「龍泓洞」以及龍泓洞內羅漢像雕鑿情況的記載，直至明代才開始出現「玉乳洞」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開始有關於玉乳洞羅漢造像情況的描述，而從文字內容來看，這些記載均以《淳佑臨安志》里關於龍泓洞的記述為藍本。
但是，在現今的龍泓洞內根本不存在羅漢造像的痕跡，更不要說是「十六羅漢」像。考慮到現今的玉乳洞內有大體量的北宋羅漢造像，而龍泓洞則無，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南宋以來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龍泓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羅漢像。由於《淳佑臨安志》中的相關文字系有關玉乳洞羅漢像最早的官方記載，且這一記載為宋代、明代、清代、民國時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沒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對「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說法提出否定和懷疑之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不僅最早而且已延續了上千年的方志記載，是可靠的。
關於玉乳洞內的羅漢造像情況，早在北宋熙寧六年日本僧人釋成尋造訪靈隱寺時，就已經留下了「十六羅漢」的私人記載，到了南宋，在《淳佑臨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記載，也稱玉乳洞中的羅漢像為「十六尊」。此後歷經明、清、民國時期，歷代方志文獻均使用的是「十六羅漢」的提法。然而所謂玉乳洞「十八羅漢」的說法，則從未見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錄里才開始出現。
玉乳洞又名岩石室、罗汉洞，是由地下河的侵蚀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位于杭州灵隐飞来峰冷泉溪南岸。洞内有北宋时期刊刻的罗汉像十九尊。由于洞形结构的不规则性，这些罗汉像也并未呈明显的十六罗汉或者十八罗汉样式分布，所以学界对玉乳洞罗汉组像存在着是“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的争议。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关于玉乳洞内的罗汉造像情况，早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释成寻造访灵隐寺时，就已经留下了“十六罗汉”的私人记载，到了南宋，在《淳佑临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记载，也称玉乳洞中的罗汉像为“十六尊”。此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历代方志文献均使用的是“十六罗汉”的提法。然而所谓玉乳洞“十八罗汉”的说法，则从未见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录里才开始出现。[good]#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读书# https://t.cn/A6J82iKA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关于玉乳洞内的罗汉造像情况，早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释成寻造访灵隐寺时，就已经留下了“十六罗汉”的私人记载，到了南宋，在《淳佑临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记载，也称玉乳洞中的罗汉像为“十六尊”。此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历代方志文献均使用的是“十六罗汉”的提法。然而所谓玉乳洞“十八罗汉”的说法，则从未见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录里才开始出现。[good]#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读书# https://t.cn/A6J82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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