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 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
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
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
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
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
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
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
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
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
（1）大规模投入资金；（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子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
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
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
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
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
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
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
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
（1）大规模投入资金；（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子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魏建军的“中年哲学”：思辨与颠覆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波涛汹涌,万物生长,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当下，全球汽车市场走到又一个激荡的年代——受全球经济、科技等方面影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且，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车企生存空间再被挤压，尤其是中国汽车品牌。
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看来，过去支撑一家企业成功的要素，已难以支持未来的发展。全球化竞争加剧、新科技的颠覆、未来发展的变革、全球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外资品牌合围等因素，都给长城汽车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2020年7月13日，魏建军用一部时长3分钟的微电影《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与30年造车岁月告别。谁也没想到，站在中国汽车品牌第一阵营的长城汽车，会在这个时候思辨生死。
从一家车辆改装厂，成长为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车企；从开辟冷门皮卡市场，到占据整个皮卡细分市场半壁江山；从皮卡到哈弗SUV，再到高端品牌WEY；从中国三线城市保定到俄罗斯、泰国……
30周年总结，看似剑走偏锋，但人们感受最多的，其实是魏建军对新时代的远见和思考。作为一个靠自己艰苦创业打拼的民营企业家，他对未来“命悬一线”的判断并不为过——在这个激荡的新汽车时代，如果看不到颠覆性的变化，就会被别人所颠覆。
几乎每个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阿里巴巴的马云、华为的任正非等。这些品牌的开创都源自一个人，源自他的激情、他的创造、他的经历。而在长城汽车灵魂人物魏建军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偏执。
偏执地闷头搞技术，直到4年前WEY品牌推出，他才开始走向台前；偏执地专注于一个细分市场，比如哈弗专攻SUV；偏执地坚持全球化，将此列为自己的使命和机遇……种种偏执之下，魏建军用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将长城汽车带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加拿大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曾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激荡造车30年后，魏建军开启了一场激荡的自我革命——从2020年7月13日那场生死思辨开始，长城汽车由内向外的颠覆性变革，正在一点点地对外展示。
敢革命
“国产汽车厂商发展到目前经历了3个阶段。”身处证券投资行业的刘鹏程曾撰文说。
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国产汽车品牌从性价比起步，在外资和合资品牌当中撬开最基础的生存空间。
在第二阶段，国产汽车品牌通过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获得抢占和瓜分市场份额的机会。
当前则处于第三阶段，其标志是都在发力技术，重塑品牌形象和价值。
长城汽车提出的“比失败更失败的是不敢创新”，就是中国汽车品牌第三阶段发展期的典型思维。
在那场生死思辨后，魏建军提出，长城汽车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完成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蜕变。
为迎接这种新变化，首先要在长城汽车内部进行组织变革。正如魏建军在 2020年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所言，“变革，最难的不是电池、互联等技术上的变革。对长城汽车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管理机制、体制文化的变革。”
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形成特色和惯性的大企业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魏建军要求变革组织作战模式。
如何重塑组织机制？长城汽车首先打通品牌、商企、研发等作战单元，在商品企划阶段就关注竞争、关注市场、关注客户。同时，通过推进流程及数字化变革，强化品牌公司管理，成立产品数字化中心和企业数字化中心。
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魏建军说：“要将每一款车、每一个品牌都当作一家创业公司。各作战单元要触达用户，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决策。”
他认为，未来的理念在变，企业应该更关注人，更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人们也真实地看到，长城汽车旗下各大品牌越来越强调用户共创，在品牌与产品命名上更加新潮与个性化。
到了2020年9月，魏建军在内部公开信中明确指出，长城汽车内部要展开“去总化”。他希望通过内部架构重塑以及数字化变革，把企业打造成一个更高效、更开放和更有吸引力的平台化组织。
同年11月，长城汽车又以“一场21个字的发布会”，对外发布公开信《以绿智共潮玩一起嗨世界——长城汽车焕新文化共创发布》，公布“绿智潮玩嗨世界廉信创变共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共21个字的全新企业文化。
这种充满互联网思维、刮骨式的转型，正是长城汽车变革的核心主题。其背后，是魏建军励志变革的决心与勇气。人们再次看到这位民营企业家的果敢。
技术狂
今年1月25日，长城汽车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2.83亿元，同比增长7.35%；实现净利润53.92亿元，同比增长19%。2020年，公司旗下四大品牌全年销量超111万辆，同比劲增4.8%，连续第五年突破百万销量。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产品支撑。
哈弗品牌年销售超75万辆，连续保持 11 年冠军。其中，明星车型哈弗 H6累计91个月位居销量冠军，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万辆。哈弗大狗上市即爆红，3个月实现月销破万。
WEY品牌2020年销售7.85万辆，成为首个累计达成40万辆的中国豪华SUV品牌，它还以智能化入局新赛道。
新能源车型欧拉品牌去年实现销量5.6万辆，同比增长44%。
此外，长城皮卡年销售22.5万辆，同比增长51.2%，市占率近50%，连续23年保持国内和出口销量第一
在创业早期，魏建军搞不定轿车许可，只好创造性地引入皮卡。没承想，当初的无奈之举，今天却一举做到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后来，长城汽车又找到SUV这个当时尚不为国内所了解的车型，今天却把SUV做成国内最热门的市场，并且一直保持高利润率。
26岁执掌长城、技术狂人、保定车神、汽车狂热爱好者……魏建军尽管拥有多个标签，但在他眼中只认一个理：技术的淬炼与务实，可以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从自研发动机和变速箱，到投资50亿元建设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再到形成“七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魏建军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始终坚持“过度投入”，成为长城汽车持续向上的动力。
2020年7月20日，长城汽车在保定哈弗技术中心召开主题为“科技长城 创变未来”的技术品牌发布会，发布“柠檬”“坦克”“咖啡智能”等三大技术品牌，宣告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目标迈进。
这3个技术品牌涵盖汽车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汽车生活等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代表了长城汽车的全新造车理念。魏建军认为，只有将技术上升到品牌层面去经营、去投入，才能提升核心能力。
同时，长城汽车继续加大在核心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未来5年内，将再投入超300亿元，用于全球研发。
近些年来，魏建军慢慢走到台前。人们看到了一个金句频出的魏总、一个海报上的JACK WEY、一个沙漠中眼神坚毅的车手等。但骨子里，他仍旧是偏执的“技术狂人”。
在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把关键技术捏在手里，是中国打赢科技之战的底牌。魏建军深谙这一点，他以“过度研发，精准投入”为准则，不断为之努力。
有情怀
带领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魏建军的情怀和理想。
他不止一次说：“全球化是中国汽车业的唯一出路。长城汽车一定要走出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国外。”“中国汽车的目标，就是要走上世界汽车舞台，与跨国车企同台竞争，这是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的使命和机遇。”
他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姓氏来命名品牌的人。从亲力亲为到自信满满，再到推动中国品牌迈出国门，魏建军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与魏建军相识多年，他在接受帮宁工作室采访时，曾评价魏建军“是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其对技术的追求、对协同创新的意志、对汽车产业的热爱，给付于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
2018年，魏建军与宝马集团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光束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宝马在全球的首个纯电动车合资项目，双方股比50:50。
2019年，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在中俄两国元首见证下投产，拉开了长城汽车走向全球的序幕。
同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魏建军发布WEY品牌全新全球化战略——在德国建立技术中心，以德国市场为起点，计划两年后全面进入欧盟市场。
2020年，疫情阻断了对外交通，但没有阻碍魏建军征战全球的步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长城汽车相继展开收购泰国罗勇工厂、开启长城炮全球销售等动作，不断扩展全球化布局。
现在，长城汽车已先后在中国保定、上海，日本横滨，美国底特律、洛杉矶，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奥地利下奥地利州科廷布伦镇和韩国京畿道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构建了以中国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七国十地”全球化研发布局。
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新格局。站在新时代的潮头，长城汽车正在“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技术、管理和文化全体系输出”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干了这么多年汽车，如果还没把车卖到全球，怎么证明你的品牌价值？”——这既是魏建军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长城汽车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不仅是魏建军对长城汽车发展的冀盼，也是其心系民族汽车发展之情怀的体现。“打造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品牌，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责无旁贷。”他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自我冒险，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漫长征程。这段征程开始的时刻和行走的方向，都任凭各人选择。
魏建军选择的征程，注定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他注定将在这个世纪的工业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波涛汹涌,万物生长,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当下，全球汽车市场走到又一个激荡的年代——受全球经济、科技等方面影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且，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车企生存空间再被挤压，尤其是中国汽车品牌。
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看来，过去支撑一家企业成功的要素，已难以支持未来的发展。全球化竞争加剧、新科技的颠覆、未来发展的变革、全球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外资品牌合围等因素，都给长城汽车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2020年7月13日，魏建军用一部时长3分钟的微电影《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与30年造车岁月告别。谁也没想到，站在中国汽车品牌第一阵营的长城汽车，会在这个时候思辨生死。
从一家车辆改装厂，成长为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车企；从开辟冷门皮卡市场，到占据整个皮卡细分市场半壁江山；从皮卡到哈弗SUV，再到高端品牌WEY；从中国三线城市保定到俄罗斯、泰国……
30周年总结，看似剑走偏锋，但人们感受最多的，其实是魏建军对新时代的远见和思考。作为一个靠自己艰苦创业打拼的民营企业家，他对未来“命悬一线”的判断并不为过——在这个激荡的新汽车时代，如果看不到颠覆性的变化，就会被别人所颠覆。
几乎每个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阿里巴巴的马云、华为的任正非等。这些品牌的开创都源自一个人，源自他的激情、他的创造、他的经历。而在长城汽车灵魂人物魏建军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偏执。
偏执地闷头搞技术，直到4年前WEY品牌推出，他才开始走向台前；偏执地专注于一个细分市场，比如哈弗专攻SUV；偏执地坚持全球化，将此列为自己的使命和机遇……种种偏执之下，魏建军用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将长城汽车带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加拿大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曾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激荡造车30年后，魏建军开启了一场激荡的自我革命——从2020年7月13日那场生死思辨开始，长城汽车由内向外的颠覆性变革，正在一点点地对外展示。
敢革命
“国产汽车厂商发展到目前经历了3个阶段。”身处证券投资行业的刘鹏程曾撰文说。
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国产汽车品牌从性价比起步，在外资和合资品牌当中撬开最基础的生存空间。
在第二阶段，国产汽车品牌通过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获得抢占和瓜分市场份额的机会。
当前则处于第三阶段，其标志是都在发力技术，重塑品牌形象和价值。
长城汽车提出的“比失败更失败的是不敢创新”，就是中国汽车品牌第三阶段发展期的典型思维。
在那场生死思辨后，魏建军提出，长城汽车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完成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蜕变。
为迎接这种新变化，首先要在长城汽车内部进行组织变革。正如魏建军在 2020年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所言，“变革，最难的不是电池、互联等技术上的变革。对长城汽车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管理机制、体制文化的变革。”
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形成特色和惯性的大企业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魏建军要求变革组织作战模式。
如何重塑组织机制？长城汽车首先打通品牌、商企、研发等作战单元，在商品企划阶段就关注竞争、关注市场、关注客户。同时，通过推进流程及数字化变革，强化品牌公司管理，成立产品数字化中心和企业数字化中心。
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魏建军说：“要将每一款车、每一个品牌都当作一家创业公司。各作战单元要触达用户，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决策。”
他认为，未来的理念在变，企业应该更关注人，更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人们也真实地看到，长城汽车旗下各大品牌越来越强调用户共创，在品牌与产品命名上更加新潮与个性化。
到了2020年9月，魏建军在内部公开信中明确指出，长城汽车内部要展开“去总化”。他希望通过内部架构重塑以及数字化变革，把企业打造成一个更高效、更开放和更有吸引力的平台化组织。
同年11月，长城汽车又以“一场21个字的发布会”，对外发布公开信《以绿智共潮玩一起嗨世界——长城汽车焕新文化共创发布》，公布“绿智潮玩嗨世界廉信创变共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共21个字的全新企业文化。
这种充满互联网思维、刮骨式的转型，正是长城汽车变革的核心主题。其背后，是魏建军励志变革的决心与勇气。人们再次看到这位民营企业家的果敢。
技术狂
今年1月25日，长城汽车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2.83亿元，同比增长7.35%；实现净利润53.92亿元，同比增长19%。2020年，公司旗下四大品牌全年销量超111万辆，同比劲增4.8%，连续第五年突破百万销量。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产品支撑。
哈弗品牌年销售超75万辆，连续保持 11 年冠军。其中，明星车型哈弗 H6累计91个月位居销量冠军，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万辆。哈弗大狗上市即爆红，3个月实现月销破万。
WEY品牌2020年销售7.85万辆，成为首个累计达成40万辆的中国豪华SUV品牌，它还以智能化入局新赛道。
新能源车型欧拉品牌去年实现销量5.6万辆，同比增长44%。
此外，长城皮卡年销售22.5万辆，同比增长51.2%，市占率近50%，连续23年保持国内和出口销量第一
在创业早期，魏建军搞不定轿车许可，只好创造性地引入皮卡。没承想，当初的无奈之举，今天却一举做到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后来，长城汽车又找到SUV这个当时尚不为国内所了解的车型，今天却把SUV做成国内最热门的市场，并且一直保持高利润率。
26岁执掌长城、技术狂人、保定车神、汽车狂热爱好者……魏建军尽管拥有多个标签，但在他眼中只认一个理：技术的淬炼与务实，可以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从自研发动机和变速箱，到投资50亿元建设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再到形成“七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魏建军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始终坚持“过度投入”，成为长城汽车持续向上的动力。
2020年7月20日，长城汽车在保定哈弗技术中心召开主题为“科技长城 创变未来”的技术品牌发布会，发布“柠檬”“坦克”“咖啡智能”等三大技术品牌，宣告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目标迈进。
这3个技术品牌涵盖汽车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汽车生活等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代表了长城汽车的全新造车理念。魏建军认为，只有将技术上升到品牌层面去经营、去投入，才能提升核心能力。
同时，长城汽车继续加大在核心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未来5年内，将再投入超300亿元，用于全球研发。
近些年来，魏建军慢慢走到台前。人们看到了一个金句频出的魏总、一个海报上的JACK WEY、一个沙漠中眼神坚毅的车手等。但骨子里，他仍旧是偏执的“技术狂人”。
在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把关键技术捏在手里，是中国打赢科技之战的底牌。魏建军深谙这一点，他以“过度研发，精准投入”为准则，不断为之努力。
有情怀
带领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魏建军的情怀和理想。
他不止一次说：“全球化是中国汽车业的唯一出路。长城汽车一定要走出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国外。”“中国汽车的目标，就是要走上世界汽车舞台，与跨国车企同台竞争，这是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的使命和机遇。”
他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姓氏来命名品牌的人。从亲力亲为到自信满满，再到推动中国品牌迈出国门，魏建军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与魏建军相识多年，他在接受帮宁工作室采访时，曾评价魏建军“是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其对技术的追求、对协同创新的意志、对汽车产业的热爱，给付于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
2018年，魏建军与宝马集团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光束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宝马在全球的首个纯电动车合资项目，双方股比50:50。
2019年，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在中俄两国元首见证下投产，拉开了长城汽车走向全球的序幕。
同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魏建军发布WEY品牌全新全球化战略——在德国建立技术中心，以德国市场为起点，计划两年后全面进入欧盟市场。
2020年，疫情阻断了对外交通，但没有阻碍魏建军征战全球的步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长城汽车相继展开收购泰国罗勇工厂、开启长城炮全球销售等动作，不断扩展全球化布局。
现在，长城汽车已先后在中国保定、上海，日本横滨，美国底特律、洛杉矶，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奥地利下奥地利州科廷布伦镇和韩国京畿道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构建了以中国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七国十地”全球化研发布局。
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新格局。站在新时代的潮头，长城汽车正在“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技术、管理和文化全体系输出”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干了这么多年汽车，如果还没把车卖到全球，怎么证明你的品牌价值？”——这既是魏建军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长城汽车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不仅是魏建军对长城汽车发展的冀盼，也是其心系民族汽车发展之情怀的体现。“打造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品牌，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责无旁贷。”他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自我冒险，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漫长征程。这段征程开始的时刻和行走的方向，都任凭各人选择。
魏建军选择的征程，注定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他注定将在这个世纪的工业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魏建军的“中年哲学”：思辨与颠覆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波涛汹涌,万物生长,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当下，全球汽车市场走到又一个激荡的年代——受全球经济、科技等方面影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且，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车企生存空间再被挤压，尤其是中国汽车品牌。
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看来，过去支撑一家企业成功的要素，已难以支持未来的发展。全球化竞争加剧、新科技的颠覆、未来发展的变革、全球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外资品牌合围等因素，都给长城汽车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2020年7月13日，魏建军用一部时长3分钟的微电影《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与30年造车岁月告别。谁也没想到，站在中国汽车品牌第一阵营的长城汽车，会在这个时候思辨生死。
从一家车辆改装厂，成长为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车企；从开辟冷门皮卡市场，到占据整个皮卡细分市场半壁江山；从皮卡到哈弗SUV，再到高端品牌WEY；从中国三线城市保定到俄罗斯、泰国……
30周年总结，看似剑走偏锋，但人们感受最多的，其实是魏建军对新时代的远见和思考。作为一个靠自己艰苦创业打拼的民营企业家，他对未来“命悬一线”的判断并不为过——在这个激荡的新汽车时代，如果看不到颠覆性的变化，就会被别人所颠覆。
几乎每个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阿里巴巴的马云、华为的任正非等。这些品牌的开创都源自一个人，源自他的激情、他的创造、他的经历。而在长城汽车灵魂人物魏建军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偏执。
偏执地闷头搞技术，直到4年前WEY品牌推出，他才开始走向台前；偏执地专注于一个细分市场，比如哈弗专攻SUV；偏执地坚持全球化，将此列为自己的使命和机遇……种种偏执之下，魏建军用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将长城汽车带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加拿大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曾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激荡造车30年后，魏建军开启了一场激荡的自我革命——从2020年7月13日那场生死思辨开始，长城汽车由内向外的颠覆性变革，正在一点点地对外展示。
敢革命
“国产汽车厂商发展到目前经历了3个阶段。”身处证券投资行业的刘鹏程曾撰文说。
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国产汽车品牌从性价比起步，在外资和合资品牌当中撬开最基础的生存空间。
在第二阶段，国产汽车品牌通过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获得抢占和瓜分市场份额的机会。
当前则处于第三阶段，其标志是都在发力技术，重塑品牌形象和价值。
长城汽车提出的“比失败更失败的是不敢创新”，就是中国汽车品牌第三阶段发展期的典型思维。
在那场生死思辨后，魏建军提出，长城汽车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完成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蜕变。
为迎接这种新变化，首先要在长城汽车内部进行组织变革。正如魏建军在 2020年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所言，“变革，最难的不是电池、互联等技术上的变革。对长城汽车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管理机制、体制文化的变革。”
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形成特色和惯性的大企业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魏建军要求变革组织作战模式。
如何重塑组织机制？长城汽车首先打通品牌、商企、研发等作战单元，在商品企划阶段就关注竞争、关注市场、关注客户。同时，通过推进流程及数字化变革，强化品牌公司管理，成立产品数字化中心和企业数字化中心。
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魏建军说：“要将每一款车、每一个品牌都当作一家创业公司。各作战单元要触达用户，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决策。”
他认为，未来的理念在变，企业应该更关注人，更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人们也真实地看到，长城汽车旗下各大品牌越来越强调用户共创，在品牌与产品命名上更加新潮与个性化。
到了2020年9月，魏建军在内部公开信中明确指出，长城汽车内部要展开“去总化”。他希望通过内部架构重塑以及数字化变革，把企业打造成一个更高效、更开放和更有吸引力的平台化组织。
同年11月，长城汽车又以“一场21个字的发布会”，对外发布公开信《以绿智共潮玩一起嗨世界——长城汽车焕新文化共创发布》，公布“绿智潮玩嗨世界廉信创变共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共21个字的全新企业文化。
这种充满互联网思维、刮骨式的转型，正是长城汽车变革的核心主题。其背后，是魏建军励志变革的决心与勇气。人们再次看到这位民营企业家的果敢。
技术狂
今年1月25日，长城汽车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2.83亿元，同比增长7.35%；实现净利润53.92亿元，同比增长19%。2020年，公司旗下四大品牌全年销量超111万辆，同比劲增4.8%，连续第五年突破百万销量。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产品支撑。
哈弗品牌年销售超75万辆，连续保持 11 年冠军。其中，明星车型哈弗 H6累计91个月位居销量冠军，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万辆。哈弗大狗上市即爆红，3个月实现月销破万。
WEY品牌2020年销售7.85万辆，成为首个累计达成40万辆的中国豪华SUV品牌，它还以智能化入局新赛道。
新能源车型欧拉品牌去年实现销量5.6万辆，同比增长44%。
此外，长城皮卡年销售22.5万辆，同比增长51.2%，市占率近50%，连续23年保持国内和出口销量第一
在创业早期，魏建军搞不定轿车许可，只好创造性地引入皮卡。没承想，当初的无奈之举，今天却一举做到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后来，长城汽车又找到SUV这个当时尚不为国内所了解的车型，今天却把SUV做成国内最热门的市场，并且一直保持高利润率。
26岁执掌长城、技术狂人、保定车神、汽车狂热爱好者……魏建军尽管拥有多个标签，但在他眼中只认一个理：技术的淬炼与务实，可以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从自研发动机和变速箱，到投资50亿元建设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再到形成“七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魏建军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始终坚持“过度投入”，成为长城汽车持续向上的动力。
2020年7月20日，长城汽车在保定哈弗技术中心召开主题为“科技长城 创变未来”的技术品牌发布会，发布“柠檬”“坦克”“咖啡智能”等三大技术品牌，宣告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目标迈进。
这3个技术品牌涵盖汽车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汽车生活等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代表了长城汽车的全新造车理念。魏建军认为，只有将技术上升到品牌层面去经营、去投入，才能提升核心能力。
同时，长城汽车继续加大在核心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未来5年内，将再投入超300亿元，用于全球研发。
近些年来，魏建军慢慢走到台前。人们看到了一个金句频出的魏总、一个海报上的JACK WEY、一个沙漠中眼神坚毅的车手等。但骨子里，他仍旧是偏执的“技术狂人”。
在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把关键技术捏在手里，是中国打赢科技之战的底牌。魏建军深谙这一点，他以“过度研发，精准投入”为准则，不断为之努力。
有情怀
带领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魏建军的情怀和理想。
他不止一次说：“全球化是中国汽车业的唯一出路。长城汽车一定要走出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国外。”“中国汽车的目标，就是要走上世界汽车舞台，与跨国车企同台竞争，这是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的使命和机遇。”
他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姓氏来命名品牌的人。从亲力亲为到自信满满，再到推动中国品牌迈出国门，魏建军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与魏建军相识多年，他在接受帮宁工作室采访时，曾评价魏建军“是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其对技术的追求、对协同创新的意志、对汽车产业的热爱，给付于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
2018年，魏建军与宝马集团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光束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宝马在全球的首个纯电动车合资项目，双方股比50:50。
2019年，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在中俄两国元首见证下投产，拉开了长城汽车走向全球的序幕。
同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魏建军发布WEY品牌全新全球化战略——在德国建立技术中心，以德国市场为起点，计划两年后全面进入欧盟市场。
2020年，疫情阻断了对外交通，但没有阻碍魏建军征战全球的步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长城汽车相继展开收购泰国罗勇工厂、开启长城炮全球销售等动作，不断扩展全球化布局。
现在，长城汽车已先后在中国保定、上海，日本横滨，美国底特律、洛杉矶，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奥地利下奥地利州科廷布伦镇和韩国京畿道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构建了以中国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七国十地”全球化研发布局。
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新格局。站在新时代的潮头，长城汽车正在“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技术、管理和文化全体系输出”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干了这么多年汽车，如果还没把车卖到全球，怎么证明你的品牌价值？”——这既是魏建军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长城汽车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不仅是魏建军对长城汽车发展的冀盼，也是其心系民族汽车发展之情怀的体现。“打造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品牌，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责无旁贷。”他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自我冒险，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漫长征程。这段征程开始的时刻和行走的方向，都任凭各人选择。
魏建军选择的征程，注定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他注定将在这个世纪的工业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波涛汹涌,万物生长,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当下，全球汽车市场走到又一个激荡的年代——受全球经济、科技等方面影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且，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车企生存空间再被挤压，尤其是中国汽车品牌。
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看来，过去支撑一家企业成功的要素，已难以支持未来的发展。全球化竞争加剧、新科技的颠覆、未来发展的变革、全球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外资品牌合围等因素，都给长城汽车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2020年7月13日，魏建军用一部时长3分钟的微电影《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与30年造车岁月告别。谁也没想到，站在中国汽车品牌第一阵营的长城汽车，会在这个时候思辨生死。
从一家车辆改装厂，成长为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车企；从开辟冷门皮卡市场，到占据整个皮卡细分市场半壁江山；从皮卡到哈弗SUV，再到高端品牌WEY；从中国三线城市保定到俄罗斯、泰国……
30周年总结，看似剑走偏锋，但人们感受最多的，其实是魏建军对新时代的远见和思考。作为一个靠自己艰苦创业打拼的民营企业家，他对未来“命悬一线”的判断并不为过——在这个激荡的新汽车时代，如果看不到颠覆性的变化，就会被别人所颠覆。
几乎每个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阿里巴巴的马云、华为的任正非等。这些品牌的开创都源自一个人，源自他的激情、他的创造、他的经历。而在长城汽车灵魂人物魏建军的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偏执。
偏执地闷头搞技术，直到4年前WEY品牌推出，他才开始走向台前；偏执地专注于一个细分市场，比如哈弗专攻SUV；偏执地坚持全球化，将此列为自己的使命和机遇……种种偏执之下，魏建军用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将长城汽车带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加拿大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曾写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激荡造车30年后，魏建军开启了一场激荡的自我革命——从2020年7月13日那场生死思辨开始，长城汽车由内向外的颠覆性变革，正在一点点地对外展示。
敢革命
“国产汽车厂商发展到目前经历了3个阶段。”身处证券投资行业的刘鹏程曾撰文说。
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国产汽车品牌从性价比起步，在外资和合资品牌当中撬开最基础的生存空间。
在第二阶段，国产汽车品牌通过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获得抢占和瓜分市场份额的机会。
当前则处于第三阶段，其标志是都在发力技术，重塑品牌形象和价值。
长城汽车提出的“比失败更失败的是不敢创新”，就是中国汽车品牌第三阶段发展期的典型思维。
在那场生死思辨后，魏建军提出，长城汽车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完成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蜕变。
为迎接这种新变化，首先要在长城汽车内部进行组织变革。正如魏建军在 2020年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所言，“变革，最难的不是电池、互联等技术上的变革。对长城汽车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管理机制、体制文化的变革。”
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形成特色和惯性的大企业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魏建军要求变革组织作战模式。
如何重塑组织机制？长城汽车首先打通品牌、商企、研发等作战单元，在商品企划阶段就关注竞争、关注市场、关注客户。同时，通过推进流程及数字化变革，强化品牌公司管理，成立产品数字化中心和企业数字化中心。
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魏建军说：“要将每一款车、每一个品牌都当作一家创业公司。各作战单元要触达用户，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决策。”
他认为，未来的理念在变，企业应该更关注人，更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人们也真实地看到，长城汽车旗下各大品牌越来越强调用户共创，在品牌与产品命名上更加新潮与个性化。
到了2020年9月，魏建军在内部公开信中明确指出，长城汽车内部要展开“去总化”。他希望通过内部架构重塑以及数字化变革，把企业打造成一个更高效、更开放和更有吸引力的平台化组织。
同年11月，长城汽车又以“一场21个字的发布会”，对外发布公开信《以绿智共潮玩一起嗨世界——长城汽车焕新文化共创发布》，公布“绿智潮玩嗨世界廉信创变共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共21个字的全新企业文化。
这种充满互联网思维、刮骨式的转型，正是长城汽车变革的核心主题。其背后，是魏建军励志变革的决心与勇气。人们再次看到这位民营企业家的果敢。
技术狂
今年1月25日，长城汽车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2.83亿元，同比增长7.35%；实现净利润53.92亿元，同比增长19%。2020年，公司旗下四大品牌全年销量超111万辆，同比劲增4.8%，连续第五年突破百万销量。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产品支撑。
哈弗品牌年销售超75万辆，连续保持 11 年冠军。其中，明星车型哈弗 H6累计91个月位居销量冠军，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万辆。哈弗大狗上市即爆红，3个月实现月销破万。
WEY品牌2020年销售7.85万辆，成为首个累计达成40万辆的中国豪华SUV品牌，它还以智能化入局新赛道。
新能源车型欧拉品牌去年实现销量5.6万辆，同比增长44%。
此外，长城皮卡年销售22.5万辆，同比增长51.2%，市占率近50%，连续23年保持国内和出口销量第一
在创业早期，魏建军搞不定轿车许可，只好创造性地引入皮卡。没承想，当初的无奈之举，今天却一举做到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后来，长城汽车又找到SUV这个当时尚不为国内所了解的车型，今天却把SUV做成国内最热门的市场，并且一直保持高利润率。
26岁执掌长城、技术狂人、保定车神、汽车狂热爱好者……魏建军尽管拥有多个标签，但在他眼中只认一个理：技术的淬炼与务实，可以支撑企业走得更远。
从自研发动机和变速箱，到投资50亿元建设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再到形成“七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魏建军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始终坚持“过度投入”，成为长城汽车持续向上的动力。
2020年7月20日，长城汽车在保定哈弗技术中心召开主题为“科技长城 创变未来”的技术品牌发布会，发布“柠檬”“坦克”“咖啡智能”等三大技术品牌，宣告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的目标迈进。
这3个技术品牌涵盖汽车研发、设计、生产以及汽车生活等全产业链价值创新技术体系，代表了长城汽车的全新造车理念。魏建军认为，只有将技术上升到品牌层面去经营、去投入，才能提升核心能力。
同时，长城汽车继续加大在核心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未来5年内，将再投入超300亿元，用于全球研发。
近些年来，魏建军慢慢走到台前。人们看到了一个金句频出的魏总、一个海报上的JACK WEY、一个沙漠中眼神坚毅的车手等。但骨子里，他仍旧是偏执的“技术狂人”。
在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把关键技术捏在手里，是中国打赢科技之战的底牌。魏建军深谙这一点，他以“过度研发，精准投入”为准则，不断为之努力。
有情怀
带领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魏建军的情怀和理想。
他不止一次说：“全球化是中国汽车业的唯一出路。长城汽车一定要走出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国外。”“中国汽车的目标，就是要走上世界汽车舞台，与跨国车企同台竞争，这是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的使命和机遇。”
他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姓氏来命名品牌的人。从亲力亲为到自信满满，再到推动中国品牌迈出国门，魏建军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与魏建军相识多年，他在接受帮宁工作室采访时，曾评价魏建军“是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其对技术的追求、对协同创新的意志、对汽车产业的热爱，给付于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
2018年，魏建军与宝马集团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光束汽车有限公司”。这是宝马在全球的首个纯电动车合资项目，双方股比50:50。
2019年，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在中俄两国元首见证下投产，拉开了长城汽车走向全球的序幕。
同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魏建军发布WEY品牌全新全球化战略——在德国建立技术中心，以德国市场为起点，计划两年后全面进入欧盟市场。
2020年，疫情阻断了对外交通，但没有阻碍魏建军征战全球的步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长城汽车相继展开收购泰国罗勇工厂、开启长城炮全球销售等动作，不断扩展全球化布局。
现在，长城汽车已先后在中国保定、上海，日本横滨，美国底特律、洛杉矶，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奥地利下奥地利州科廷布伦镇和韩国京畿道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构建了以中国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的“七国十地”全球化研发布局。
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新格局。站在新时代的潮头，长城汽车正在“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技术、管理和文化全体系输出”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干了这么多年汽车，如果还没把车卖到全球，怎么证明你的品牌价值？”——这既是魏建军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长城汽车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不仅是魏建军对长城汽车发展的冀盼，也是其心系民族汽车发展之情怀的体现。“打造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品牌，我们这代中国汽车人责无旁贷。”他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自我冒险，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漫长征程。这段征程开始的时刻和行走的方向，都任凭各人选择。
魏建军选择的征程，注定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他注定将在这个世纪的工业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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