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的重要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丰子恺先生在《无用之美》ー文中谈到,在展览会中，如果有人问我：“绘画到底有什么用?”我准拟答复他说：“绘画是无用的。”“无用的东西！画家何苦画？展览会何苦开？”“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真的美术的绘画其本质是“美”的。美是感情的，不是知识的，是欣赏的，不是实用的。所以画家但求表现其在人生自然中所发见的美，不是教人一种知识；看画的人，也只要用感情去欣赏其美，不可用知识去探究其实用。真的绘画，除了表现与欣赏之外，没有别的实际的目的。
他强调：人类倘然没有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世界倘没有了美术，人生将何等寂寥而枯燥！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所以说“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丰子恺先生所说的，艺术审美不能带来物质生活的有用，但能带来情感生活的大用！这往往是有些家长忽视的，其实父母最大的功能，就在于与儿女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与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一方缺乏审美能力，那么双方的情感沟通就难以达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真善美”的“美”的范畴内，可分为生活美（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艺术美（艺术审美）、道德美（高尚的情操）。艺术审美除了有其本身的魅力和愉悦精神的功能外，还可连接生活美和道德美，通过艺术审美中的优美感和崇高感的涵养，来增加对生活美感知的敏感度和加深对道德美领悟的深度，从而由生活美走向道德美，再由道德美范导来践行生活美。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将重点放在审美资源的挖掘上，而不是恢复其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个人伦理上。这些伦理传统导致的中国的官场唯上的为官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等，明显地与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性的趋势不符。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审美的作用，甚至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
王国维与蔡元培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是双峰并立，他们都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都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美育思想的基础,且都试图从美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中寻找替代与支撑(老李注：替代宗教与寻求情感支撑)。但他们又存在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注重探究人生的终极问题，注重其无用之用，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关怀。蔡元培注重“启蒙”思想，注重精神的陶治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倾向，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国家贫穷，国民精神空虚，无所慰藉，而以大量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如何疗救国民的精神空虚?王国维并不反对宗教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宗教只适用于下流社会,在王国维看来，虽然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往往将宗教斥为迷信活动，但是，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则关于“神之是否存在”“灵魂之是否不灭”，我们却既不能证明其必有，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必无。因为这一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外。如若不去管宗教在知识上的价值如何，而仅仅着眼于它对人感情上的作用，那么宗教存在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了。
但王国维更推崇在上流社会用艺术来疗教，他认为，上流社会知识广，希望亦多。上流社会感情上的疾患，非以感情治之不可，而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所能治疗。这不得不求诸艺术，艺术才是上流社会的宗教。他说“宗教的慰藉是理想的，而艺术的慰藉是现实的。”艺术的作用，还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慰藉，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慰藉和道德的升华意义。他将“艺术视为上流社会的宗教”，强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超越意义。艺术应超越直接的、庸俗的功利目的，如功名利禄、个人的物欲和私欲，以及政治斗争和道德说教。超越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摆脱，而意味着批判，即对庸俗人生价值观的批判。
蔡元培先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提出通过信仰基督教或者尊崇孔教来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的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最初包含了知识、意志、情感三种作用在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知识与意志都脱离宗教而独立(老李注：指科学和伦理学)，于是宗教只与情感作用，即美感相关。但是与美感相关的美术也在进化，逐渐脱离宗教。因此，美育也与宗教脱离，而附于宗教的美育则会“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剌感情。”在他看来，宗教是保守而排斥异己的，美育则可以陶养人的情感，因为美具有普遍和超脱的性质。因而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虽然王国维与蔡元培两者的美育思想皆受康德美学思想所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王国维的美育思想，着眼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与人生价值的升华。注重人体人格的生成与升华。而蔡元培则更侧重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思想，促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内容摘自新浪敖丹的博客《王国维与蔡元培美育思想之浅析》)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都将宗教的主要作用定义为情感的慰藉，而艺术审美或美育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可以替代之，而且后者更加人性化、现实化。有所不同的是，王国维更加强调个人的涵养，蔡元培更加强调国民性的改造。
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重视审美的作用，主张以审美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有着现实的意义。
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王国维先生、蔡元培先生当时的年代相比，其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相应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相反,由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正确的认识观是“唯物观”，并因此导致了中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质化，因此,在追求物质生活欲望的无限化与追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少人不可避免地浮躁、烦闷、怨愤，以至于精神空虚。
提高中国人的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常说的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的ー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沟通。而艺术审美或美育对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人生秘密定律之十七:傻子定律。傻子自以为聪明,但聪明人知道他是个傻子。
人生秘密定律之十八:承诺定律。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容易承诺或说笃定的话,他们更明白什么是责任。
人生秘密定律之十九:丢物定律。东西久久派不上用场,就可以丢掉,而一丢掉,往往就必须要用它;你丢掉东西时,最先去找的地方,往往也是可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你往往会找到不是你正想找的东西。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答案定律。有时当我们努力找到了最正确的答案,却发现它是最无用的。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一:理智定律。人类最理智的时候,往往是别无选择的时候。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二:时间定律。不要试图给你的生命增加时间,而是要给你的时间生命。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三:冒险定律。人生中有时不去冒险比冒险更危险。
#众通社纪者# #众通社新闻资源网# #第1全媒体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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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秘密定律之十九:丢物定律。东西久久派不上用场,就可以丢掉,而一丢掉,往往就必须要用它;你丢掉东西时,最先去找的地方,往往也是可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你往往会找到不是你正想找的东西。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答案定律。有时当我们努力找到了最正确的答案,却发现它是最无用的。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一:理智定律。人类最理智的时候,往往是别无选择的时候。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二:时间定律。不要试图给你的生命增加时间,而是要给你的时间生命。
人生秘密定律之廿三:冒险定律。人生中有时不去冒险比冒险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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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有诀窍，古诗中的用人智慧】诗词曲赋，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诗除表达报国情、忠贞气、爱情美、山河秀外，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才观。悉心研读这些诗句，对于我们正确识人、用人、育人能有所启迪。#历史冷知识#
《诗经》中就有不少关于识人用人的篇章，其中《大雅·文王》在歌颂周文王姬昌的功绩时，突出总结了他重视贤才的成功经验：“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大意是说，那许多美好的人才，生在这个国度里，成为国家的栋梁。正是这贤才济济的局面，使文王为天子的周王朝得以稳定、安宁。与得贤则兴相对照，如果失去贤才，国家就必然危困，《大雅·瞻印》篇尖锐地指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当良臣贤士都走光的时候，国家的命运就危险了。
唐代中期杰出诗人李贺聪明早慧，七岁即能为辞章。大文豪韩愈和皇甫湜听了，未予置信，亲自到他家里考核。但见李贺授笔立就，出口成章，二人为之赞叹，直称我朝有幸，又出诗童。在李贺的诗作中，咏马的诗特多，李贺原非咏物诗人，也不是养马、识马的专家。他在诗中名为咏马，实借马为言，以马自况，表达他对于识才、用才的见解。如“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伯乐向前看，旋毛在腹间。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等都是从描述马的外表神态入手，进而揭示马的品质和神韵，让人们分辨骏马和驽马的区别。同时，对那些不识马、只用普通方法喂养良马的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李贺从识马、育马、用马中深悟出识人、育人、用人之道，揭示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当用其时、其长，避免用其短；用人如赛马，多在实践中摔打和考验等用人思想。
对于如何识别人才，古来多有困惑。白居易的一首《放言》，讲的就是辨识人才真伪的：“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吟诵白居易的诗句，不觉想起《论语》中的一件事：孔子劳苦奔波，在陈蔡讲学时断炊，弟子皆面有饥色，孔子便发动大家找当地百姓赈济，弄来一点米，叫颜回拿去煮粥。粥熟后，孔子见颜回用手抓甑里的粥往口里放，他佯装没看见。吃饭时，便以闲聊的语气对颜回说：“刚才我睡午觉做梦，梦见先君。饭要先饷先君，而后才轮到自己吃。”颜回知道老师是在批评他的行为，于是解释：“学生刚才见到有灰烬飞到粥里，连粥一起弄出来扔掉又不好，于是自己就吞到肚子里去了。”孔子听了，十分感动，很不好意思，叹道：“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也。”从一小勺粘了灰的粥，孔子悟出知人之难的道理，认识到光凭眼看、光凭印象都是靠不住的。
识人难在哪里？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要看准看真实属不易，况且有些人格低下之辈，为达到一己私利，常常以假象掩其卑劣，一旦骗取信任被举荐用之，其丑陋面目才会逐渐暴露。而选人者或囿于眼力所限，或不听别人的意见，或私欲作祟，也容易看错。白居易的诗，对于我们如何识人用人有很好的启示。考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否可靠，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必须多方听取意见，尤其是注意分析那些不同的意见，不能只看他的长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如今，在选人用人问题上，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按条件选人，用制度选人，方可最大限度地克服识人用人上的偏差，真正做到把人看准用好，取信于民。
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写得也很有意趣和哲理。诗曰：“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诗很直白，但阐发的道理却很深刻。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善用其长事则成，误用其短事则败。人才也是如此，世上全才、通才少有，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缺陷。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知人善任，做到随才器使，用当其才。
“自古完人何处寻？用才尽可效西邻。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这是一个叫张锋的人写的诗。诗中蕴含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西邻之人共有五子：一子质朴老实，一子聪颖伶俐，一子失明，一子驼背，一子跛足。朴者、敏者倒好安排，父亲分别让他们务农和经商。那么，那三个身有残疾的儿子怎么办呢？西邻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失明者，记忆力强，让他去学算卦；驼背者，分派他去搓麻绳；跛足者，叫他去纺线。这样五个儿子各得其所，均无冻饿之虞。张锋的这首诗，对西邻的用人之道给予褒奖，说的是知人善任的道理。管理科学中有句颇为警策的名言：“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材料。”反转过来，也可以说，有用之才假如放错了位置，有时也会变得无用。参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用人才自然会如云涌现。
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使用，形成一道百舸争流、浪遏飞舟的魅人风景，则干任何事情都有依凭、有信心。
《诗经》中就有不少关于识人用人的篇章，其中《大雅·文王》在歌颂周文王姬昌的功绩时，突出总结了他重视贤才的成功经验：“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大意是说，那许多美好的人才，生在这个国度里，成为国家的栋梁。正是这贤才济济的局面，使文王为天子的周王朝得以稳定、安宁。与得贤则兴相对照，如果失去贤才，国家就必然危困，《大雅·瞻印》篇尖锐地指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当良臣贤士都走光的时候，国家的命运就危险了。
唐代中期杰出诗人李贺聪明早慧，七岁即能为辞章。大文豪韩愈和皇甫湜听了，未予置信，亲自到他家里考核。但见李贺授笔立就，出口成章，二人为之赞叹，直称我朝有幸，又出诗童。在李贺的诗作中，咏马的诗特多，李贺原非咏物诗人，也不是养马、识马的专家。他在诗中名为咏马，实借马为言，以马自况，表达他对于识才、用才的见解。如“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伯乐向前看，旋毛在腹间。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等都是从描述马的外表神态入手，进而揭示马的品质和神韵，让人们分辨骏马和驽马的区别。同时，对那些不识马、只用普通方法喂养良马的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李贺从识马、育马、用马中深悟出识人、育人、用人之道，揭示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当用其时、其长，避免用其短；用人如赛马，多在实践中摔打和考验等用人思想。
对于如何识别人才，古来多有困惑。白居易的一首《放言》，讲的就是辨识人才真伪的：“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吟诵白居易的诗句，不觉想起《论语》中的一件事：孔子劳苦奔波，在陈蔡讲学时断炊，弟子皆面有饥色，孔子便发动大家找当地百姓赈济，弄来一点米，叫颜回拿去煮粥。粥熟后，孔子见颜回用手抓甑里的粥往口里放，他佯装没看见。吃饭时，便以闲聊的语气对颜回说：“刚才我睡午觉做梦，梦见先君。饭要先饷先君，而后才轮到自己吃。”颜回知道老师是在批评他的行为，于是解释：“学生刚才见到有灰烬飞到粥里，连粥一起弄出来扔掉又不好，于是自己就吞到肚子里去了。”孔子听了，十分感动，很不好意思，叹道：“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也。”从一小勺粘了灰的粥，孔子悟出知人之难的道理，认识到光凭眼看、光凭印象都是靠不住的。
识人难在哪里？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要看准看真实属不易，况且有些人格低下之辈，为达到一己私利，常常以假象掩其卑劣，一旦骗取信任被举荐用之，其丑陋面目才会逐渐暴露。而选人者或囿于眼力所限，或不听别人的意见，或私欲作祟，也容易看错。白居易的诗，对于我们如何识人用人有很好的启示。考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否可靠，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必须多方听取意见，尤其是注意分析那些不同的意见，不能只看他的长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如今，在选人用人问题上，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按条件选人，用制度选人，方可最大限度地克服识人用人上的偏差，真正做到把人看准用好，取信于民。
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写得也很有意趣和哲理。诗曰：“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诗很直白，但阐发的道理却很深刻。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善用其长事则成，误用其短事则败。人才也是如此，世上全才、通才少有，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缺陷。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知人善任，做到随才器使，用当其才。
“自古完人何处寻？用才尽可效西邻。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这是一个叫张锋的人写的诗。诗中蕴含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西邻之人共有五子：一子质朴老实，一子聪颖伶俐，一子失明，一子驼背，一子跛足。朴者、敏者倒好安排，父亲分别让他们务农和经商。那么，那三个身有残疾的儿子怎么办呢？西邻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失明者，记忆力强，让他去学算卦；驼背者，分派他去搓麻绳；跛足者，叫他去纺线。这样五个儿子各得其所，均无冻饿之虞。张锋的这首诗，对西邻的用人之道给予褒奖，说的是知人善任的道理。管理科学中有句颇为警策的名言：“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材料。”反转过来，也可以说，有用之才假如放错了位置，有时也会变得无用。参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用人才自然会如云涌现。
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使用，形成一道百舸争流、浪遏飞舟的魅人风景，则干任何事情都有依凭、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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