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青川藏考察·24】咱能不再“胡说”札达吗？
阿里地区札达县，以古格遗址、托林寺、土林而著称于世。札达县的地名，源自“扎布让”和“达巴”的合称。历史并不久远。
近年来关于札达、关于古格、关于象雄，有太多混乱错误的网络信息，其中也包括某些年轻作家、旅游爱好者的误写误读。
自2003年我们在札达县捐建楚鲁松杰苹果小学、达巴苹果小学以来，我就跟札达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在本地从事过公益性的村医培训、免费送药、古经书调研等项目，对札达的了解，就更加直观而深入。再加上多年研读青藏高原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理论联系实际，至少还是能做到的。
虽然下面的内容，不在这次考察的范围内，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几个非常容易混淆的话题，做个简要的普及——
一、札达独特的土林地貌，与地质变化中的水蚀风蚀有关。
土林底部，据研究原为一个大型湖盆，后因某种特殊原因，湖水全部消失。
然而，这个时间，与人类到此定居的时代，相去甚远。不能把地质年代的百万、千万年跨度，与现代智人在高原定居的几千年，相提并论。
二、史前的札达，已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发现，
包括陶器、农作物等。虽然仍在研究之中，但特别推荐来札达的朋友，花几个小时时间去县文化馆参观众多的实物。这样，至少先垫定个认知基础。
三、象雄与古格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
在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后期，高原的草原地带（以西部和北部为主），兴起过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并在同期的汉地史籍中留下了少量记载。
根据藏地史籍，象雄于公元七世纪中后期被新兴的吐蕃王朝兼并，并于百年后再次被吐蕃王朝彻底征服。
而我们所熟知的“古格”，则是吐蕃王朝于九世纪中后期灭亡之后，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西逃藏西，与当地部落头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偏安政权。
“阿里”一词的藏文意思是“领地”（可直译为“我的”），就与吉德尼玛衮最终在藏西建立王朝有关，其时已是十世纪末。
象雄的灭亡比古格的出现，还要早两百多年呢。
象雄是象雄，当时根本没有佛教；古格是古格，藏秘后弘期由此发端。
把古格的遗存，宣传成象雄文化的东西，是完全拉低了象雄的历史意义。
如果本地的旅游宣传也这么搞，那真怪不得青藏高原东部争夺“象雄”本部的地位呢。
四、严格来说，吉德尼玛衮初创的政权，应该叫做“阿里王朝”。
根据最新的研究，他只把王位传给了三子，坐镇王朝中央的古格；长子和次子分别镇守玛尔域（拉达克）和布让（普兰）。
只是到了王朝百年左右，非王室嫡系的旺德篡位，这才有了拉达克的称王、普兰偏枝“亚泽”的称王。
因而，真正的“古格王朝”，其实是“阿里王朝”分裂后的产物。
五、古格突然消失？完全是胡言乱语！
1634年，古格因王室权力争夺、宗教矛盾（主要是藏秘竹巴噶举派与格鲁派的争夺、外来天主教的作用反而次要）等因素，内部严重分裂。拉达克王国在古格大喇嘛势力（古格国王的祖/叔/兄弟等）的内应之下，兴兵攻灭了立国600余年的古格王国。拉达克的兵锋还曾远达日喀则西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和严肃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战争中，古格王城（今古格遗址）附近的百姓，因战乱逃亡，是很正常的。
但是，古格王朝期间，号称有“十万之众”，它不仅统辖着而今札达县以外广大区域的民众，而且就算在札达县之内，史料记载也有两百多个村落——而今札达县的香孜古堡、达巴古堡等，都是从古格王朝持续存在至今的。
“古格人”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一直世代存续着。
而今也不知是哪个脑残，造出个“古格突然消失”的胡言乱语，然后就有许多不明真相、懒用大脑的游客，跟着做“仰天提问”状。
六、札达县、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佛教遗迹，均与“象雄”无关。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有确切考古证据的，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七世纪中）。佛教密宗兴盛于青藏高原并成为当地主流的宗教，则启自后弘期（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
高原所见的绝大多数寺庙、佛塔、佛造像，都是后弘期之后的——只有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极少数是前弘期建造的，但也在后弘期被大幅改变了面貌。而象雄在前弘期之初就已经被灭了。
因而，若拿佛教遗存当作象雄来宣说，就是彻底的“驴唇不对马嘴”。
七、象雄话题小议。
作为“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其核心统治权力，不可能一直掌握在某一个部落手上，而应随着各部落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转换。
仅就阿里而言，即使象雄的权力核心曾属于本地某些部落，也不应处于偏居土林沟谷地貌的札达，而应在阿依拉日居山脉另一侧、便于通向广大羌塘、东西交通便利的噶尔县区域，甚至不排除阿里东三县的某些区域。
至于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在把“象雄”、“苯教”的发源地，往自己怀里拉，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了。今天暂不展开。
感受小结：
而今，经常把旅游、文化并提，可不能搞成“为了旅游、没了文化”。
一个区域的某些历史，如果已经有了清晰的学术考证和学界共识，就不要再自乱阵脚、自相矛盾了。
（图片均为历年札达下乡随手拍）
阿里地区札达县，以古格遗址、托林寺、土林而著称于世。札达县的地名，源自“扎布让”和“达巴”的合称。历史并不久远。
近年来关于札达、关于古格、关于象雄，有太多混乱错误的网络信息，其中也包括某些年轻作家、旅游爱好者的误写误读。
自2003年我们在札达县捐建楚鲁松杰苹果小学、达巴苹果小学以来，我就跟札达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在本地从事过公益性的村医培训、免费送药、古经书调研等项目，对札达的了解，就更加直观而深入。再加上多年研读青藏高原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理论联系实际，至少还是能做到的。
虽然下面的内容，不在这次考察的范围内，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几个非常容易混淆的话题，做个简要的普及——
一、札达独特的土林地貌，与地质变化中的水蚀风蚀有关。
土林底部，据研究原为一个大型湖盆，后因某种特殊原因，湖水全部消失。
然而，这个时间，与人类到此定居的时代，相去甚远。不能把地质年代的百万、千万年跨度，与现代智人在高原定居的几千年，相提并论。
二、史前的札达，已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发现，
包括陶器、农作物等。虽然仍在研究之中，但特别推荐来札达的朋友，花几个小时时间去县文化馆参观众多的实物。这样，至少先垫定个认知基础。
三、象雄与古格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
在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后期，高原的草原地带（以西部和北部为主），兴起过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并在同期的汉地史籍中留下了少量记载。
根据藏地史籍，象雄于公元七世纪中后期被新兴的吐蕃王朝兼并，并于百年后再次被吐蕃王朝彻底征服。
而我们所熟知的“古格”，则是吐蕃王朝于九世纪中后期灭亡之后，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西逃藏西，与当地部落头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偏安政权。
“阿里”一词的藏文意思是“领地”（可直译为“我的”），就与吉德尼玛衮最终在藏西建立王朝有关，其时已是十世纪末。
象雄的灭亡比古格的出现，还要早两百多年呢。
象雄是象雄，当时根本没有佛教；古格是古格，藏秘后弘期由此发端。
把古格的遗存，宣传成象雄文化的东西，是完全拉低了象雄的历史意义。
如果本地的旅游宣传也这么搞，那真怪不得青藏高原东部争夺“象雄”本部的地位呢。
四、严格来说，吉德尼玛衮初创的政权，应该叫做“阿里王朝”。
根据最新的研究，他只把王位传给了三子，坐镇王朝中央的古格；长子和次子分别镇守玛尔域（拉达克）和布让（普兰）。
只是到了王朝百年左右，非王室嫡系的旺德篡位，这才有了拉达克的称王、普兰偏枝“亚泽”的称王。
因而，真正的“古格王朝”，其实是“阿里王朝”分裂后的产物。
五、古格突然消失？完全是胡言乱语！
1634年，古格因王室权力争夺、宗教矛盾（主要是藏秘竹巴噶举派与格鲁派的争夺、外来天主教的作用反而次要）等因素，内部严重分裂。拉达克王国在古格大喇嘛势力（古格国王的祖/叔/兄弟等）的内应之下，兴兵攻灭了立国600余年的古格王国。拉达克的兵锋还曾远达日喀则西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和严肃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战争中，古格王城（今古格遗址）附近的百姓，因战乱逃亡，是很正常的。
但是，古格王朝期间，号称有“十万之众”，它不仅统辖着而今札达县以外广大区域的民众，而且就算在札达县之内，史料记载也有两百多个村落——而今札达县的香孜古堡、达巴古堡等，都是从古格王朝持续存在至今的。
“古格人”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一直世代存续着。
而今也不知是哪个脑残，造出个“古格突然消失”的胡言乱语，然后就有许多不明真相、懒用大脑的游客，跟着做“仰天提问”状。
六、札达县、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佛教遗迹，均与“象雄”无关。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有确切考古证据的，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七世纪中）。佛教密宗兴盛于青藏高原并成为当地主流的宗教，则启自后弘期（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
高原所见的绝大多数寺庙、佛塔、佛造像，都是后弘期之后的——只有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极少数是前弘期建造的，但也在后弘期被大幅改变了面貌。而象雄在前弘期之初就已经被灭了。
因而，若拿佛教遗存当作象雄来宣说，就是彻底的“驴唇不对马嘴”。
七、象雄话题小议。
作为“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其核心统治权力，不可能一直掌握在某一个部落手上，而应随着各部落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转换。
仅就阿里而言，即使象雄的权力核心曾属于本地某些部落，也不应处于偏居土林沟谷地貌的札达，而应在阿依拉日居山脉另一侧、便于通向广大羌塘、东西交通便利的噶尔县区域，甚至不排除阿里东三县的某些区域。
至于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在把“象雄”、“苯教”的发源地，往自己怀里拉，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了。今天暂不展开。
感受小结：
而今，经常把旅游、文化并提，可不能搞成“为了旅游、没了文化”。
一个区域的某些历史，如果已经有了清晰的学术考证和学界共识，就不要再自乱阵脚、自相矛盾了。
（图片均为历年札达下乡随手拍）
拿现代的文化来讲，学科学的人，就是先要把学术与理论搞清楚，学术与理论一偏差，下面的研究就差了。
见地是中国的佛学观念，尤其是禅宗提出来一个具体名称"具见"，就是具备见解。一个人具见要高，不只学佛修道，世法也是一样。我们做事业首先要有远大的眼光和见解，见解不高，什么都低了。从修证功夫着手是不会高的，见地很重要。
--南怀瑾先生《如何修证佛法》
见地是中国的佛学观念，尤其是禅宗提出来一个具体名称"具见"，就是具备见解。一个人具见要高，不只学佛修道，世法也是一样。我们做事业首先要有远大的眼光和见解，见解不高，什么都低了。从修证功夫着手是不会高的，见地很重要。
--南怀瑾先生《如何修证佛法》
八卦楚汉：指鹿为马，刘邦赵高联络的衍生物
指鹿为马，无人不知；刘邦赵高联络，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更没有人知道，正因为先有人们比较陌生的刘邦赵高联络，后有指鹿为马。刘邦赵高不联络，就没有指鹿为马。并且赵高是借刘邦之势，狐假虎威，才斗胆杀掉秦二世。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出自赵高欲为乱时在朝廷之上作的立场测试。场景没错，但内涵值得深究。
指鹿为马事件在《史记》中被记载于两处，分别是《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并且发生场景都紧接着杀秦二世之前。但探求一下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有必要的。
《李斯列传》将此事记于李斯死后就开始酝酿，时间过于提前了，因为距秦二世被杀害太远。李斯之死史料有歧记，《李斯列传》记为秦二世二年七月，《秦始皇本纪》记为秦二世三年冬。冬，至少是十月，比《李斯列传》要晚三个月。不要小看这三个月，历史风云变幻，且历史走向的内涵决定了李斯的生死。李斯子李由尚秦公主，初为三川守，因李斯下狱，李由应该从三川守位置上贬官，但仍然是统兵将领。秦二世二年八月，刘邦、项羽联手斩李由，李由死后，秦朝廷杀李斯就毫无顾忌了，所以李斯之死时间当以《秦始皇本纪》为准。李斯之死的最早时间可以是秦二世三年十月，如果李斯一死，赵高就欲为乱，搞指鹿为马的忠诚测试，这个准备酝酿时间过长了——距秦二世之死的八月，长达十个月，显然没这个道理。
《秦始皇本纪》此事的发生时间就合理多了，但也不是没有瑕疵。
《秦始皇本纪》将此事记在八月，就是秦二世被杀害之月，并特别标明八月己亥，这个特别标注又与秦二世之死紧挨着，应该表示秦二世被害就是从这个重要时间点开始的。这个记载的时间应该固定下来，指鹿为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但把指鹿为马放在章邯降诸侯后、沛公联络赵高前，就不对了。沛公联络赵高，只能在指鹿为马发生前，而不可能在指鹿为马与秦二世被害之间。菜子这样武断的原因在于指鹿为马与秦二世被害是相邻事件，中间插不进沛公联络赵高这样的事，何况正是沛公联络赵高催化了指鹿为马事件的发生，这样的逻辑关系不容颠倒。所以历史记录还有微调的必要，即将沛公联络赵高的发生提到八月己亥这个时间之前。来检验一下效果。
《李斯列传》记指鹿为马事件后，二世惊惑，然后避斋杀人、居望夷宫并死于非命。
《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梦白虎齧杀其左骖马而斋于望夷宫并死于非命。
秦二世之死紧接着指鹿为马事件后并死于望夷宫同，只是前往望夷宫原由有异。事件的大致脉络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此前赵高还担心会被秦二世问责杀掉，现在突然先下手为强，应该考虑有与刘邦联络的底气使然。
秦二世虽然让赵高主政，但还是会随时行使追究赵高的责任的权力的。所以本纪记“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完全不象搞定一切的样子，也完全没有指鹿为马的嚣张。
以赵高掌握的权力，杀害秦二世不是件难事，难处在于杀害之后怎么办。刘邦的联络解决了杀害之后的问题。
刘赵联络的内容并不是刘邦提议杀害秦二世，刘邦攻占南阳之后、受阻于武关前，为了加快进军，实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目标，刘邦发起了与赵高的联络，约分王关中，其用意是减少入关阻力，是否真要履约另当别论。
赵高本来担心被秦二世干掉，惶惶不可终日，刘邦派员联络，让赵高看到转机。从斩泗水守起，刘邦又斩李由，破东郡尉，破河间守，破杨熊，攻克南阳，名高天下，堪称秦军克星，对朝臣有极大的震慑力。赵高原本就权倾朝野，现又引威名素著的刘邦为外援，将更增强对局面的控制力。秦二世与赵高原本就有可以相互干掉的能力，赵高方面会面临干掉之后无法善后局面。刘邦联络，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赵高发起了指鹿为马测试。估计测试前赵高还会暗示自己有强力外援，所以测试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然后才能按计划杀害秦二世。
估计赵高在杀掉秦二世彻底掌握局面之后，就会派员回应刘邦联络，答应分王关中的要求。而在刘邦一方，在没有得到赵高配合的情况下就攻克了武关，杀进关中，与赵高联络的需求已全然改观，也就没有必要履行平分关中的约定，所以拒绝了赵高使者。
赵高从掌握局面到身死，只有五天时间，刘邦拒绝赵高时，赵高应该已被秦王子婴诛杀。
所以赵高至死也不知道刘邦毁约了。刘邦毁约也不知道赵高已死。
最终子婴主持的关内防御抵挡不住刘邦的攻势，为王仅四十六天，于汉元年十月向刘邦投降。
本文字基于菜子以下的研究而作：
古史杂识之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撕一撕翦伯赞对刘邦灭秦记录的学术犯罪
八卦楚汉：刘邦联络赵高，被漠视的千秋大戏
菜九段包括楚汉战争在内的秦楚之际研究尽在菜子学院九段道场.菜子学院 - 知乎
https://t.cn/A6fsXbUk (二维码自动识别)
指鹿为马，无人不知；刘邦赵高联络，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更没有人知道，正因为先有人们比较陌生的刘邦赵高联络，后有指鹿为马。刘邦赵高不联络，就没有指鹿为马。并且赵高是借刘邦之势，狐假虎威，才斗胆杀掉秦二世。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出自赵高欲为乱时在朝廷之上作的立场测试。场景没错，但内涵值得深究。
指鹿为马事件在《史记》中被记载于两处，分别是《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并且发生场景都紧接着杀秦二世之前。但探求一下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有必要的。
《李斯列传》将此事记于李斯死后就开始酝酿，时间过于提前了，因为距秦二世被杀害太远。李斯之死史料有歧记，《李斯列传》记为秦二世二年七月，《秦始皇本纪》记为秦二世三年冬。冬，至少是十月，比《李斯列传》要晚三个月。不要小看这三个月，历史风云变幻，且历史走向的内涵决定了李斯的生死。李斯子李由尚秦公主，初为三川守，因李斯下狱，李由应该从三川守位置上贬官，但仍然是统兵将领。秦二世二年八月，刘邦、项羽联手斩李由，李由死后，秦朝廷杀李斯就毫无顾忌了，所以李斯之死时间当以《秦始皇本纪》为准。李斯之死的最早时间可以是秦二世三年十月，如果李斯一死，赵高就欲为乱，搞指鹿为马的忠诚测试，这个准备酝酿时间过长了——距秦二世之死的八月，长达十个月，显然没这个道理。
《秦始皇本纪》此事的发生时间就合理多了，但也不是没有瑕疵。
《秦始皇本纪》将此事记在八月，就是秦二世被杀害之月，并特别标明八月己亥，这个特别标注又与秦二世之死紧挨着，应该表示秦二世被害就是从这个重要时间点开始的。这个记载的时间应该固定下来，指鹿为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但把指鹿为马放在章邯降诸侯后、沛公联络赵高前，就不对了。沛公联络赵高，只能在指鹿为马发生前，而不可能在指鹿为马与秦二世被害之间。菜子这样武断的原因在于指鹿为马与秦二世被害是相邻事件，中间插不进沛公联络赵高这样的事，何况正是沛公联络赵高催化了指鹿为马事件的发生，这样的逻辑关系不容颠倒。所以历史记录还有微调的必要，即将沛公联络赵高的发生提到八月己亥这个时间之前。来检验一下效果。
《李斯列传》记指鹿为马事件后，二世惊惑，然后避斋杀人、居望夷宫并死于非命。
《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梦白虎齧杀其左骖马而斋于望夷宫并死于非命。
秦二世之死紧接着指鹿为马事件后并死于望夷宫同，只是前往望夷宫原由有异。事件的大致脉络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此前赵高还担心会被秦二世问责杀掉，现在突然先下手为强，应该考虑有与刘邦联络的底气使然。
秦二世虽然让赵高主政，但还是会随时行使追究赵高的责任的权力的。所以本纪记“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完全不象搞定一切的样子，也完全没有指鹿为马的嚣张。
以赵高掌握的权力，杀害秦二世不是件难事，难处在于杀害之后怎么办。刘邦的联络解决了杀害之后的问题。
刘赵联络的内容并不是刘邦提议杀害秦二世，刘邦攻占南阳之后、受阻于武关前，为了加快进军，实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目标，刘邦发起了与赵高的联络，约分王关中，其用意是减少入关阻力，是否真要履约另当别论。
赵高本来担心被秦二世干掉，惶惶不可终日，刘邦派员联络，让赵高看到转机。从斩泗水守起，刘邦又斩李由，破东郡尉，破河间守，破杨熊，攻克南阳，名高天下，堪称秦军克星，对朝臣有极大的震慑力。赵高原本就权倾朝野，现又引威名素著的刘邦为外援，将更增强对局面的控制力。秦二世与赵高原本就有可以相互干掉的能力，赵高方面会面临干掉之后无法善后局面。刘邦联络，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赵高发起了指鹿为马测试。估计测试前赵高还会暗示自己有强力外援，所以测试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然后才能按计划杀害秦二世。
估计赵高在杀掉秦二世彻底掌握局面之后，就会派员回应刘邦联络，答应分王关中的要求。而在刘邦一方，在没有得到赵高配合的情况下就攻克了武关，杀进关中，与赵高联络的需求已全然改观，也就没有必要履行平分关中的约定，所以拒绝了赵高使者。
赵高从掌握局面到身死，只有五天时间，刘邦拒绝赵高时，赵高应该已被秦王子婴诛杀。
所以赵高至死也不知道刘邦毁约了。刘邦毁约也不知道赵高已死。
最终子婴主持的关内防御抵挡不住刘邦的攻势，为王仅四十六天，于汉元年十月向刘邦投降。
本文字基于菜子以下的研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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