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助力“双碳” 打造世界光伏之都】
“要抢抓‘双碳’机遇，坚定信心，加快发展，聚焦光伏等主导产业，着力强链、延链、补链，大力推进技术改造，精准把握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化’发展趋势，谋划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市委书记许继伟表示，要继续在“双招双引”上下功夫，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持之以恒招大引强，打造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基地。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运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和平台思维，从无到有，初步构建起“龙头集聚、技术领先、生态完善”的光伏产业链发展格局。
如今的滁州，光伏产业项目遍地开花，一批规模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在建、已签约和在谈重点项目达58个。今年1至10月，全市光伏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100%。“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滁州”正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
■ 依靠“市场”建链
“我们主要从事光伏胶膜制造，属于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滁州完善光伏产业链条，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具有积极意义。”11月3日，在位于滁州经开区的福斯特新材料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其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52%以上，规划建设光伏胶膜生产线68条，目前一期项目已有23条生产线投产。
时针拨回到2018年，1月4日，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底产品下线，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从隆基乐叶到福斯特，不断增加的龙头企业名单，滁州光伏产业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到有”的建链之路。
东方日升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从签约，到进场施工，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从签约到产品下线仅用了7个月。晶科新能源项目，从开工到一期项目投产仅用半年时间……
几年来，我市敏锐捕捉光伏产业发展趋势，抢抓机遇，将光伏产业列为八大新兴产业的领军产业，扬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之“长”，补产业链发展之“短”，由市委书记许继伟亲自担任产业链链长，通过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引上游、连下游，不断招大引强、招强引新。
如今，在滁州经开区，隆基乐叶、东方日升、福斯特等一批龙头企业先后“牵手”滁州，滁州经开区高端光伏制造业产业已正式获批市级重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同时还获批国家能源局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将观察的视野延伸到全市，不难发现，几年来，扬“滁”所长，带来的是，从石英砂开采加工、硅片、光伏玻璃、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光伏边框、封装胶膜、光伏背板，到光伏电站等，一条日趋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在滁州已经形成，光伏玻璃日产能达9750吨、已投产电池片产能11GW、光伏组件产能33GW，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省60%以上。同时建成华东院天长东大圩140MW等大型地面光伏电站项目，累计建成光伏发电装机96万千瓦。隆基太阳能单晶perc电池转换效率、东方日升异质结光伏组件最高功率等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目前，全市光伏产业发展已呈现出产业生态完善、企业集聚、技术水平领先、电站资源丰富等特点，且规模大、头部企业多、产业链齐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企业已达35家。
■ 借力“资本”强链
近年来，我市坚持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力量干事，全力赋能“双招双引”，推动了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一批新产业在滁蓬勃发展。
运用资本市场推动光伏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创新融资模式，吸引撬动资本力量，实现“四两拨千斤”。
我市将光伏产业链列为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链之一，实施“链长制”，组建谋划一支队伍、一个联盟、一个协会、一支基金、一个规划、一个平台，建立一套机制，助力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光伏产业链上市企业、头部企业精准招商，出台奖补政策，大力支持光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落实市委《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市银保监局第一时间制定并印发了《银行保险业“链长制”对接工作方案》，建立了“1+1+2+N”工作机制，全力做好“产业链”金融服务。
“我们公司共获得工商银行3亿元信贷资金，对于公司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月17日下午，在我市“光伏产业链”银保企对接交流会上，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王芳高兴地说。
当天，我市9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与7家光伏企业现场签订了授信、合作协议。
搭建平台，加快推进要素对接。另一边，还需不断服务一线，精准对接需求、精准助力企业发展。
我市监管部门和银行保险机构聚焦光伏等八大产业，“一链一策”打造产业链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量身制作”金融产品。同时，还建立市光伏产业政银保企共商共建平台，常态化召开银行、保险、企业对接交流会，试点“主办行+链主企业+链属企业”的“一链一行多企”批量化对接模式，全方位对接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链属企业融资需求。
与此同时，我市还从29家金融机构择优组建金融顾问和服务专员30余人，结对帮扶光伏企业29家。今年8月，浦发银行滁州分行联合苏州分行向滁州隆乐新能源有限公司发放全国首笔“碳中和挂钩贷款”1.09亿元，建设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34.5兆瓦，串起光伏产业全链条，形成了绿色发展跨省金融合作和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等示范效应。
截至目前，数据显示，我市八大产业链累计实现授信353.18亿元、促成风险保障160多亿元。
■ 用好“平台”延链
光伏产业项目投资体量大，需要较多资金、土地、人力、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需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乘势而上开新局。
几年来，我市用好平台思维，坚持“产业集聚、优化布局”发展思路，推动形成以滁州经开区、凤阳经开区为“双核”、其他县（市、区）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大平台，加快构建“专项—工程—基地—集群”集聚发展格局。
如今，在滁州经开区，首批落户企业中，隆基乐叶已累计两次扩大产能，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同时，该企业还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建设，吸收引进福斯特、昌泰边框等一大批光伏优质企业，全力打造滁州光伏产业集群，塑造滁州光伏产业经济圈。
作为凤阳县千亿硅谷智汇大基地的重要承载平台，凤宁现代产业园已有福莱特、亚玛顿、南玻、凤砂等10多家硅基材料企业，预计今年产值近120亿元。园区首创“双砂源、双电源、双气源、双水源”保障规划并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亚玛顿集团凤阳硅谷智能公司全自动光伏（光电）玻璃元件生产线上，智能机器人正将一块块光伏玻璃从流水线上抓起、放下。“目前一期3座窑均已点火，每座窑日熔650吨，年产1亿平方米特种玻璃。二期将于今年底开工建设，胶膜、贴合项目技术更先进。”企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倩介绍说。
目前，滁州经开区光伏产业基地年产光伏组件23GW、占全省产能近50%；凤阳经开区年产光伏玻璃280万吨，占全省产能50%；天长市、明光市、来安县等地均有投资50亿元以上光伏产业项目落地。
此外，我市还“牵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借助协会智库力量，编制全市光伏产业发展规划，聚焦展会、高端论坛等平台链接优质企业及企业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关键时间窗口，也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五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光伏产业大有作为。随着关键技术创新突破、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光伏发电成本显著降低，市场规模加速扩容，我国光伏产业加快发展迎来新一轮机遇。
在滁州，光伏产业，产能持续扩充，发展态势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国光伏组件产量达80GW，滁州光伏组件产量达8GW，占全国产量10%。截至10月底，全国光伏组件产能达300GW，滁州占比11%；全国光伏玻璃日产能达46000吨，滁州占比21%；全国电池产能达240GW，滁州占比10%；全国光伏边框产能达130GW，滁州占比14%；全国已投产光伏胶膜产能25亿平方米，滁州占比10%。
滁州，正以实干精神，让“中国光伏看滁州”迈步成为最响亮的名片之一。在不远的未来，滁州光伏产业必将前景光明、硕果可期。（全媒体记者张开兴）
12月9日，在凤阳宁国现代产业园凤阳硅谷智能公司大尺寸、超薄特种光电玻璃生产车间，机器手正在有序作业。
全媒体记者李晓村摄
“要抢抓‘双碳’机遇，坚定信心，加快发展，聚焦光伏等主导产业，着力强链、延链、补链，大力推进技术改造，精准把握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化’发展趋势，谋划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市委书记许继伟表示，要继续在“双招双引”上下功夫，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持之以恒招大引强，打造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基地。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运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和平台思维，从无到有，初步构建起“龙头集聚、技术领先、生态完善”的光伏产业链发展格局。
如今的滁州，光伏产业项目遍地开花，一批规模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在建、已签约和在谈重点项目达58个。今年1至10月，全市光伏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超100%。“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滁州”正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
■ 依靠“市场”建链
“我们主要从事光伏胶膜制造，属于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滁州完善光伏产业链条，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具有积极意义。”11月3日，在位于滁州经开区的福斯特新材料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其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52%以上，规划建设光伏胶膜生产线68条，目前一期项目已有23条生产线投产。
时针拨回到2018年，1月4日，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底产品下线，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从隆基乐叶到福斯特，不断增加的龙头企业名单，滁州光伏产业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到有”的建链之路。
东方日升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从签约，到进场施工，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从签约到产品下线仅用了7个月。晶科新能源项目，从开工到一期项目投产仅用半年时间……
几年来，我市敏锐捕捉光伏产业发展趋势，抢抓机遇，将光伏产业列为八大新兴产业的领军产业，扬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之“长”，补产业链发展之“短”，由市委书记许继伟亲自担任产业链链长，通过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引上游、连下游，不断招大引强、招强引新。
如今，在滁州经开区，隆基乐叶、东方日升、福斯特等一批龙头企业先后“牵手”滁州，滁州经开区高端光伏制造业产业已正式获批市级重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同时还获批国家能源局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将观察的视野延伸到全市，不难发现，几年来，扬“滁”所长，带来的是，从石英砂开采加工、硅片、光伏玻璃、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光伏边框、封装胶膜、光伏背板，到光伏电站等，一条日趋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在滁州已经形成，光伏玻璃日产能达9750吨、已投产电池片产能11GW、光伏组件产能33GW，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省60%以上。同时建成华东院天长东大圩140MW等大型地面光伏电站项目，累计建成光伏发电装机96万千瓦。隆基太阳能单晶perc电池转换效率、东方日升异质结光伏组件最高功率等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目前，全市光伏产业发展已呈现出产业生态完善、企业集聚、技术水平领先、电站资源丰富等特点，且规模大、头部企业多、产业链齐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企业已达35家。
■ 借力“资本”强链
近年来，我市坚持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力量干事，全力赋能“双招双引”，推动了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一批新产业在滁蓬勃发展。
运用资本市场推动光伏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创新融资模式，吸引撬动资本力量，实现“四两拨千斤”。
我市将光伏产业链列为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链之一，实施“链长制”，组建谋划一支队伍、一个联盟、一个协会、一支基金、一个规划、一个平台，建立一套机制，助力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光伏产业链上市企业、头部企业精准招商，出台奖补政策，大力支持光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落实市委《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市银保监局第一时间制定并印发了《银行保险业“链长制”对接工作方案》，建立了“1+1+2+N”工作机制，全力做好“产业链”金融服务。
“我们公司共获得工商银行3亿元信贷资金，对于公司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月17日下午，在我市“光伏产业链”银保企对接交流会上，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王芳高兴地说。
当天，我市9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与7家光伏企业现场签订了授信、合作协议。
搭建平台，加快推进要素对接。另一边，还需不断服务一线，精准对接需求、精准助力企业发展。
我市监管部门和银行保险机构聚焦光伏等八大产业，“一链一策”打造产业链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量身制作”金融产品。同时，还建立市光伏产业政银保企共商共建平台，常态化召开银行、保险、企业对接交流会，试点“主办行+链主企业+链属企业”的“一链一行多企”批量化对接模式，全方位对接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链属企业融资需求。
与此同时，我市还从29家金融机构择优组建金融顾问和服务专员30余人，结对帮扶光伏企业29家。今年8月，浦发银行滁州分行联合苏州分行向滁州隆乐新能源有限公司发放全国首笔“碳中和挂钩贷款”1.09亿元，建设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34.5兆瓦，串起光伏产业全链条，形成了绿色发展跨省金融合作和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等示范效应。
截至目前，数据显示，我市八大产业链累计实现授信353.18亿元、促成风险保障160多亿元。
■ 用好“平台”延链
光伏产业项目投资体量大，需要较多资金、土地、人力、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需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乘势而上开新局。
几年来，我市用好平台思维，坚持“产业集聚、优化布局”发展思路，推动形成以滁州经开区、凤阳经开区为“双核”、其他县（市、区）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大平台，加快构建“专项—工程—基地—集群”集聚发展格局。
如今，在滁州经开区，首批落户企业中，隆基乐叶已累计两次扩大产能，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同时，该企业还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建设，吸收引进福斯特、昌泰边框等一大批光伏优质企业，全力打造滁州光伏产业集群，塑造滁州光伏产业经济圈。
作为凤阳县千亿硅谷智汇大基地的重要承载平台，凤宁现代产业园已有福莱特、亚玛顿、南玻、凤砂等10多家硅基材料企业，预计今年产值近120亿元。园区首创“双砂源、双电源、双气源、双水源”保障规划并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亚玛顿集团凤阳硅谷智能公司全自动光伏（光电）玻璃元件生产线上，智能机器人正将一块块光伏玻璃从流水线上抓起、放下。“目前一期3座窑均已点火，每座窑日熔650吨，年产1亿平方米特种玻璃。二期将于今年底开工建设，胶膜、贴合项目技术更先进。”企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倩介绍说。
目前，滁州经开区光伏产业基地年产光伏组件23GW、占全省产能近50%；凤阳经开区年产光伏玻璃280万吨，占全省产能50%；天长市、明光市、来安县等地均有投资50亿元以上光伏产业项目落地。
此外，我市还“牵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借助协会智库力量，编制全市光伏产业发展规划，聚焦展会、高端论坛等平台链接优质企业及企业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关键时间窗口，也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五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光伏产业大有作为。随着关键技术创新突破、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光伏发电成本显著降低，市场规模加速扩容，我国光伏产业加快发展迎来新一轮机遇。
在滁州，光伏产业，产能持续扩充，发展态势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国光伏组件产量达80GW，滁州光伏组件产量达8GW，占全国产量10%。截至10月底，全国光伏组件产能达300GW，滁州占比11%；全国光伏玻璃日产能达46000吨，滁州占比21%；全国电池产能达240GW，滁州占比10%；全国光伏边框产能达130GW，滁州占比14%；全国已投产光伏胶膜产能25亿平方米，滁州占比10%。
滁州，正以实干精神，让“中国光伏看滁州”迈步成为最响亮的名片之一。在不远的未来，滁州光伏产业必将前景光明、硕果可期。（全媒体记者张开兴）
12月9日，在凤阳宁国现代产业园凤阳硅谷智能公司大尺寸、超薄特种光电玻璃生产车间，机器手正在有序作业。
全媒体记者李晓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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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绿色金融在亚洲的实践
原创 亚洲金融智库 亚洲金融智库
智库专家｜刘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一季度虽面临春季疫情考验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受到疫后刺激政策的持续支持，亚洲地区经济陆续回温，大部分经济体GDP均实现了增长，三大产业均有上升，消费需求明显提升，投资保持增长势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和低碳金融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对金融资源的使用”。绿色金融可用于资助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效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2018年列出以下通常被认为是“绿色”的项目：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环境可持续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管理；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交通；可持续的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效率和/或循环经济适应的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绿色建筑。绿色金融为这些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与组织的规模仍相对较小，绿色可持续主题的金融活动也相对较少。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资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为主，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路径。
一、亚洲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及重要性
首先，亚洲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亚洲各国需要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政策来扩大提供环境效益的融资规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了调动绿色资金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面实施《巴黎协定》[1]的长期气候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
其次，据世界银行统计，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8.5摄氏度，这将会至少造成１亿人的极端贫穷。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减少碳排放需求的背景下，亚洲地区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和抗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根据 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6 至 2030 年亚洲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缺口为总额 26.2 万亿美元（或每年 1.7 万亿美元）。因此，金融部门必将在这一“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最后，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筹集绿色资金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将发生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在亚洲扩大绿色金融的规模。
二、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从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首先，亚洲绿色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扩大。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2014-2016年，日本市场可持续投资资产从70亿美元增长至4736亿美元；其次，亚洲各国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标准。2009年6月，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出东盟首个绿色指数，为其他国家推出同类证券指数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但目前各国绿色指数设定和标准不同，尚未建立统一的统计方法，使得绿色交易指数很难进行横向对比；第三，亚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全球目前已形成了三个绿色金融相关的主要合作网络，分别是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2017年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网络”，以及2017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
从发展特征来看。首先，亚洲绿色信贷发展日益成熟，绿色债券市场成长迅速。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亚洲绿色银行业务的开拓者。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数据，亚太地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于2018和2019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2019年发行量约为1836亿美元，同比2018年增长29%。2020年亚太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回落，而绿债体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防疫相关债券（如医药、健康等领域等）体量增加。其次，绿色保险进行了跨品种创新。近期亚太地区绿色保险的焦点在巨灾债券上，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赔付。2017年1-6月全球发行的此类债券价值达到110亿美元;第三，亚洲各国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发展内控机制。利用各种激励机制来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扩大了绿色金融的规模。
三、亚洲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与创新
在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亚洲各国、各机构的绿色实践层出不穷，为各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实践经验，可供绿色实践者们借鉴。由亚洲合作金融协会发布的《亚洲合作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实践报告（2020）》[2]，收集了62个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分别来自48家金融机构。其中有4个分别来巴基斯坦，阿布扎比，法国和英国；中国香港2个，中国内地56个。
案例根据项目类型分为：保险，银行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ABS），基金，股权融资，与其他7大类，其中债券与银行贷款类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个与18个。保险类3个，ABS3个，基金产品3个，股权融资6个，其他绿色金融产品9个。
在七类绿色案例中，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分别占比32%和29%，总体约占总样本案例的61%。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为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13亿美元，排名第二。从长期来讲，绿债不仅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吸引境外绿色偏好性机构投资者。
详情链接：https://t.cn/A6xOvcOZ
刘锋：绿色金融在亚洲的实践
原创 亚洲金融智库 亚洲金融智库
智库专家｜刘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一季度虽面临春季疫情考验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受到疫后刺激政策的持续支持，亚洲地区经济陆续回温，大部分经济体GDP均实现了增长，三大产业均有上升，消费需求明显提升，投资保持增长势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和低碳金融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对金融资源的使用”。绿色金融可用于资助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效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2018年列出以下通常被认为是“绿色”的项目：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环境可持续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管理；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交通；可持续的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效率和/或循环经济适应的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绿色建筑。绿色金融为这些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与组织的规模仍相对较小，绿色可持续主题的金融活动也相对较少。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资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为主，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路径。
一、亚洲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及重要性
首先，亚洲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亚洲各国需要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政策来扩大提供环境效益的融资规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了调动绿色资金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面实施《巴黎协定》[1]的长期气候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
其次，据世界银行统计，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8.5摄氏度，这将会至少造成１亿人的极端贫穷。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减少碳排放需求的背景下，亚洲地区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和抗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根据 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6 至 2030 年亚洲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缺口为总额 26.2 万亿美元（或每年 1.7 万亿美元）。因此，金融部门必将在这一“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最后，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筹集绿色资金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将发生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在亚洲扩大绿色金融的规模。
二、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从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首先，亚洲绿色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扩大。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2014-2016年，日本市场可持续投资资产从70亿美元增长至4736亿美元；其次，亚洲各国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标准。2009年6月，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出东盟首个绿色指数，为其他国家推出同类证券指数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但目前各国绿色指数设定和标准不同，尚未建立统一的统计方法，使得绿色交易指数很难进行横向对比；第三，亚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全球目前已形成了三个绿色金融相关的主要合作网络，分别是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2017年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网络”，以及2017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
从发展特征来看。首先，亚洲绿色信贷发展日益成熟，绿色债券市场成长迅速。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亚洲绿色银行业务的开拓者。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数据，亚太地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于2018和2019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2019年发行量约为1836亿美元，同比2018年增长29%。2020年亚太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回落，而绿债体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防疫相关债券（如医药、健康等领域等）体量增加。其次，绿色保险进行了跨品种创新。近期亚太地区绿色保险的焦点在巨灾债券上，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赔付。2017年1-6月全球发行的此类债券价值达到110亿美元;第三，亚洲各国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发展内控机制。利用各种激励机制来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扩大了绿色金融的规模。
三、亚洲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与创新
在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亚洲各国、各机构的绿色实践层出不穷，为各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实践经验，可供绿色实践者们借鉴。由亚洲合作金融协会发布的《亚洲合作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实践报告（2020）》[2]，收集了62个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分别来自48家金融机构。其中有4个分别来巴基斯坦，阿布扎比，法国和英国；中国香港2个，中国内地56个。
案例根据项目类型分为：保险，银行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ABS），基金，股权融资，与其他7大类，其中债券与银行贷款类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个与18个。保险类3个，ABS3个，基金产品3个，股权融资6个，其他绿色金融产品9个。
在七类绿色案例中，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分别占比32%和29%，总体约占总样本案例的61%。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为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13亿美元，排名第二。从长期来讲，绿债不仅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吸引境外绿色偏好性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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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房地产下行将如何演变，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房地产活动走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之一
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弱不仅仅是由于政策收紧，更是长期房地产需求走弱和恒大债务事件溢出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活动或将进一步走弱；如果不适度放松政策，2022年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或将下跌20%以上、投资下跌10%以上。鉴于房地产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上述潜在的房地产下行或将导致经济硬着陆（2022年GDP增速降至4%或以下）。同时，这也将导致债务违约率显著上升，令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承压。
政策务实而不教条，预计政策将适度放松以缓解下行压力
我们认为政府现在比过去更加注重遏制过高的房地产杠杆和房价上涨。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房地产相关风险，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硬性指标。2021年上半年房地产活动强劲增长，近几个月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PPI居高不下、与房地产活动下行脱钩，这些因素可能掩盖了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政策并没有明显放松。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适度放松政策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维护宏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基准预测下，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在2022年中开始企稳，全年下跌10-12%。
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有待改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适度放松房贷限制、加快房贷审批，放松开发商获取银行贷款和在岸债券市场融资的限制，合理放松部分预售资金过紧的管控等。部分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目前偏紧的限购和限价政策，加快公租房建设。此外，政府还可以提振基建投资，通过降准和放松信贷政策支持信贷温和反弹。若11-12月房地产和经济数据表现不佳，12月中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提出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随后可能会降准。到明年3月，房地产市场的走弱幅度和相关影响应会更为清晰，在两会期间或之后可能会出台更积极的政策放松。
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
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放松相关政策，但也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政府可能对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地方政府可能会被其他目标分散精力。如果未能及时疏通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渠道，可能会使目前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公司陷入困境。此外，如果政策放松的时间过晚，购房者的预期和情绪可能很难扭转。不过最近政府已开始边际放松房地产政策。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时点包括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月初各政府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层发言，以及3月初全国两会。同时，投资者还应关注2021年底信贷增长和基建投资是否会反弹。
目前的房地产活动下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政策收紧。在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和城市化驱动的二十年繁荣时期后，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随着主要购房群体（25-44岁）人口下降和进城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达80%以上，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已经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00%以上，支撑中国房地产需求的基本面因素进一步走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了2016-18年住房需求超过实际潜在水平，但这一支撑因素现在已经消退。此外，疫情后的房地产被抑制需求释放也已基本结束。为了控制房价并遏制房地产杠杆和相关风险，政府收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并在2021年初收紧了房贷，以抑制主要城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自2021年年中以来，恒大债务问题导致其他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基本被切断、市场情绪走弱，同时购房者担心住房无法交付和房价下跌（参见解析中国房地产行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三季度和10月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出现双位数下跌（三季度同比分别下跌12.5%和17.4%，10月份分别同比下跌21.7%和33.1%）。9月份房地产投资开始同比下跌，10月份同比跌幅小幅扩大到5.4%。
房地产活动下行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此前所述，房地产活动下行主要通过建设活动（以及房地产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对居民的财务状况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房地产活动（包括住宅和非住宅）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但居民购房首付比例较高，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可控。房地产建设活动大幅走弱可能拖累建材和机械等需求下滑，以及影响家电和汽车消费，我们估计房地产活动下跌10%可能拖累GDP增速约2.5个百分点（包括多轮影响）。此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整体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收入减少也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能力，不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可以部分抵消其影响。另一方面，房地产活动走弱对消费的影响应有限，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较小，且过去10-20年房价也已翻了几番。不过，房地产活动下跌必然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而拖累消费。房地产活动走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开发商债务和房贷违约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估计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总敞口可能相当于银行总贷款规模的50-60%。很大一部分信托和理财产品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并且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企业借款都以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虽然提高监管容忍度和增加流动性可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但未来几年违约和不良贷款都可能会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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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房地产活动走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下行风险之一
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弱不仅仅是由于政策收紧，更是长期房地产需求走弱和恒大债务事件溢出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活动或将进一步走弱；如果不适度放松政策，2022年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或将下跌20%以上、投资下跌10%以上。鉴于房地产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上述潜在的房地产下行或将导致经济硬着陆（2022年GDP增速降至4%或以下）。同时，这也将导致债务违约率显著上升，令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承压。
政策务实而不教条，预计政策将适度放松以缓解下行压力
我们认为政府现在比过去更加注重遏制过高的房地产杠杆和房价上涨。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房地产相关风险，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硬性指标。2021年上半年房地产活动强劲增长，近几个月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PPI居高不下、与房地产活动下行脱钩，这些因素可能掩盖了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政策并没有明显放松。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政府将适度放松政策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维护宏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基准预测下，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在2022年中开始企稳，全年下跌10-12%。
政策放松有何可期？
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有待改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适度放松房贷限制、加快房贷审批，放松开发商获取银行贷款和在岸债券市场融资的限制，合理放松部分预售资金过紧的管控等。部分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目前偏紧的限购和限价政策，加快公租房建设。此外，政府还可以提振基建投资，通过降准和放松信贷政策支持信贷温和反弹。若11-12月房地产和经济数据表现不佳，12月中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提出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随后可能会降准。到明年3月，房地产市场的走弱幅度和相关影响应会更为清晰，在两会期间或之后可能会出台更积极的政策放松。
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
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放松相关政策，但也存在政策放松时点滞后或力度不足的风险。政府可能对房地产活动下行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地方政府可能会被其他目标分散精力。如果未能及时疏通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渠道，可能会使目前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公司陷入困境。此外，如果政策放松的时间过晚，购房者的预期和情绪可能很难扭转。不过最近政府已开始边际放松房地产政策。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时点包括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月初各政府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层发言，以及3月初全国两会。同时，投资者还应关注2021年底信贷增长和基建投资是否会反弹。
目前的房地产活动下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政策收紧。在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和城市化驱动的二十年繁荣时期后，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随着主要购房群体（25-44岁）人口下降和进城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达80%以上，居民部门杠杆率也已经升至可支配收入的100%以上，支撑中国房地产需求的基本面因素进一步走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了2016-18年住房需求超过实际潜在水平，但这一支撑因素现在已经消退。此外，疫情后的房地产被抑制需求释放也已基本结束。为了控制房价并遏制房地产杠杆和相关风险，政府收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并在2021年初收紧了房贷，以抑制主要城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自2021年年中以来，恒大债务问题导致其他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基本被切断、市场情绪走弱，同时购房者担心住房无法交付和房价下跌（参见解析中国房地产行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三季度和10月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出现双位数下跌（三季度同比分别下跌12.5%和17.4%，10月份分别同比下跌21.7%和33.1%）。9月份房地产投资开始同比下跌，10月份同比跌幅小幅扩大到5.4%。
房地产活动下行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此前所述，房地产活动下行主要通过建设活动（以及房地产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对居民的财务状况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房地产活动（包括住宅和非住宅）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合计拉动中国GDP增长25%左右，但居民购房首付比例较高，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可控。房地产建设活动大幅走弱可能拖累建材和机械等需求下滑，以及影响家电和汽车消费，我们估计房地产活动下跌10%可能拖累GDP增速约2.5个百分点（包括多轮影响）。此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整体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收入减少也可能削弱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能力，不过增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可以部分抵消其影响。另一方面，房地产活动走弱对消费的影响应有限，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较小，且过去10-20年房价也已翻了几番。不过，房地产活动下跌必然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而拖累消费。房地产活动走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开发商债务和房贷违约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估计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总敞口可能相当于银行总贷款规模的50-60%。很大一部分信托和理财产品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并且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部分企业借款都以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虽然提高监管容忍度和增加流动性可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但未来几年违约和不良贷款都可能会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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