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App“拉人头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难逃传销之嫌】#临沂身边事#
“赚钱”App提现套路多意在拉人头 专家提醒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难逃传销之嫌
看新闻赚现金、刷视频拿红包，甚至走路、睡觉都有人给你“发福利”……人们不禁感叹，在互联网时代，赚钱竟已变得如此容易？
近年来，各类“赚钱”App层出不穷，吸引无数民众下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韬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App大多采用“拉人头”的营销手段，平台要严格明晰营销与传销的界限，避免越界。
“赚钱”App“拉人头”成固定套路
年轻的宝妈韩迪在空闲时喜欢刷刷短视频，一次某短视频平台弹出的一则“看视频就能轻松赚大钱”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通过链接，她下载了该款软件。
“刷一条视频会给相应的音符，10000音符可兑换1元人民币，完成每日签到也会额外获得现金奖励。”因为该软件没有提现限制，因此韩迪在下载后便顺利提现了签到得来的1元钱，此后系统推送消息“提醒”她可以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赚更多钱。
“首次邀请当日必得35元”的宣传让心动的韩迪将下载链接发给了朋友，在朋友用她发送的链接下载软件后，软件显示钱已到账，系统提醒仍可继续邀请好友下载，不断扩充资金，但在成功邀请3位好友后，韩迪在此后又陆续邀请了5位新人注册，但软件均显示邀请失败，没有再发放相应奖励。
使用软件后，韩迪也发现如果不靠“拉人头”，单靠刷视频的收益很低，而平台提现有固定档位，除最低的一档是0.3元外，其余档位最低也要15元，金额不够就无法提现，只能去挖新用户，赚取“人头费”。
与韩迪相比，在北京从事个体生意的李博不但没从一款同样号称“刷视频赚钱”的App中赚到钱，反而还“搭了钱”。他使用的这款App通过刷视频获取代币来兑换现金，但代币兑现，平台要扣不少手续费，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通过拉新人加入，拉的人越多，获取代币越多，提现手续费也会相应降低；二是通过充值购买一定数量代币，以解锁一些高等级任务，获取更多代币。但在充值后，李博发现作任务依旧收益甚微，坚持一个月的收益还不及充值费用。
当前在手机应用市场中，打着“赚钱”噱头的App不在少数，且覆盖领域很广。记者下载几款软件后发现，此类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都会插入其他同类型软件广告，并以红包图标或“点击赚钱”等字样吸引用户下载。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恐涉嫌传销
每款“赚钱”软件几乎都在宣称无套路，但记者实测后发现，除了在提现环节困难重重外，这类软件一个最核心的套路就是“拉人头”，用户要想获得高收益，必须拉更多人“入伙”。
事实上，“拉人头”的方式并非“赚钱”类App独有，当前很多软件都有所谓的“拉新”优惠手段来提高下载量和流量。
“根据2005年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中关于传销的定义，‘拉人头’行为属于传销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张韬提醒，在App“拉人头”行为愈加频繁的当下，应警惕其滑向传销违法行为。
此前，也有包括“趣步”等App因涉嫌传销被相关部门调查，如何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营销手段，哪些涉嫌传销？
张韬指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基于这一定义，张韬认为，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组织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成员发展下级成员，并根据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级成员人数给予经济奖励，则可能构成传销。比如，某些App鼓励用户发展下线，在给予红包返现奖励的同时又把用户分成一星达人、二星达人、三星达人等级别，等级与发展下线人数成正比，每级有高低不等的分成奖励，便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此外，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收取所谓入门费，比如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为条件来取得加入资格的，也有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进一步指出，App“拉人头”行为是否构成传销要看是否构成了“人员链”和“金钱链”。具体而言，“人员链”就是通过发展下线，使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上下层级，组成上下线的人际网络；“金钱链”则是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每一级都可以从下一级加入的会员费或其他费用中抽取一定的提成或佣金。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对于App“拉人头”的营销模式不能“一刀切”地草率认定为传销，而是应结合用户发展模式和规则、给予经济奖励的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的规则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朱巍曾研究过一些以“拉人头”作为营销手段的软件，发现这类软件大多没有对人员层级进行划分，只是用红包、返现等手段鼓励用户不断推荐新用户注册使用，虽然往往会在提现环节设置一定的套路，甚至存在欺骗误导用户的行为，但单就此类“拉人头”的行为来说，并不属于传销范畴。
需强化应用程序平台审查义务
某App以秒杀商品、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虚假商品交易为名，通过返还收益金、奖励购物金、补贴金等形式，发展区域经理、区域总监，诱使会员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以获取收益、赚取差价，不断扩大资金交易链；某App通过要求会员向其上线购买“欢乐豆”，再用“欢乐豆”在App内抢购平台推出的虚假商品订单，加价后向下级会员转卖以获取差价，通过虚假订单在会员间逐级流转获利……近年来，相关部门公布了多起利用App进行网络传销的案例。
在赵占领看来，相比传统的线下传销，披着“互联网+”外衣的线上传销模式层出不穷，隐蔽性更强，涉及人数更多，金额更高，危害性也更大，在一些利益驱使之下，民众缺乏甄别能力，容易“中招”。这就需要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加大对此类行为的监管力度，形成监管合力，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高民众意识。同时应考虑发布相关规范，对App“拉人头”的营销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越界。
张韬对此表示认同，他补充指出，现有法律对传销行为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未对具体判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不明确的违法标准也会助长经营者的投机主义行为，建议应针对新形态的网络传销类型，规定传销行为的具体判断标准。
“此前一些曾因‘拉人头’发展下线而涉嫌网络传销被查处下架的App，有不少又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以另外一款App重新上架出现。”张韬认为，这与现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中对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不高有关。
“应在法律法规中着重强化应用程序平台的义务。”张韬指出，202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大大强化了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和技术措施，及时发现防范应用程序违法违规行为。可考虑将利用应用程序进行传销作为应用程序平台应当及时发现防范的违法行为之一来进行强调。同时，应引导应用程序平台对采取类似“拉人头”营销模式的应用程序进行特别监督，在平台对其风险进行警示和标识，一旦发现其营销“失控”演变为传销时，应当及时采取暂停服务、下架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赚钱”App提现套路多意在拉人头 专家提醒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难逃传销之嫌
看新闻赚现金、刷视频拿红包，甚至走路、睡觉都有人给你“发福利”……人们不禁感叹，在互联网时代，赚钱竟已变得如此容易？
近年来，各类“赚钱”App层出不穷，吸引无数民众下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韬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App大多采用“拉人头”的营销手段，平台要严格明晰营销与传销的界限，避免越界。
“赚钱”App“拉人头”成固定套路
年轻的宝妈韩迪在空闲时喜欢刷刷短视频，一次某短视频平台弹出的一则“看视频就能轻松赚大钱”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通过链接，她下载了该款软件。
“刷一条视频会给相应的音符，10000音符可兑换1元人民币，完成每日签到也会额外获得现金奖励。”因为该软件没有提现限制，因此韩迪在下载后便顺利提现了签到得来的1元钱，此后系统推送消息“提醒”她可以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赚更多钱。
“首次邀请当日必得35元”的宣传让心动的韩迪将下载链接发给了朋友，在朋友用她发送的链接下载软件后，软件显示钱已到账，系统提醒仍可继续邀请好友下载，不断扩充资金，但在成功邀请3位好友后，韩迪在此后又陆续邀请了5位新人注册，但软件均显示邀请失败，没有再发放相应奖励。
使用软件后，韩迪也发现如果不靠“拉人头”，单靠刷视频的收益很低，而平台提现有固定档位，除最低的一档是0.3元外，其余档位最低也要15元，金额不够就无法提现，只能去挖新用户，赚取“人头费”。
与韩迪相比，在北京从事个体生意的李博不但没从一款同样号称“刷视频赚钱”的App中赚到钱，反而还“搭了钱”。他使用的这款App通过刷视频获取代币来兑换现金，但代币兑现，平台要扣不少手续费，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通过拉新人加入，拉的人越多，获取代币越多，提现手续费也会相应降低；二是通过充值购买一定数量代币，以解锁一些高等级任务，获取更多代币。但在充值后，李博发现作任务依旧收益甚微，坚持一个月的收益还不及充值费用。
当前在手机应用市场中，打着“赚钱”噱头的App不在少数，且覆盖领域很广。记者下载几款软件后发现，此类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都会插入其他同类型软件广告，并以红包图标或“点击赚钱”等字样吸引用户下载。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恐涉嫌传销
每款“赚钱”软件几乎都在宣称无套路，但记者实测后发现，除了在提现环节困难重重外，这类软件一个最核心的套路就是“拉人头”，用户要想获得高收益，必须拉更多人“入伙”。
事实上，“拉人头”的方式并非“赚钱”类App独有，当前很多软件都有所谓的“拉新”优惠手段来提高下载量和流量。
“根据2005年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中关于传销的定义，‘拉人头’行为属于传销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张韬提醒，在App“拉人头”行为愈加频繁的当下，应警惕其滑向传销违法行为。
此前，也有包括“趣步”等App因涉嫌传销被相关部门调查，如何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营销手段，哪些涉嫌传销？
张韬指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基于这一定义，张韬认为，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组织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成员发展下级成员，并根据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级成员人数给予经济奖励，则可能构成传销。比如，某些App鼓励用户发展下线，在给予红包返现奖励的同时又把用户分成一星达人、二星达人、三星达人等级别，等级与发展下线人数成正比，每级有高低不等的分成奖励，便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此外，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收取所谓入门费，比如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为条件来取得加入资格的，也有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进一步指出，App“拉人头”行为是否构成传销要看是否构成了“人员链”和“金钱链”。具体而言，“人员链”就是通过发展下线，使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上下层级，组成上下线的人际网络；“金钱链”则是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每一级都可以从下一级加入的会员费或其他费用中抽取一定的提成或佣金。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对于App“拉人头”的营销模式不能“一刀切”地草率认定为传销，而是应结合用户发展模式和规则、给予经济奖励的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的规则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朱巍曾研究过一些以“拉人头”作为营销手段的软件，发现这类软件大多没有对人员层级进行划分，只是用红包、返现等手段鼓励用户不断推荐新用户注册使用，虽然往往会在提现环节设置一定的套路，甚至存在欺骗误导用户的行为，但单就此类“拉人头”的行为来说，并不属于传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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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韬对此表示认同，他补充指出，现有法律对传销行为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未对具体判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不明确的违法标准也会助长经营者的投机主义行为，建议应针对新形态的网络传销类型，规定传销行为的具体判断标准。
“此前一些曾因‘拉人头’发展下线而涉嫌网络传销被查处下架的App，有不少又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以另外一款App重新上架出现。”张韬认为，这与现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中对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不高有关。
“应在法律法规中着重强化应用程序平台的义务。”张韬指出，202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大大强化了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和技术措施，及时发现防范应用程序违法违规行为。可考虑将利用应用程序进行传销作为应用程序平台应当及时发现防范的违法行为之一来进行强调。同时，应引导应用程序平台对采取类似“拉人头”营销模式的应用程序进行特别监督，在平台对其风险进行警示和标识，一旦发现其营销“失控”演变为传销时，应当及时采取暂停服务、下架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与去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表述相比，要求更高、方向更明。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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