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 【提案故事丨“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 汪希萱/文
1988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政协的职能与有关活动了解不多，加入民革、成为民革浙江省委会领导的时间也不长。尽管自己学识、见解等各方面水平有限，但努力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反映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进口汽车大量进入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务用车大都是进口轿车。各级政府的领导也在争相配备各种款式、品牌的进口轿车，一时间进口汽车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正之风。一些基层领导，不管当地财政状况如何，坐的也都是豪华的高档进口汽车，既造成了国家外汇的大量流失，又影响了党政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在社会上、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我也听到过周围同志的一些意见和怨言，当年老百姓的反腐要求，有不少就是针对一些领导的进口豪华汽车的。于是，我决定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思考，以“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为题，向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交了提案。
二、高层关注 及时批示“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
大会结束后，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文正式答复了我的提案。我觉得答复主要是针对“国产轿车”的生产，但我的提案是侧重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因此，在对该提案办理的意见和建议中，我写道：
“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答复中宣称已在组织力量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还将在1至2年内恢复‘红旗’轿车生产，对此我表示满意，但尚有下列意见：
1.这提案不能只送机电部，更重要的是要送呈党中央和国务院，让最高层领导下决心带头乘坐国产汽车。要以比对待压缩楼堂馆所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好这件事，以大力振兴民族工业、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弘扬勤俭建国精神，狠刹社会上互相比阔、比排场的铺张浪费歪风。中央振臂一呼，下面省、市、地、县各级干部必然效法，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就会有所收敛。不仅几十万美金一辆的轿车不应进口，一般轿车进口也应从严掌握。
2.希望机电部订出规划，在1至2年内作为政治任务突击生产出足够供应部级、省级以上干部使用的轿车，并在较短时间内使各级政府不再进口轿车而用国产车。”
全国政协提案办很快就将我的反馈意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席德华同志作了批示，并建议送请邹家华同志审阅。邹家华同志是当时的机电部部长，他迅速作了较为详细的批示：
“不是中央领导不愿意坐国产车，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车。我们还要抓紧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早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此件请光远同志阅，还要和一汽商议一下。”
当时国务院主管机电部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也作了阅示。
全国政协提案办把写有领导人批示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收到回复以后，我感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对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是相当重视的，所作批示基本是针对我提的具体意见。全国政协提案办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也相当不错。从有关领导人批示的字里行间，我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的问题原已相当重视并对付诸实施有所考虑，而且积极地从技术方面努力解决生产问题。
当时，在社会上一些人的观念中，曾以为政协委员的呼声不太会被重视，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但从这次的提案办理事实来看，并非如人们所传的那样，政协委员只有鼓鼓掌的份儿，提意见和建议是说了也白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是能得到比较迅速和积极的反映的，可见党和政府对政协工作的重视程度。我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这次在政协会议上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健康发展。
三、新一代国产“红旗”驰向中国大地
不久，我就从一些媒介上获悉，一汽加速了新一代国产“红旗”轿车的技术攻关步伐，新“红旗”即将奔驰在中国新时期的高速公路上。“红旗”轿车曾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出行或检阅，大都乘坐国产的“红旗”轿车，这使得“红旗”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辉煌的一页。但由于技术、费用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批量生产，“红旗”一度停产。1995年，我国自行设计、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旗”，终于从一汽的自动生产流水线上驰向中国大地。
如今，“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已经成为现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级、省级领导的工作用车，基本是国产的“红旗”或者国产化程度相当高的一汽“奥迪”、上海通用“别克”。当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坐国产车，不是完全因为我的提案才成为现实，正是由于群众有此强烈愿望，才会通过各种民主渠道表达出来，使党中央体察到民意，引起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应该说，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图1：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图2：1958年5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参观试制成功的国产第一辆东风轿车（红旗轿车前身）。
图3：1958年5月21日，毛主席、林伯渠乘坐东风轿车。
图4：2013年4月2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上任后首次来华访问，乘坐的是全新红旗L5轿车。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人民政协纪事》，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汪希萱，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八、九届民革浙江省委主委，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
1988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政协的职能与有关活动了解不多，加入民革、成为民革浙江省委会领导的时间也不长。尽管自己学识、见解等各方面水平有限，但努力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反映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进口汽车大量进入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务用车大都是进口轿车。各级政府的领导也在争相配备各种款式、品牌的进口轿车，一时间进口汽车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助长了相互攀比的不正之风。一些基层领导，不管当地财政状况如何，坐的也都是豪华的高档进口汽车，既造成了国家外汇的大量流失，又影响了党政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在社会上、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我也听到过周围同志的一些意见和怨言，当年老百姓的反腐要求，有不少就是针对一些领导的进口豪华汽车的。于是，我决定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思考，以“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为题，向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交了提案。
二、高层关注 及时批示“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
大会结束后，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文正式答复了我的提案。我觉得答复主要是针对“国产轿车”的生产，但我的提案是侧重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因此，在对该提案办理的意见和建议中，我写道：
“机电部机办〔1988〕118号答复中宣称已在组织力量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还将在1至2年内恢复‘红旗’轿车生产，对此我表示满意，但尚有下列意见：
1.这提案不能只送机电部，更重要的是要送呈党中央和国务院，让最高层领导下决心带头乘坐国产汽车。要以比对待压缩楼堂馆所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好这件事，以大力振兴民族工业、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弘扬勤俭建国精神，狠刹社会上互相比阔、比排场的铺张浪费歪风。中央振臂一呼，下面省、市、地、县各级干部必然效法，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就会有所收敛。不仅几十万美金一辆的轿车不应进口，一般轿车进口也应从严掌握。
2.希望机电部订出规划，在1至2年内作为政治任务突击生产出足够供应部级、省级以上干部使用的轿车，并在较短时间内使各级政府不再进口轿车而用国产车。”
全国政协提案办很快就将我的反馈意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席德华同志作了批示，并建议送请邹家华同志审阅。邹家华同志是当时的机电部部长，他迅速作了较为详细的批示：
“不是中央领导不愿意坐国产车，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车。我们还要抓紧把国产车的质量搞好，早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此件请光远同志阅，还要和一汽商议一下。”
当时国务院主管机电部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也作了阅示。
全国政协提案办把写有领导人批示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收到回复以后，我感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对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是相当重视的，所作批示基本是针对我提的具体意见。全国政协提案办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也相当不错。从有关领导人批示的字里行间，我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的问题原已相当重视并对付诸实施有所考虑，而且积极地从技术方面努力解决生产问题。
当时，在社会上一些人的观念中，曾以为政协委员的呼声不太会被重视，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但从这次的提案办理事实来看，并非如人们所传的那样，政协委员只有鼓鼓掌的份儿，提意见和建议是说了也白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是能得到比较迅速和积极的反映的，可见党和政府对政协工作的重视程度。我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这次在政协会议上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健康发展。
三、新一代国产“红旗”驰向中国大地
不久，我就从一些媒介上获悉，一汽加速了新一代国产“红旗”轿车的技术攻关步伐，新“红旗”即将奔驰在中国新时期的高速公路上。“红旗”轿车曾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出行或检阅，大都乘坐国产的“红旗”轿车，这使得“红旗”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辉煌的一页。但由于技术、费用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批量生产，“红旗”一度停产。1995年，我国自行设计、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旗”，终于从一汽的自动生产流水线上驰向中国大地。
如今，“请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已经成为现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级、省级领导的工作用车，基本是国产的“红旗”或者国产化程度相当高的一汽“奥迪”、上海通用“别克”。当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坐国产车，不是完全因为我的提案才成为现实，正是由于群众有此强烈愿望，才会通过各种民主渠道表达出来，使党中央体察到民意，引起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应该说，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图1：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图2：1958年5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参观试制成功的国产第一辆东风轿车（红旗轿车前身）。
图3：1958年5月21日，毛主席、林伯渠乘坐东风轿车。
图4：2013年4月2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上任后首次来华访问，乘坐的是全新红旗L5轿车。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人民政协纪事》，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汪希萱，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八、九届民革浙江省委主委，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
今天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关注微博，哈哈，我是个80后的老阿姨啦，真的稍不留神，就被社会的发展给落在了后面，在此，也好好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一名89的老阿姨，是两个宝宝的麻麻，老大姐姐今年5周岁，老二弟弟今年18个月，也算是儿女双全，哈哈，幸福，自己呢在做一份小事业，也是自己的创业的开始，老公做某宝，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老天的眷顾 https://t.cn/RwemAAB
#湖北加油武汉挺住# 【隔离ICU护士自述40天“三上火线”历程】我是孝感市中心医院的护士熊艮艮，刚在抗疫一线度过33岁生日。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孝感。我回想起多年前的非典，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医学生，不能去一线。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护士，我要到一线去。说到做到，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我通过微信向组织申请，得到批准。
初上战场——隔离三病区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我接到通知参加院感培训，职业的敏感让我心里莫名咯噔一下。
我立即回家收拾东西。只有父母和孩子在家，我跟父母交代了一下，然后给老公打电话，我要去一线了，你要照顾好孩子。老公很吃惊。我没有提前告诉他，是怕他担心。
孩子问我：妈妈，你不要去，那里危险，你为啥要去。孩子还小，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得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不能逃避；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疫情就是命令。
第二天，我来到孝感市中心医院隔离三病区。参加工作10年，我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无畏，无畏到不计生死。相反，我会害怕，也焦虑不安，因为我是女儿、妻子、母亲。当我走进病房，看到一双双渴望出院的眼睛，我所有的想法都没有了，他们需要我。
几天下来，我已经和病患成了朋友。11床的叔叔又偷偷抹眼泪了，我上前去跟他聊了聊。他说他很自责，把病传给了家人，父母在楼上观察病房，老婆在内科楼隔离病房。他没带手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可以帮他打电话。第二天，我告诉他，他爸妈和老婆都只是轻症。他高兴地紧拉着我的手，说了无数句谢谢！我的心里暗自高兴，帮助人的感觉还真不错呢！
2月2日撤出休整前，病区里陆续有病人康复出院。他们临走时会和我们道谢，我们也为他们的康复感到高兴。
【2】二上战场——隔离ICU
2月19日，结束医学观察后，刚回家两天便收到指令——到隔离ICU（危急重症隔离病区）报到。
全院最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收治在此，传染性极强，这次全家人都很紧张。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大门，2岁的小女儿抱着我的大腿，哭喊着妈妈不要走……我不敢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哭。老公帮我背着包，一路叮嘱我注意安全，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在进入病房前，我们医护人员相互提醒：洗手、穿戴帽子、戴口罩、穿隔离衣、穿防护服，穿防水鞋，戴护目镜、戴手套……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我都非常认真仔细地完成。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感染风险。做好每一步不但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更是对患者和社会负责。
进到病房后，我简直是惊呆了！每个病人身上都插着各种管子，简直无法下手。患者病情太重，随时都有可能离去，心里感到压抑难受。可是，当我看到医生和护士不顾危险抢救病人，把心跳停止的病人抢救过来，看到病人血氧一点点上升，慢慢接近正常值，我又觉得很自豪。
护目镜起雾看不清，戴三层手套摸不到病人的血管。穿上防护服后，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显得有点困难。但患者都能体谅我们，还安慰说，“我血管细，是不好打。”那一刻，我特别感动，患者没有因为我们一针没有打好就埋怨、否定我们，而是给了我们理解、包容和鼓励。其实，我们比谁都更希望能“一针见血”。
病区有8位危重症患者，都是气管插管下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做好气道管理、口腔护理很重要，而清理痰痂、口腔分泌物最繁琐，也最需要耐心。每次口腔护理都需要先把导管固定器固定好，再用棉棒蘸药水进行口腔清理，然后更换牙垫，最后把导管固定好。如果管道脱出会影响病人的呼吸，如果管道插太深也会刺激到患者。这项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其实需要专业的技术。
2月25日下午，我脱下装备，才感觉到耳根疼，鼻子疼，指甲盖疼，脸疼，头疼！
这个工作周期结束了，明天就要去医学观察点。回到休息室，想到自己的家人，想到可爱的孩子，情绪一下崩溃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同事们赶紧来安慰我，鼓励我，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很快就能回家了，我的情绪才渐渐平复。
三上战场——隔离ICU
在天紫湖休整7天后，3月4日，我再次回到隔离ICU病区。虽然还是有点害怕，但是一想到患者的体谅、同事的陪伴还有家人的支持，我就又觉得信心满满。
进入隔离区前，我给老公打了电话。老公听出了我的担心，安慰我说：“放心吧，家里有我呢，孩子我来带。你去吧，我支持你！”他的理解和支持，给我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
放下电话，进入隔离区的一刹那，我感觉我们就像奔赴战场上的战士。穿上闷热的防护服，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不喝水，不上厕所。每天近距离接触患者，这无异于和死神肩并肩。但我们清楚，只有和死神离得够近才能在这场赛跑中超过对方。能给患者带去更多温暖和关爱，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心愿。
一天下午，我正在病房里忙碌，安静的病房响起了“铛”的声音，是谁在敲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5床的阿姨醒了！前一天她刚做了纤维支气管镜，清理了痰液，气管也被切开了，这一切都是为她脱机做准备。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阿姨身边，她还没有力气说话，示意我想写字。我把纸板放在她手边，她试着拿起笔，几次笔都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10多分钟后，我看到她在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两个字：谢谢。她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我的内心也涌起一股热流，感动得眼眶湿润。我的付出，病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我只是尽心尽力在工作，他们却是那么感恩!
为了给病房增加色彩，在第三个工作周期的最后一天，我自告奋勇当起了小画家，在大家的防护服上画画，有的添上了自己的小愿望，有的则是抗疫寄语。我给自己身上画上了两个小人：警察和护士，一个是老公，一个是我。
很庆幸在这段日子里，同事们能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分享每一天的感动和害怕。我们这个医护团队一共32人，大家从开始的陌生，到后来默契配合、相互信任。我今年33岁的生日，是战友们陪我度过的，我们还相约疫情之后一起去踏青。我也特别感谢老公照顾家庭，支持我的工作，做我坚强的后盾。（口述：熊艮艮 整理：记者季萍 编辑叶一鸣）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孝感。我回想起多年前的非典，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医学生，不能去一线。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护士，我要到一线去。说到做到，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我通过微信向组织申请，得到批准。
初上战场——隔离三病区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我接到通知参加院感培训，职业的敏感让我心里莫名咯噔一下。
我立即回家收拾东西。只有父母和孩子在家，我跟父母交代了一下，然后给老公打电话，我要去一线了，你要照顾好孩子。老公很吃惊。我没有提前告诉他，是怕他担心。
孩子问我：妈妈，你不要去，那里危险，你为啥要去。孩子还小，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得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不能逃避；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疫情就是命令。
第二天，我来到孝感市中心医院隔离三病区。参加工作10年，我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无畏，无畏到不计生死。相反，我会害怕，也焦虑不安，因为我是女儿、妻子、母亲。当我走进病房，看到一双双渴望出院的眼睛，我所有的想法都没有了，他们需要我。
几天下来，我已经和病患成了朋友。11床的叔叔又偷偷抹眼泪了，我上前去跟他聊了聊。他说他很自责，把病传给了家人，父母在楼上观察病房，老婆在内科楼隔离病房。他没带手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可以帮他打电话。第二天，我告诉他，他爸妈和老婆都只是轻症。他高兴地紧拉着我的手，说了无数句谢谢！我的心里暗自高兴，帮助人的感觉还真不错呢！
2月2日撤出休整前，病区里陆续有病人康复出院。他们临走时会和我们道谢，我们也为他们的康复感到高兴。
【2】二上战场——隔离ICU
2月19日，结束医学观察后，刚回家两天便收到指令——到隔离ICU（危急重症隔离病区）报到。
全院最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收治在此，传染性极强，这次全家人都很紧张。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大门，2岁的小女儿抱着我的大腿，哭喊着妈妈不要走……我不敢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哭。老公帮我背着包，一路叮嘱我注意安全，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在进入病房前，我们医护人员相互提醒：洗手、穿戴帽子、戴口罩、穿隔离衣、穿防护服，穿防水鞋，戴护目镜、戴手套……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我都非常认真仔细地完成。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感染风险。做好每一步不但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更是对患者和社会负责。
进到病房后，我简直是惊呆了！每个病人身上都插着各种管子，简直无法下手。患者病情太重，随时都有可能离去，心里感到压抑难受。可是，当我看到医生和护士不顾危险抢救病人，把心跳停止的病人抢救过来，看到病人血氧一点点上升，慢慢接近正常值，我又觉得很自豪。
护目镜起雾看不清，戴三层手套摸不到病人的血管。穿上防护服后，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显得有点困难。但患者都能体谅我们，还安慰说，“我血管细，是不好打。”那一刻，我特别感动，患者没有因为我们一针没有打好就埋怨、否定我们，而是给了我们理解、包容和鼓励。其实，我们比谁都更希望能“一针见血”。
病区有8位危重症患者，都是气管插管下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做好气道管理、口腔护理很重要，而清理痰痂、口腔分泌物最繁琐，也最需要耐心。每次口腔护理都需要先把导管固定器固定好，再用棉棒蘸药水进行口腔清理，然后更换牙垫，最后把导管固定好。如果管道脱出会影响病人的呼吸，如果管道插太深也会刺激到患者。这项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其实需要专业的技术。
2月25日下午，我脱下装备，才感觉到耳根疼，鼻子疼，指甲盖疼，脸疼，头疼！
这个工作周期结束了，明天就要去医学观察点。回到休息室，想到自己的家人，想到可爱的孩子，情绪一下崩溃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同事们赶紧来安慰我，鼓励我，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很快就能回家了，我的情绪才渐渐平复。
三上战场——隔离ICU
在天紫湖休整7天后，3月4日，我再次回到隔离ICU病区。虽然还是有点害怕，但是一想到患者的体谅、同事的陪伴还有家人的支持，我就又觉得信心满满。
进入隔离区前，我给老公打了电话。老公听出了我的担心，安慰我说：“放心吧，家里有我呢，孩子我来带。你去吧，我支持你！”他的理解和支持，给我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
放下电话，进入隔离区的一刹那，我感觉我们就像奔赴战场上的战士。穿上闷热的防护服，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不喝水，不上厕所。每天近距离接触患者，这无异于和死神肩并肩。但我们清楚，只有和死神离得够近才能在这场赛跑中超过对方。能给患者带去更多温暖和关爱，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心愿。
一天下午，我正在病房里忙碌，安静的病房响起了“铛”的声音，是谁在敲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5床的阿姨醒了！前一天她刚做了纤维支气管镜，清理了痰液，气管也被切开了，这一切都是为她脱机做准备。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阿姨身边，她还没有力气说话，示意我想写字。我把纸板放在她手边，她试着拿起笔，几次笔都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10多分钟后，我看到她在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两个字：谢谢。她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我的内心也涌起一股热流，感动得眼眶湿润。我的付出，病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我只是尽心尽力在工作，他们却是那么感恩!
为了给病房增加色彩，在第三个工作周期的最后一天，我自告奋勇当起了小画家，在大家的防护服上画画，有的添上了自己的小愿望，有的则是抗疫寄语。我给自己身上画上了两个小人：警察和护士，一个是老公，一个是我。
很庆幸在这段日子里，同事们能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分享每一天的感动和害怕。我们这个医护团队一共32人，大家从开始的陌生，到后来默契配合、相互信任。我今年33岁的生日，是战友们陪我度过的，我们还相约疫情之后一起去踏青。我也特别感谢老公照顾家庭，支持我的工作，做我坚强的后盾。（口述：熊艮艮 整理：记者季萍 编辑叶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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