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马路旁边的书报亭是一夜之间消失的？
无影无踪。
书报亭影响了城市规划和美容了吗？
可能是吧。
不然，谁会狠心将它赶尽杀绝…
那个时候，
读书，上学，上班
都会去附近的书报亭买一本读者以及其他
书报整整齐齐的叠放着
品种之多
日期之新
内容之丰富
令人惊喜
远远，就会闻到一股墨香
每个出版日
都恰如和老朋友的一次约会
摆书的中年夫妻
每次也是摩挲这书
不买的人，是不许翻的
怕弄脏了自己孩子似的
每回看读者
我总是先翻到大约中间位置
看幽默漫画
已成定例
开心一笑之后
再慢慢翻看第一篇小说
通常，每本的第一篇都是最精华的人生浓缩
令人回味，
让我们在别人的生活里落泪，唏嘘，感慨
如今
街角冷落
再无墨香
取而代之的
是奶茶香，烤串香，咖啡香，
很香
但以前，没有这些香的时候
日子也很香
因为心里，是欢喜的啊
无影无踪。
书报亭影响了城市规划和美容了吗？
可能是吧。
不然，谁会狠心将它赶尽杀绝…
那个时候，
读书，上学，上班
都会去附近的书报亭买一本读者以及其他
书报整整齐齐的叠放着
品种之多
日期之新
内容之丰富
令人惊喜
远远，就会闻到一股墨香
每个出版日
都恰如和老朋友的一次约会
摆书的中年夫妻
每次也是摩挲这书
不买的人，是不许翻的
怕弄脏了自己孩子似的
每回看读者
我总是先翻到大约中间位置
看幽默漫画
已成定例
开心一笑之后
再慢慢翻看第一篇小说
通常，每本的第一篇都是最精华的人生浓缩
令人回味，
让我们在别人的生活里落泪，唏嘘，感慨
如今
街角冷落
再无墨香
取而代之的
是奶茶香，烤串香，咖啡香，
很香
但以前，没有这些香的时候
日子也很香
因为心里，是欢喜的啊
一组传统武侠+克系怪谭风格的原创IP设定图，是我们尝试使用#ai绘图# 进行游戏IP概念设定的纯实验作品，不会真立项，也跟影之刃系列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会将文字设定，全部40张图，及AI生成过程图制作一本画册，转+关抽10位朋友送出这本画册！
—后文是关于AI绘图的一些思考，有兴趣可看—
最近关于AI绘图的讨论有许多，可能是由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中，AI创作的《太空歌剧院》获得了大奖，以及戛纳电影短片节最佳短片由AI创作的《乌鸦》获得。
激进的人认为AI必将取代人类艺术家，这意味着人类最神圣不可冒犯的领域已经接近陷落，另一部分人认为AI只不过是另一个工具，其跨时代意义不会超过照相机的发明，而照相机显然没有消解艺术家存在的价值，反而提升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不过，这些关于艺术存在意义的话题过于宏大和遥远，以至于对现实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实践中，我看到一些美术同行已经使用AI来进行譬如纹理质感之类的生成，节省了繁冗的细化工作量——这是从基础的工具角度进行的应用。
在目前的国内业界，AI很少走入项目决策者（有最终话语权的创作者）的视野中——譬如电影导演，游戏制作人，时装主理人等。我猜想，“老板”们很可能对新事物的兴趣和接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他们也许交代手下的助理大致看看，但总体来说“老板”往往是傲慢的。
但是，一个项目的美术风格和品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项目决策者，而非项目的美术执行者。我们见过许多出色的艺术家，个人作品令人叫绝，但工作中服务于平庸的项目，这些艺术家无法突破上层决策者的局限性，只能贡献自己熟练的基础技能（这可能是他们能力的30%不到）。以游戏行业为例，除非美术自己成为项目的高层合伙人，否则这一现状在目前的中国游戏行业中很难改变——而这个先决条件并不容易。
那么现阶段的AI美术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它很可能对美术需求发起方的意义，超过了对美术执行方的意义。
——AI能帮助决策者（或甲方）成为更好的决策者（甲方），至少对游戏来说是如此。
在尚未立项前，AI能够帮助决策者明确自己的愿景和创作意图，譬如题材，风格，品类等。制作人完全可以把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交给AI，想加什么关键词就加什么，然后看看生成的结果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在浮现出最终完全成熟的方向之前，制作人可以反复测试，因为此时他需要的并不是精确，而是“感觉”——这个词说出来时，往往是他手下美术创作者们的噩梦，但是AI显然可以不知疲倦地满足任何无理的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AI也许还可以带给那些保守主义的制作人们在立项时拥有更多的冒险精神。绝大多数国内商业项目的制作人会直接放弃前期对项目风格的把控（这是创作者们最珍视的权力，但往往就被他们放弃了），而直接选定一个已经成功的产品进行“参考”。
在项目中，AI可以让制作人在与美术对接时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成本和时间损耗往往并不来源于美术自身（美术加班毫无意义），而来源于制作人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以至于留下了大量留待美术自行猜测，捉摸的空白，而这些部分提交的时候，制作人又感觉“不对味儿”，导致了美术大量的反复乃至返工，同时制作人还往往会自我感动于自己严苛要求的“工匠精神”。
传统的需求文档，草图，照片，或者照片p图，能够提供一些大致参考方向。但是远比不上详细了描述了气氛，光照，风格和质感的AI作图，再加上一层自我筛选，如果还能在在此基础上加上p图和文档描述，则可以把沟通的误解降低到最低。
如果在前面两步中，需求方用AI进行了很好的铺垫，提出了明确的愿景，统一了“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的认知。那么我相信在项目进行时，美术的创作热情同样也会被激发。AI此时会体现出其优势的一面——揭示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背后又具有完整的统一性。AI的缺陷同样也会放大——细节繁复但缺乏合理的取舍，气氛如实再现但缺乏人类能够共情的感染力——而这，正是人类艺术家擅长处理的方面。
在与公司美术同事讨论时，我们提出了“AI更像是水墨画中的水“的说法。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画家往往用大幅的泼墨方式快速地填充画面，山水的大致形态会在水墨的流动，与宣纸的晕染，笔触之间的渗透中浮现。此时，画面事实上是由艺术家的引导（“prompt”）与水的物理特性（“AI”）共同构成的。接下来，艺术家会用较干的笔触顺着已经由水塑造而成的大形态上继续发挥细化——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艺术家事先并不知道水会如何具体流动，他无法像油画一样精确地控制画面，只能大体控制，但水形成的趋势反过来会给艺术家以灵感，使得他抓住那种偶然性，并用相对明确的笔触将其确定下来。
甲方理清项目方向，提出明确需求，同时也给美术启发，像水墨画的水一样。这种“在明确边界内的丰富可能性”，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创作方式。
为了测试这种工作方式，我们花了很短的时间，创作了一系列的某个想象中的新IP的插画，其中许多图面都并不是我们本来就想制作的，而是AI随机生成后带来了某种启发，然后用更明确的p图把那个形象和气氛确定下来而成。
这组图并不是纯粹由AI生成，许多图结合了多张AI生成的结果，也有一些结构进行了手工补绘。我编写了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并生成，筛选了所有图片，两位美术同事把它们继续处理，拼贴成了具有叙事意义和有趣设定的图。
这些图跟我们实际在研的《影之刃：断罪者》和《影之刃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蕴含的审美，风格却是一脉相承的，有时甚至更加奔放激进一些，正因如此，未来AI辅助一定会进入我们的正式项目流程中。
希望AI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后文是关于AI绘图的一些思考，有兴趣可看—
最近关于AI绘图的讨论有许多，可能是由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中，AI创作的《太空歌剧院》获得了大奖，以及戛纳电影短片节最佳短片由AI创作的《乌鸦》获得。
激进的人认为AI必将取代人类艺术家，这意味着人类最神圣不可冒犯的领域已经接近陷落，另一部分人认为AI只不过是另一个工具，其跨时代意义不会超过照相机的发明，而照相机显然没有消解艺术家存在的价值，反而提升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不过，这些关于艺术存在意义的话题过于宏大和遥远，以至于对现实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实践中，我看到一些美术同行已经使用AI来进行譬如纹理质感之类的生成，节省了繁冗的细化工作量——这是从基础的工具角度进行的应用。
在目前的国内业界，AI很少走入项目决策者（有最终话语权的创作者）的视野中——譬如电影导演，游戏制作人，时装主理人等。我猜想，“老板”们很可能对新事物的兴趣和接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他们也许交代手下的助理大致看看，但总体来说“老板”往往是傲慢的。
但是，一个项目的美术风格和品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项目决策者，而非项目的美术执行者。我们见过许多出色的艺术家，个人作品令人叫绝，但工作中服务于平庸的项目，这些艺术家无法突破上层决策者的局限性，只能贡献自己熟练的基础技能（这可能是他们能力的30%不到）。以游戏行业为例，除非美术自己成为项目的高层合伙人，否则这一现状在目前的中国游戏行业中很难改变——而这个先决条件并不容易。
那么现阶段的AI美术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它很可能对美术需求发起方的意义，超过了对美术执行方的意义。
——AI能帮助决策者（或甲方）成为更好的决策者（甲方），至少对游戏来说是如此。
在尚未立项前，AI能够帮助决策者明确自己的愿景和创作意图，譬如题材，风格，品类等。制作人完全可以把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交给AI，想加什么关键词就加什么，然后看看生成的结果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在浮现出最终完全成熟的方向之前，制作人可以反复测试，因为此时他需要的并不是精确，而是“感觉”——这个词说出来时，往往是他手下美术创作者们的噩梦，但是AI显然可以不知疲倦地满足任何无理的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AI也许还可以带给那些保守主义的制作人们在立项时拥有更多的冒险精神。绝大多数国内商业项目的制作人会直接放弃前期对项目风格的把控（这是创作者们最珍视的权力，但往往就被他们放弃了），而直接选定一个已经成功的产品进行“参考”。
在项目中，AI可以让制作人在与美术对接时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成本和时间损耗往往并不来源于美术自身（美术加班毫无意义），而来源于制作人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以至于留下了大量留待美术自行猜测，捉摸的空白，而这些部分提交的时候，制作人又感觉“不对味儿”，导致了美术大量的反复乃至返工，同时制作人还往往会自我感动于自己严苛要求的“工匠精神”。
传统的需求文档，草图，照片，或者照片p图，能够提供一些大致参考方向。但是远比不上详细了描述了气氛，光照，风格和质感的AI作图，再加上一层自我筛选，如果还能在在此基础上加上p图和文档描述，则可以把沟通的误解降低到最低。
如果在前面两步中，需求方用AI进行了很好的铺垫，提出了明确的愿景，统一了“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的认知。那么我相信在项目进行时，美术的创作热情同样也会被激发。AI此时会体现出其优势的一面——揭示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背后又具有完整的统一性。AI的缺陷同样也会放大——细节繁复但缺乏合理的取舍，气氛如实再现但缺乏人类能够共情的感染力——而这，正是人类艺术家擅长处理的方面。
在与公司美术同事讨论时，我们提出了“AI更像是水墨画中的水“的说法。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画家往往用大幅的泼墨方式快速地填充画面，山水的大致形态会在水墨的流动，与宣纸的晕染，笔触之间的渗透中浮现。此时，画面事实上是由艺术家的引导（“prompt”）与水的物理特性（“AI”）共同构成的。接下来，艺术家会用较干的笔触顺着已经由水塑造而成的大形态上继续发挥细化——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艺术家事先并不知道水会如何具体流动，他无法像油画一样精确地控制画面，只能大体控制，但水形成的趋势反过来会给艺术家以灵感，使得他抓住那种偶然性，并用相对明确的笔触将其确定下来。
甲方理清项目方向，提出明确需求，同时也给美术启发，像水墨画的水一样。这种“在明确边界内的丰富可能性”，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创作方式。
为了测试这种工作方式，我们花了很短的时间，创作了一系列的某个想象中的新IP的插画，其中许多图面都并不是我们本来就想制作的，而是AI随机生成后带来了某种启发，然后用更明确的p图把那个形象和气氛确定下来而成。
这组图并不是纯粹由AI生成，许多图结合了多张AI生成的结果，也有一些结构进行了手工补绘。我编写了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并生成，筛选了所有图片，两位美术同事把它们继续处理，拼贴成了具有叙事意义和有趣设定的图。
这些图跟我们实际在研的《影之刃：断罪者》和《影之刃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蕴含的审美，风格却是一脉相承的，有时甚至更加奔放激进一些，正因如此，未来AI辅助一定会进入我们的正式项目流程中。
希望AI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药都药市文化#【从文山药市到三七古道】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是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中国通往越南、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几百年来文山渐次形成零散状态的药材交易集市，在文山道地药材的交易、集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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