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球迷冲突事件死亡人数下调至125人#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足球既是人类历史上最受欢迎、商业上最成功的体育项目之一,但在体育赛事引发的安全事故列表中,也占据了许多位置。就在昨天,即当地时间10月1日晚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一场惨痛悲剧,再次在足球史上留下了令人心痛的一笔记录。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一条plog告别九月# 想念拔牙前的生活[泪]
九月最悲伤的事情:月末拔了一颗智齿,肿成蜜蜂狗,说不了话,吃不了饭,刚拔两天就瘦了五斤,体会到了原来真的会饿的眼前发黑。处于绝食状态,每天去挂吊瓶,都没被压垮,这两天上班被印度人搞崩溃了,不想和印度人交流了[怒骂]。
希望十月要拔的最后一颗智齿能懂事点,不要再肿这么厉害了
九月最悲伤的事情:月末拔了一颗智齿,肿成蜜蜂狗,说不了话,吃不了饭,刚拔两天就瘦了五斤,体会到了原来真的会饿的眼前发黑。处于绝食状态,每天去挂吊瓶,都没被压垮,这两天上班被印度人搞崩溃了,不想和印度人交流了[怒骂]。
希望十月要拔的最后一颗智齿能懂事点,不要再肿这么厉害了
【望岳谈|孔子与托尔斯泰“尼山对话”:战争与和平,忧思和答案】9月26日至28日,2022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办。活动期间,驻华使节出席开幕式并参加相关活动,这其中“孔子与托尔斯泰:跨越时空的对话”——孔子与托尔斯泰思想对话会引人注目。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俄乌战争已历经6个多月仍无分晓,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刻,两位文化大师级人物举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富有现实意义。
孔子和托尔斯泰是思想上的同路人。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读过英文本《四书》,是一位孔子思想的爱好者,享有“俄罗斯孔子”的美誉,两位大师的忧思和智慧,具有契合点。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写信给好友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托尔斯泰参加过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大贵族家庭的经历为主线,写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影响。曾经负约的娜塔莎,意外地在伤员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安德烈,她向他谢罪,并精心地看护他。彼此间又旧情重萌,但为时已晚,安德烈伤口恶化,不久即在睡梦中逝去,这是战争留给人们的爱情之痛。
托尔斯泰在作品序言中深刻反思战争中的人性之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的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的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但托尔斯泰在读了孔子著作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84年写出的《论孔子的著作》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比托尔斯泰早出生2300多年。面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孔子倡导“仁”的思想,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当自己的主张难以实现时,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但终其一生,孔子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其“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对今天处理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首先,孔子倡导的“礼仁”思想正是人类对动物本性的脱离,为人类社会正常合作交往、避免战争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
儒家学说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人更高级,爱人要胜过爱动物。《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在古代十分贵重,普通仆人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匹。但孔子认为马再贵也比不上人,儒家等级框架中,人就是比动物高级。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将“人禽之辨”这个命题与其人性论思想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守礼不仅无违于人性,同时也是人禽之辨的界标,《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之“心”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在于这种精神追求会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即礼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人之有道也”。
其次,“和”是以仁爱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思想,“和”不但可以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国家内部关系,而且可以解决国际争端。
“和”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是国家治理的目的。
“和”可以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协和万邦思想的产生,是“和”的思想运用到人与人、国家治理之后,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协和万邦”被新中国发扬光大,并被运用到外交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要求从根本上破除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力至上的旧安全观。近70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宝贵思想若隐若现。这些本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思想,被放大之后,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今天,孔子和托尔斯泰隔空对话,让我们感到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争执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尼山论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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