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健康明光#
【提供调剂、煎煮、包装、配送等一站式服务，当中医药遇上“智能化”——智慧中药房 便捷又贴心】
图①：山东省济南市扁鹊智慧中药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复核药方。 本报记者 李 蕊摄
图②：济南市宏济堂智慧中药房的煎药区。本报记者 李 蕊摄
今年以来，山东、安徽等地陆续提出支持建设智慧中药房，鼓励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传统中医药遇上“智能化”，会碰撞出哪些火花？目前智慧中药房建设成效如何？给群众带来了哪些便利？还面临哪些难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智慧：从“人等药”变“药等人”，中医药药事服务更便捷
“如果没有特殊煎煮要求，您可以先回家，一般下午3点左右就能收到熬好的汤药。”本以为至少得等上半天，才能取到煎煮好的中药，听工作人员这么说，来山东省济南市中医医院就诊的杨女士还将信将疑。
“真的不用等，免费送货上门？”几番确认后，杨女士终于放了心。
杨女士享受到的正是当地智慧中药房的服务。近年来，山东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全面铺开智慧中药房建设。济南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发中医药数据平台，实时流转、监管、采集中药处方，为患者提供调剂、煎煮、包装、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开方，只需选择一家智慧中药房，付费后，处方从医疗机构经中医药数据平台流转至智慧中药房，由药房提供调配煎煮和送药上门服务。患者无需在医院轮候取药、在家煎药，既节省时间，又解决了患者煎药难题。”济南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米宽庆介绍。
接到处方后，智慧中药房如何一步步操作，最终将煎好的药送至患者手中呢？
杨女士选择的是济南一家智慧中药房的传统汤剂。在这家中药房煎制区门口，一块电子屏幕上显示，杨女士的订单已进入系统自动审方阶段。走进煎制区，浓浓的中药味扑鼻而来，眼前一座大型“智药仓”正将中药自动调剂好，随后送入对应药箱。
“用传统方式调剂一个处方，最快也需按分钟来计算。如今，中药饮片自动抓取调配，处方调剂速度压减到25秒/方，极大节省了人工、提高了效率。患者当天开方、当天吃药，‘人等药’变‘药等人’。”米宽庆说。
传送带上，一个药箱被缓缓送至二次复核区。“瞧，杨女士的药来了。”智慧中药房总经理张卫强弯下腰，从箱中拿出单据。他告诉记者，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药箱才能进入浸泡煎煮车间。根据患者需求，可以提供汤剂、颗粒剂、胶囊剂、丸剂等不同剂型。
配制的中药质量如何保障？米宽庆表示，依托智慧中药房信息系统，济南市落实过程精准管控，每调剂一味饮片，自动拍照并传入追溯系统，每一服药都有唯一条形码，确保可全程溯源。济南市还成立了智慧中药房质量控制中心，常态化检查、不定期抽查，落实中药处方、中药饮片采购、煎煮配送等全环节闭环监管。
米宽庆介绍，济南市支持各区县、各医疗机构因地制宜、自主探索智慧中药房运行模式，支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与智慧中药房签约合作。目前，全市已建成智慧中药房6家，联通医疗机构1426家，日煎煮量2.1万方，累计服务超过380万人次。
下午2点多，杨女士收到了药包，汤剂还是温热的。“举措真贴心，服务送到家。”她笑眯眯地说，“药是热的，心里更是暖烘烘的。”
共享：联通医疗机构，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您的快递到了，请过来取一下。”挂断电话，家住安徽省明光市石坝镇的老刘随即起身，出门右转，步行2分钟，便抵达快递点，报上号码，取来一大袋煎好的中药。
前些年，老刘被诊断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考虑到他的肝功能不好，医生建议用中药调理。“那会儿，镇卫生院没中药房，每次找医生开完处方，我还得去市中医院买药。”老刘说，当时每周至少跑一次，光来回车程就要近两个小时。
“如今线上开方、送药上门，费用还是乡镇卫生院的标准。”老刘感慨，看中医是越来越方便了。
2020年，明光市开始打造共享智慧中药房，整合17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零散的中药房，在明光市中医院设立了一个共享药房。乡镇卫生院医师、村医线上开具处方，经系统审核合格后，传至共享药房，再由中药师调配，煎药中心煎制，最后通过快递免费送上门。
“开设共享智慧中药房后，中药饮片由明光市中医院统一采购、管理、调配和煎制。中药从一个‘窗口’进出，实现同质化管理，信息可追溯、质量有保障，患者用起来更放心。”明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树忠介绍，截至今年7月，明光市基层医疗机构已通过共享智慧中药房接诊16639人次，开具处方9763张，代煎代配药56729剂。
不仅在安徽，在全国基层中医医疗服务机构，智慧中药房“共享”的优势都非常突出，助力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但要实现中药房“智慧”全覆盖，还需要更多探索。
“就济南市而言，目前一些医院建设的智慧中药房，受场地、设备等限制，辐射的范围有限。”米宽庆说，“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哪个地方覆盖不全面，哪个地方服务能力还不够，想办法去调节，统筹规划、合理调配，做好增量文章，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
记者采访发现，多地正积极探索以县域医共体或城市医联体为主体的共享智慧中药房模式，依托智慧中药房建设，在医联体内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为区域内患者提供智能化煎煮、统一配送等药事服务。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主任委员曹俊岭认为，目前建设智慧中药房需要足够大的场地摆放设备，也要投入较多经费，对很多中医院来说仍然是难点。建设共享中药房，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智慧药房的功能，是未来可以积极探索的方向。
融合：现代设备遵古炮制，符合中医药特色与规律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区院区中药房，调剂系统正在根据处方自动抓取中药。今年，院区新引进了智能调剂系统，能够实现200多味中药的自动调剂。
主管药师王晓萌告诉记者，一个处方往往有十几味药需要抓取，在操作中，有时会遇到大块中药碎片卡住造成故障，也有些中药比较黏稠，不适合用系统调剂，需要药师人工补药。
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不少智慧中药房的智能调剂设备还不能做到全面智能。“智慧中药房经过多年发展，在便捷和精准上有了很大提升，发挥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中药饮片的品种较多，炮制方法有炒、炙、蒸、煅等，加上需要临方炮制等特殊情况，还不能指望智能设备短时间内完全替代人工。因此，适当采用人工辅助补药，能够确保全流程运转流畅，相对来说，效率也比以往更高。”曹俊岭说。
随着技术进步，智能设备的功能正逐步提升。张卫强告诉记者：“智慧中药房二期项目中，引进了更为先进的设备，专门解决大块中药碎片容易卡住等问题，让药房更为‘聪慧’。”
“自动化流水线上炮制的中药，与自己用传统方法熬出来的能一样吗？”不仅有患者持怀疑态度，不敢放心用智慧中药房，也有老中医坚持传统方法炮制，认为比现代设备熬制药效更好。
张卫强介绍，智慧中药房虽然使用现代化设备，但采用遵古炮制，煎药设备在常压状态下能够做到传统的先煎后下和一煎二煎，药效可以得到保证。同时，制剂生产全程采用智能化数据监控，每味药都要拍照留存、复核，确保饮片调剂误差率可控制在2%以内。
米宽庆认为，智慧中药房目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煎煮方式，但是为了让群众更放心，还需要更加科学精准的检测，通过后期大量对比实验，去验证智慧中药房炮制出来的中药药效是否打了折扣，用权威数据说话。
“传统中医药服务模式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过程中，要符合和遵循中医药特色和发展规律。”曹俊岭认为，中医药是个宝库，要进一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技术，把中医药的精华挖掘好、传承好、应用好。
【提供调剂、煎煮、包装、配送等一站式服务，当中医药遇上“智能化”——智慧中药房 便捷又贴心】
图①：山东省济南市扁鹊智慧中药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复核药方。 本报记者 李 蕊摄
图②：济南市宏济堂智慧中药房的煎药区。本报记者 李 蕊摄
今年以来，山东、安徽等地陆续提出支持建设智慧中药房，鼓励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传统中医药遇上“智能化”，会碰撞出哪些火花？目前智慧中药房建设成效如何？给群众带来了哪些便利？还面临哪些难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智慧：从“人等药”变“药等人”，中医药药事服务更便捷
“如果没有特殊煎煮要求，您可以先回家，一般下午3点左右就能收到熬好的汤药。”本以为至少得等上半天，才能取到煎煮好的中药，听工作人员这么说，来山东省济南市中医医院就诊的杨女士还将信将疑。
“真的不用等，免费送货上门？”几番确认后，杨女士终于放了心。
杨女士享受到的正是当地智慧中药房的服务。近年来，山东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全面铺开智慧中药房建设。济南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发中医药数据平台，实时流转、监管、采集中药处方，为患者提供调剂、煎煮、包装、配送等一站式服务。
“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开方，只需选择一家智慧中药房，付费后，处方从医疗机构经中医药数据平台流转至智慧中药房，由药房提供调配煎煮和送药上门服务。患者无需在医院轮候取药、在家煎药，既节省时间，又解决了患者煎药难题。”济南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米宽庆介绍。
接到处方后，智慧中药房如何一步步操作，最终将煎好的药送至患者手中呢？
杨女士选择的是济南一家智慧中药房的传统汤剂。在这家中药房煎制区门口，一块电子屏幕上显示，杨女士的订单已进入系统自动审方阶段。走进煎制区，浓浓的中药味扑鼻而来，眼前一座大型“智药仓”正将中药自动调剂好，随后送入对应药箱。
“用传统方式调剂一个处方，最快也需按分钟来计算。如今，中药饮片自动抓取调配，处方调剂速度压减到25秒/方，极大节省了人工、提高了效率。患者当天开方、当天吃药，‘人等药’变‘药等人’。”米宽庆说。
传送带上，一个药箱被缓缓送至二次复核区。“瞧，杨女士的药来了。”智慧中药房总经理张卫强弯下腰，从箱中拿出单据。他告诉记者，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药箱才能进入浸泡煎煮车间。根据患者需求，可以提供汤剂、颗粒剂、胶囊剂、丸剂等不同剂型。
配制的中药质量如何保障？米宽庆表示，依托智慧中药房信息系统，济南市落实过程精准管控，每调剂一味饮片，自动拍照并传入追溯系统，每一服药都有唯一条形码，确保可全程溯源。济南市还成立了智慧中药房质量控制中心，常态化检查、不定期抽查，落实中药处方、中药饮片采购、煎煮配送等全环节闭环监管。
米宽庆介绍，济南市支持各区县、各医疗机构因地制宜、自主探索智慧中药房运行模式，支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与智慧中药房签约合作。目前，全市已建成智慧中药房6家，联通医疗机构1426家，日煎煮量2.1万方，累计服务超过380万人次。
下午2点多，杨女士收到了药包，汤剂还是温热的。“举措真贴心，服务送到家。”她笑眯眯地说，“药是热的，心里更是暖烘烘的。”
共享：联通医疗机构，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您的快递到了，请过来取一下。”挂断电话，家住安徽省明光市石坝镇的老刘随即起身，出门右转，步行2分钟，便抵达快递点，报上号码，取来一大袋煎好的中药。
前些年，老刘被诊断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考虑到他的肝功能不好，医生建议用中药调理。“那会儿，镇卫生院没中药房，每次找医生开完处方，我还得去市中医院买药。”老刘说，当时每周至少跑一次，光来回车程就要近两个小时。
“如今线上开方、送药上门，费用还是乡镇卫生院的标准。”老刘感慨，看中医是越来越方便了。
2020年，明光市开始打造共享智慧中药房，整合17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零散的中药房，在明光市中医院设立了一个共享药房。乡镇卫生院医师、村医线上开具处方，经系统审核合格后，传至共享药房，再由中药师调配，煎药中心煎制，最后通过快递免费送上门。
“开设共享智慧中药房后，中药饮片由明光市中医院统一采购、管理、调配和煎制。中药从一个‘窗口’进出，实现同质化管理，信息可追溯、质量有保障，患者用起来更放心。”明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树忠介绍，截至今年7月，明光市基层医疗机构已通过共享智慧中药房接诊16639人次，开具处方9763张，代煎代配药56729剂。
不仅在安徽，在全国基层中医医疗服务机构，智慧中药房“共享”的优势都非常突出，助力打通基层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但要实现中药房“智慧”全覆盖，还需要更多探索。
“就济南市而言，目前一些医院建设的智慧中药房，受场地、设备等限制，辐射的范围有限。”米宽庆说，“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哪个地方覆盖不全面，哪个地方服务能力还不够，想办法去调节，统筹规划、合理调配，做好增量文章，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
记者采访发现，多地正积极探索以县域医共体或城市医联体为主体的共享智慧中药房模式，依托智慧中药房建设，在医联体内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为区域内患者提供智能化煎煮、统一配送等药事服务。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主任委员曹俊岭认为，目前建设智慧中药房需要足够大的场地摆放设备，也要投入较多经费，对很多中医院来说仍然是难点。建设共享中药房，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智慧药房的功能，是未来可以积极探索的方向。
融合：现代设备遵古炮制，符合中医药特色与规律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区院区中药房，调剂系统正在根据处方自动抓取中药。今年，院区新引进了智能调剂系统，能够实现200多味中药的自动调剂。
主管药师王晓萌告诉记者，一个处方往往有十几味药需要抓取，在操作中，有时会遇到大块中药碎片卡住造成故障，也有些中药比较黏稠，不适合用系统调剂，需要药师人工补药。
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不少智慧中药房的智能调剂设备还不能做到全面智能。“智慧中药房经过多年发展，在便捷和精准上有了很大提升，发挥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中药饮片的品种较多，炮制方法有炒、炙、蒸、煅等，加上需要临方炮制等特殊情况，还不能指望智能设备短时间内完全替代人工。因此，适当采用人工辅助补药，能够确保全流程运转流畅，相对来说，效率也比以往更高。”曹俊岭说。
随着技术进步，智能设备的功能正逐步提升。张卫强告诉记者：“智慧中药房二期项目中，引进了更为先进的设备，专门解决大块中药碎片容易卡住等问题，让药房更为‘聪慧’。”
“自动化流水线上炮制的中药，与自己用传统方法熬出来的能一样吗？”不仅有患者持怀疑态度，不敢放心用智慧中药房，也有老中医坚持传统方法炮制，认为比现代设备熬制药效更好。
张卫强介绍，智慧中药房虽然使用现代化设备，但采用遵古炮制，煎药设备在常压状态下能够做到传统的先煎后下和一煎二煎，药效可以得到保证。同时，制剂生产全程采用智能化数据监控，每味药都要拍照留存、复核，确保饮片调剂误差率可控制在2%以内。
米宽庆认为，智慧中药房目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煎煮方式，但是为了让群众更放心，还需要更加科学精准的检测，通过后期大量对比实验，去验证智慧中药房炮制出来的中药药效是否打了折扣，用权威数据说话。
“传统中医药服务模式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过程中，要符合和遵循中医药特色和发展规律。”曹俊岭认为，中医药是个宝库，要进一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技术，把中医药的精华挖掘好、传承好、应用好。
早教机构加盟店停业，品牌方要担责吗？
当下，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牌”的价值。一个大品牌，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品质和更多的保障。随着品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加盟店也应运而生。但原本奔着大品牌去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却遭遇了加盟店停业、退费困难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是否需要担责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少年家事庭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品牌方无需担责的诉请，认定品牌方需对加盟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补充赔偿责任。
图片
加盟店忽然关停
消费者维权退费难
乐宝公司是一家早教机构，加盟知名早教品牌“聪聪宝贝”，对外挂牌也为“聪聪宝贝”。其对外宣传资料、学员证书等文件中均使用“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聪聪宝贝创智中心”等与“聪聪宝贝”品牌相关的名称。
2019年9月，李先生为两岁的儿子彤彤报名了这家早教机构，并由彤彤作为甲方、“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为乙方，签订了《辅导合约书》，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早教课程，合同期限一年，共78课时，课时费10,500元。乐宝公司在该合约书落款处盖公章。同日，甲方向“聪聪宝贝创智中心”账户支付全款，乐宝公司开具收据。
2020年1月，乐宝公司发布《告示》称，原定于春节假日后新学期的开课计划停止执行，并同时暂停全部服务项目，请家长提供学费缴纳凭证等进行退费操作。
2020年2月，乐宝公司对李先生提供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对后，向其发送《幼儿家长缴费情况和课时消耗统计表》，载明李先生尚余50课时，价值6731元。
然而此时乐宝公司已无力退款，并且李先生和其他家长还发现，乐宝公司并无开办托育业务的资质。李先生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冲着“聪聪宝贝”这个知名早教品牌签的约，却遭到了加盟店停业关门、退费困难的情况。
李先生遂将乐宝公司、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和“聪聪宝贝”公司一起告上了法院。
一
审
合同解除
剩余课程费需退还
一审中，李先生提出解除与乐宝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返还课程费6731元，乐宝公司唯一股东王先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聪聪宝贝”公司对债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聪聪宝贝”公司作为甲方、乐宝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限五年，约定“甲方将甲方拥有以及合法取得授权的产品、企业标志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VI形象设计等，以协议的形式授予乙方使用；乙方按协议规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并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费用……”。签约后，“聪聪宝贝”公司一次性收取乐宝公司加盟费309,000元，协议期内每年固定收取管理费18,000元，并不定时收取课程、教具更新等其他费用。
另查明，乐宝公司未在涉案门店标明加盟店或者特许人及被特许人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签约时亦未告知李先生其系加盟店。审理中，“聪聪宝贝”公司表示对此情况不知情，亦未予检查、督促或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因乐宝公司停业，李先生要求解除合同，乐宝公司理应退还剩余课程费，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聪聪宝贝”公司和乐宝公司未向李先生就经营主体独立性作出特别说明，“聪聪宝贝”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督促过失；同时，“聪聪宝贝”公司确因特许经营获得了一定利益，故其应对李先生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酌情确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聪聪宝贝”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
一中院
授权“挂名”
未尽监管职责需担责
维持原判
“聪聪宝贝”公司认为，其与乐宝公司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加盟后，“聪聪宝贝”公司会对加盟店进行一定的监督，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线下巡查的程度，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群等方式，定期发布公告信息，进行相应监督。特许经营关系，有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协议来约束，不能随便要求品牌授权方承担更多责任。
故请求改判“聪聪宝贝”公司无需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聪聪宝贝”公司与乐宝公司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内部关系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乐宝公司取得相应授权后，其经营面对广大消费群体。而消费者在选择早教服务时，更多的是基于对于品牌的信赖而接受服务。
本案中，乐宝公司开设早教机构，挂牌为“聪聪宝贝”，纵观其整个宣传、签约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并无法明确知晓早教中心的实际经营主体为谁。对此，作为实际经营者，乐宝公司显然有其责任。与此同时，作为收取加盟费、管理费等费用，对门店日常签约、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有所管理和掌控的品牌授权方，“聪聪宝贝”公司显然未能充分尽到其品牌监管职责，未能引导消费者全面、理性认识品牌，从而有效识别品牌授权方、实际经营者等不同主体，进而评估消费行为所涉内容与风险。
基于此，消费者主张“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亦有其依据，可予支持。至于具体的责任情形，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本案中品牌授权方的过失较为匹配，也能较好平衡各方利益，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聪聪宝贝”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图片
案 后 余 思
此次“聪聪宝贝”公司共涉19件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系列案件。近年来，品牌加盟店“跑路”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常常一头雾水，对品牌的好感度也大打折扣。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不论是培训行业还是其他餐饮、服务等行业，要发展品牌、扩大影响力，更应注重其经营的规范，在树立品牌口碑、拓展市场的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有加盟店的企业，更要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积极树立大品牌该有的形象，在经营过程中规范品牌授权和市场运营，与被授权方共同努力，有效保障消费者各项合法权益，稳步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当下，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牌”的价值。一个大品牌，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品质和更多的保障。随着品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加盟店也应运而生。但原本奔着大品牌去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却遭遇了加盟店停业、退费困难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是否需要担责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少年家事庭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品牌方无需担责的诉请，认定品牌方需对加盟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补充赔偿责任。
图片
加盟店忽然关停
消费者维权退费难
乐宝公司是一家早教机构，加盟知名早教品牌“聪聪宝贝”，对外挂牌也为“聪聪宝贝”。其对外宣传资料、学员证书等文件中均使用“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聪聪宝贝创智中心”等与“聪聪宝贝”品牌相关的名称。
2019年9月，李先生为两岁的儿子彤彤报名了这家早教机构，并由彤彤作为甲方、“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为乙方，签订了《辅导合约书》，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早教课程，合同期限一年，共78课时，课时费10,500元。乐宝公司在该合约书落款处盖公章。同日，甲方向“聪聪宝贝创智中心”账户支付全款，乐宝公司开具收据。
2020年1月，乐宝公司发布《告示》称，原定于春节假日后新学期的开课计划停止执行，并同时暂停全部服务项目，请家长提供学费缴纳凭证等进行退费操作。
2020年2月，乐宝公司对李先生提供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对后，向其发送《幼儿家长缴费情况和课时消耗统计表》，载明李先生尚余50课时，价值6731元。
然而此时乐宝公司已无力退款，并且李先生和其他家长还发现，乐宝公司并无开办托育业务的资质。李先生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冲着“聪聪宝贝”这个知名早教品牌签的约，却遭到了加盟店停业关门、退费困难的情况。
李先生遂将乐宝公司、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和“聪聪宝贝”公司一起告上了法院。
一
审
合同解除
剩余课程费需退还
一审中，李先生提出解除与乐宝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返还课程费6731元，乐宝公司唯一股东王先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聪聪宝贝”公司对债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聪聪宝贝”公司作为甲方、乐宝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限五年，约定“甲方将甲方拥有以及合法取得授权的产品、企业标志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VI形象设计等，以协议的形式授予乙方使用；乙方按协议规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并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费用……”。签约后，“聪聪宝贝”公司一次性收取乐宝公司加盟费309,000元，协议期内每年固定收取管理费18,000元，并不定时收取课程、教具更新等其他费用。
另查明，乐宝公司未在涉案门店标明加盟店或者特许人及被特许人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签约时亦未告知李先生其系加盟店。审理中，“聪聪宝贝”公司表示对此情况不知情，亦未予检查、督促或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因乐宝公司停业，李先生要求解除合同，乐宝公司理应退还剩余课程费，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聪聪宝贝”公司和乐宝公司未向李先生就经营主体独立性作出特别说明，“聪聪宝贝”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督促过失；同时，“聪聪宝贝”公司确因特许经营获得了一定利益，故其应对李先生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酌情确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聪聪宝贝”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
一中院
授权“挂名”
未尽监管职责需担责
维持原判
“聪聪宝贝”公司认为，其与乐宝公司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加盟后，“聪聪宝贝”公司会对加盟店进行一定的监督，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线下巡查的程度，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群等方式，定期发布公告信息，进行相应监督。特许经营关系，有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协议来约束，不能随便要求品牌授权方承担更多责任。
故请求改判“聪聪宝贝”公司无需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聪聪宝贝”公司与乐宝公司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内部关系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乐宝公司取得相应授权后，其经营面对广大消费群体。而消费者在选择早教服务时，更多的是基于对于品牌的信赖而接受服务。
本案中，乐宝公司开设早教机构，挂牌为“聪聪宝贝”，纵观其整个宣传、签约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并无法明确知晓早教中心的实际经营主体为谁。对此，作为实际经营者，乐宝公司显然有其责任。与此同时，作为收取加盟费、管理费等费用，对门店日常签约、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有所管理和掌控的品牌授权方，“聪聪宝贝”公司显然未能充分尽到其品牌监管职责，未能引导消费者全面、理性认识品牌，从而有效识别品牌授权方、实际经营者等不同主体，进而评估消费行为所涉内容与风险。
基于此，消费者主张“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亦有其依据，可予支持。至于具体的责任情形，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本案中品牌授权方的过失较为匹配，也能较好平衡各方利益，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聪聪宝贝”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图片
案 后 余 思
此次“聪聪宝贝”公司共涉19件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系列案件。近年来，品牌加盟店“跑路”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常常一头雾水，对品牌的好感度也大打折扣。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不论是培训行业还是其他餐饮、服务等行业，要发展品牌、扩大影响力，更应注重其经营的规范，在树立品牌口碑、拓展市场的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有加盟店的企业，更要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积极树立大品牌该有的形象，在经营过程中规范品牌授权和市场运营，与被授权方共同努力，有效保障消费者各项合法权益，稳步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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